博尔顿
“艾琳,你为什么给我打电话?”
“我又收到一封特里的邮件。”
“哦。”
“里面附了一封麦克里迪太太的信。”
“好吧。有什么新闻吗?”
“她还不错。企鹅生小企鹅了。”
我笑了,我听出来不止这么点事。“还有呢?”
“麦克里迪太太在信里提到,她还让特里给你发了封邮件。你收到了吗?”
这还真是有意思,薇若妮卡奶奶给我写了封信?我猜她一定是解释关于盒子的事情。
“我今天还没看邮件。”我对艾琳说。
她迫不及待地说:“我觉得一定是很重要的事,我觉得应该是……嗯,你懂的。你最好赶紧看看,我等着。”
我不看她是不会挂电话的,我为什么总碰上这么强势的女人?我疲惫地拿出笔记本电脑,打开邮箱。没错,确实有一封来自“Penggroup4Ant”的邮件。我迅速地浏览了一下。
“确实有,”我对艾琳说,“很短。奶奶写得就更短了。算不上是封信,就是些数字。我猜肯定是盒子的密码。”
“噢,我一直都很好奇盒子里到底是什么。要知道,她就是打开盒子以后才开始变得……变得这么奇怪的。”
“啊,是这样吗?”
“没错。先是找中介机构啊,然后去找你,后来又突然跑到南极去拯救企鹅。你现在要打开盒子吗?”
真是够爱管闲事的!
“行吧,现在打开。”我说完便挂了电话。
她多半晚点会再打电话过来,聊聊天气后突然来一句:“噢,对了,你在盒子里找到什么了?”不过呢,她这个人的心眼还是很好的。
我蹲在地板上,把那盒子从床底下拖出来,迫不及待地把挂锁上的数字拧到正确的位置,“啪”的一声,挂锁打开了。
里面只有几个破旧的黑皮本子,上面没有标题,也没有任何文字。我翻开顶上的一本,里面的每一页都是手写的,写得很紧凑,很整洁。那是用蓝墨水写的,是老式的斜体字,很像奶奶的笔迹,但要更柔和、饱满一些。这似乎是多年前的一个十几岁女孩的日记,日记是从1940年开始写的。看来我要开始一段时光旅行了。
我坐在**,随便读了几篇。
1940年7月20日,星期六
谢普尔布什
是我不寻常吗?我想一定是吧。今天我出去走了走,似乎所有人都在盯着我看—又是这样!
自从我像妈妈说的“再一次快速发育”以来,我就越来越注意到这种情况。男孩子们总盯着我看,女孩子也总盯着我的身体,像是想偷走我的身材。
经过蔬菜水果店的时候,我偷偷瞥了一眼橱窗里自己的倒影。那就是我,飘浮在一堆苹果上面,栗色的卷发从宽檐帽里倾泻而下,穿着妈妈说特别不实用的那条桑葚色塔夫绸连衣裙(我求了她好久,她最终还是给我做了),看起来很苗条。我真的很喜欢这条裙子,因为它很显腰身,柔软的裙摆轻拂我的腿,不像其他女孩穿的那种清爽简单的直筒裙。今天唯一破坏我形象的,是我必须随身携带的挂在绳子上的盒子,它太无聊了。我真希望我永远都不会有机会戴盒子里的那个黑不拉几、丑得要命的防毒面具。我把盒子拨到另一边,这样就不用看到它了。只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正确的事情上,你就会很快乐,这多棒啊!
一切看起来宛如田园诗,在阳光下闪着蜜糖般的光辉。街上,一群孩子滚着个木圈从我身边跑过;女人们排队站着,闲聊着肉的配给,互相比较着各自篮子里的东西。你不会知道,她们中的一半人整夜都瑟缩在避难所里,耳边回**着空袭警报的哀鸣。
我穿过拉文斯考特公园回家,发现了被拴在栏杆上的塔夫蒂。一看见我它就开始狂摇尾巴,我不知道它的主人是谁,但几乎每天早上它都被拴在那儿好几个小时。对一只可爱的小苏格兰狗来说,这真是件太邪恶的事情。我超级想要把它带回家,可爸爸妈妈不同意。今天,它那残忍的主人就这样把它留在炎炎烈日下,所以我把它解开,遛了它一小会儿,让它在湖里凉快了一下,再找了一个树荫下的位置,把它拴回栏杆上。那是一棵又大又漂亮的雪松树。它高兴得蹦跶起来。
等它主人回来,发现它被拴到了几英尺之外,还浑身湿透,会怎么想呢?哈哈哈!
有传言说这里的栏杆要被拆掉,因为制造战争武器需要铁。我不知道如果那样的话塔夫蒂会被拴到哪里去。
一群人聚在舞台周围。乐队演奏出熟悉的曲调,好多观众跟着唱起来,晃着头,甚至还有几对情侣在草地上跳起舞。音乐一直在我脑海中回响,一直到现在我都还能听到。
稍后
老天,我之前写那些的时候,完全不知道一切都将改变。我一写完日记,就跑下楼去,高声哼唱:“跳兰贝斯走步舞啦—欧耶!”
妈妈冲我喊道:“薇若妮卡,你就不能安静点吗?你都快把我吓死了!”
我摇头晃脑、蹦蹦跳跳地进了厨房,嘴里还哼着歌,唱到“欧耶”时正好来到了爸爸面前,我猛地停了下来。他坐在摇椅上,抽着他的“忍冬花”牌香烟,大腿上摊着今天的报纸。他咧嘴笑了。
“爸,妈,你们能教我跳兰贝斯走步舞吗?”
他们几乎每周都去跳舞,他们知道所有的舞步。
“现在不行,薇若妮卡,”妈妈在炉子边答道,“我手上全是面粉。”
“爸爸,那你可以教我吗?”
可爸爸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嗯,薇薇……”
(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会叫我“薇薇”的人。我喜欢听他用苏格兰口音念出这个词。不幸的是,我并没有继承他的口音。我的口音是纯正的英语,和妈妈一样。)“如果你愿意为我们做点事情的话,我就教你跳兰贝斯走步舞。”他说,“好啦,别噘嘴了!”
也许我确实是在噘嘴,就轻轻噘起来一点点而已嘛。“是不是又是很糟糕的事呀,爸爸?最近总是这样。”
爸爸、妈妈最近都变了。我在他们身上感觉到一种沉重,还听到过他们很认真严肃地讨论问题直到深夜。可有些时候,他们身上又满是疯狂的欢快,像是要在热情耗尽之前尽可能让自己享受更多的快乐。
爸爸在烟灰缸里掐灭了烟,握住我的双手,他说:“薇薇,你长大得太快了,实在是太快了。”
爸爸摆出最慈祥的面容,那面容却布满了忧虑的皱纹。妈妈从炉边走开,走过来,在他身边坐下,在围裙上擦了擦手。
我扬起下巴,问道:“怎么样了?”
“嗯,你不是一直想去乡下生活吗?”
“我们要搬家了吗?”我问。
“不,不行。至少不能全家搬走。”
“我们在这里都有工作要做,”妈妈说,“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她最近接受了驾驶救护车的培训。她之前总被家务事缠得脱不开身,现在她比那时候要开心得多,我们都能看出来。爸爸也很为他的工作骄傲。他参加了上一次战争,但现在他的年纪太大了,不能再上战场打仗了。他现在成了个防空袭警卫。
我不喜欢爸爸妈妈这么严肃的样子。我正想跳舞呢。
“你现在有个机会可以去德比郡。”爸爸说。
“什么?为什么?”现在很多孩子都离开了伦敦,蒂娜和蒂姆就在路上。可我一直以为这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你知道为什么的,薇薇。那边比这里安全多了。我们收到了你姑妈玛格丽特的邀请,你可以去和她住。”
“噢,不要!我不要和玛格丽特姑妈住!和谁住都行,就是不要和她!”
妈妈叹了口气,说:“很抱歉,宝贝,我知道这不理想,可要不这样,你就得去住陌生人家了。能提出邀请,玛格丽特姑妈真是太好了。”
“我讨厌这愚蠢的战争!”我喊道。
“我们都讨厌,”爸爸说,“但这没有你想的那么糟。你只有周末住在玛格丽特姑妈家,其他时间会住在新学校里—圣凯瑟琳学校。开战前这学校在约克,但现在所有的学生都被转移到了邓威克堡。那是座巨大的乡间别墅,有塔楼,和城堡差不多。”
我在照片上见过那样的建筑。大楼里,戴着头巾帽的女佣把头伸出窗外抖着床单,偶尔一个英俊的年轻人骑着马从草地上飞驰而过。那也许还行吧。我不想离开爸爸妈妈,但他们对我实在是太过度保护了。他们到现在还是把我当孩子,可是老天啊,我都十四岁了!
我看看妈妈,再看看爸爸。他们做出这个决定也并不容易。
“那好吧,我去。”
他们终于松了一口气。我仿佛能看到他们重新开始呼吸。
“爸爸,现在可以教我跳兰贝斯走步舞了吧?你答应过的。”
他站起来,缓缓地、夸张地向我鞠了一躬:“小姐,能有幸请你跳支舞吗?”
“当然啦!”我高声应道。我们就这么在厨房地板上跳了起来。
妈妈脱下围裙,挂到门后的钩子上,默默地上了楼。
晚上晚些时候,我在餐桌上写这篇日记的时候,她回来了,她的眼睛又红又肿。
1940年8月16日,星期五
在去德比郡的火车上
我并不怎么想见到玛格丽特姑妈,好在我有这个吊坠盒,这是爸爸给我的,我可喜欢了。这以前是我奶奶的,银盒子上是卷曲的叶子图案,当中还刻了一个“V”,代表“维奥莱”—不过现在它代表“薇若妮卡”了。对我来说,它比任何其他行李都重要。它比那条桑葚色的裙子重要,比我最喜欢的关于动物的书重要,甚至比我最最珍贵的巧克力还重要。
现在我也没遇上过英俊的王子,所以我坚持让爸爸妈妈每人给我一绺头发放进吊坠盒里。我可以告诉新学校的同学,那是两位年轻的罗密欧的头发,我还没有决定哪一个可以得到我的爱。
我还想过弄一点塔夫蒂身上的毛也放进吊坠盒里,可今天早上太匆忙了,没有时间。我希望没有我它也能过得好。
爸爸妈妈和我吻别,爸爸说:“薇薇,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要坚强!”
我当然会坚强的,我一直都很坚强,但我确实有点紧张。我的新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会遇到男孩子吗?
在我的记忆里,玛格丽特姑妈的形象很模糊。我能记得的是她可不会让任何雄性生物靠近。这真是不幸,但我希望我能找到我的办法。
还是8月16日,傍晚
玛格丽特姑妈在阿格沃斯的家
我从德比郡火车站一下车,一个身穿棕色外套、裹着头巾的瘦削身影便上前迎接了我。玛格丽特姑妈的样子让我想起老鹰,尤其是她那喙状的鼻子和眼皮很厚的眼睛。她俯下身来吻我,却没有完全凑上来,只是吻了一下离我脸颊一英寸远的空气。
“孩子啊,你变了。”她轻声说。我答道:“很好。”我们之间已经有了敌意。去往阿格沃斯的大巴车上,谈话的氛围十分紧张。姑妈一边打量着我的脸,一边问我爸爸妈妈的事,好几次对我的回答发出“啧啧”声。整趟旅程她都把一个购物篮放在膝盖上,用满是皱纹、指节发白的手紧紧抓着篮子的把手。
阿格沃斯的村庄还挺漂亮,但整个村庄都灰蒙蒙的。这里的多数房子都矮矮胖胖,是用石头造的,屋顶盖着石板。以前我只在一些家人的婚礼和葬礼上见过玛格丽特姑妈,从没来过她的家。我发现它还挺宽敞,但实在也太寡淡了。墙上唯一的装饰是绣着《圣经》句子的挂件—“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之类的。客厅里有台无线收音机,但姑妈说她只听宗教节目和新闻。我知道想听音乐是没戏了。
我的卧室是屋檐下一个小小的房间,天花板很低,洗漱台上还有一幅圣母玛利亚的画像。圣母看着我的样子优越感满满,所以我把画转了过去,让她面朝墙壁。嗯,这样好多了。
窗外是一片花园,这是这间卧室的唯一可取之处。刚才我在窗户前待了整整一个小时,看着鸟儿在三棵苹果树上飞来飞去。我以前常和爸爸去乡间散步,所以知道了各种鸟的名字:金翅雀、乌鸫、霸鹟、画眉、知更鸟、蓝冠山雀、大山雀、渡鸦等。我真希望我能骑上它们飞回家。
1940年8月29日
邓威克堡的圣凯瑟琳学校
现在的生活和以前大不一样了。每周一早上,我坐着马拉的送奶车去学校,周六搭乘同样的交通工具回到姑妈家。送奶车载着我和其他几个女孩,缓慢地穿过村庄,马蹄声嗒嗒作响。驾车的是班纳特先生,一个温和的中年人,非常有礼貌。每到一站,他卸下牛奶后都会向我们脱帽致意,逗得我们咯咯笑。
邓威克堡在远处看起来很大,也很阴森。由于有两座圆形塔楼,甚至还有几座城垛,这地方看起来倒没有那么方方正正了。这里的景色也很是惊心动魄:出现在德比郡的荒山野岭中的这么一块飞地,上面生长着雪松、橡树和参天的板栗树。
房子里到处都是大理石壁炉、镶钻石的窗户和嘎吱作响的橡木楼梯。尽管贵重的东西都收起来了,这还是幢华丽的老建筑。我已经给爸爸妈妈写过信,向他们描述过栏杆上雕刻的美人鱼,闪闪发光的枝形吊灯,还有邓威克堡里其他的美丽事物。
我没向他们说起的是,我实在是太想家了。我也没有提到,这里完全没有英俊的王子。
我本来也准备好了放低标准,可这里连正常的男孩子也没有。由于战争带来的改组,许多学校都已经开始同时招收男女学生,可圣凯瑟琳学校依然为它是一所纯粹的女校而自豪。
我们的女校长哈里森小姐永远在安慰为当下过度宽松的道德观而焦急的父母,至少他们的女儿将不会受到污染。
功课倒不是什么问题,我最喜欢的科目是地理、数学和科学,吸收新知识对我来说似乎不费吹灰之力。有时候我回答老师的问题太快了,我的同学们会瞪着我,还会做鬼脸,好像是我太无礼。我觉得她们不太喜欢我。
我和另外五个姑娘同住一间宿舍,她们互相都很熟。因为口音太重,有时我很难理解她们在说什么。这所学校的大多数女孩平常都是成群结队的,她们总盯着我看。
第一天,我在走廊里路过两个同学,发现她们互相戳了戳对方,那个脸庞宽阔、长着朝天鼻的姑娘窃笑道:“她以为她是谁啊?”她的朋友,那个满脸雀斑还斜视的瘦弱女孩低声回应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
有时候我也不知道如此引人注目是不是件好事。在这里我是唯一一个留着如此自由生长的披散长发的女孩,其他人的头发要不规规矩矩地别在脑后,要不就是紧贴着头皮的小卷。她们全都在模仿格蕾西·菲尔兹的造型,她们冲我的宽身罩衫和飘逸的裙子翻白眼。我高昂着头,拒绝被她们吓倒。
但是,我的确感到很失望。住在这样的一座城堡里,生活理应很奢侈,可这里却只有阴郁苍凉。学校也是无聊透顶,其他女孩会互相交换夹心硬糖,但从来没有人分给过我。
1940年9月15日,星期天
姑妈家
时间慢慢由夏转入了秋,我们去周围的乡村探了几次险,学生和老师一起挎着篮子闲逛,采摘鲜花去送给医院里受伤的士兵,在灌木丛里寻找黑莓和玫瑰果。玫瑰果果冻应该能帮助补充维生素。
前几天我因为没吃完饭被训斥了一顿。那玩意儿算是土豆派吧,但味道实在太可怕了。我们的老师,讨厌的菲尔波茨小姐非要让我吃它,所以我故意把盘子“不小心”弄翻在了地上。
“噢,薇若妮卡,这是多么可怕的浪费啊!”她叫了起来。作为惩罚,她让我做了些额外的算术题。
“浪费”是个我反复听到的词。有几次我看到一个女孩因为她的猫或是狗被兽医安乐死而流泪—显然,给宠物喂食是一种“浪费”。这太可怕了。为什么动物要因为人类愚蠢的战争而被杀死?我真希望我那在拉文斯考特公园的朋友塔夫蒂能没事。每次打电话给爸爸妈妈,我都会问起它,可他们说已经很久没见到它了。我真是不忍心去想,我那爱摇尾巴的朋友可能已经死了。
最重要的是,每当听到有人在爆炸事件中丧生时,“浪费”这个词也会被用到,老师们会说:“这是多么可怕的对生命的浪费啊!”
周末总是很糟糕,姑妈的严格监管和那些沉闷得要命的宗教布道实在太难忍受了。今天同其他周日一样,我们去了教堂。我坐在坚硬的长椅上,很想知道上帝在玩些什么。
爸爸妈妈通常每周给我打一次电话。他们会向我讲述伦敦的生活,他们的邻居,他们在家中小花园里种的土豆和卷心菜的长势,有时也会提到飞机、爆炸和如雨点般落下的弹片。家里没有电话,所以他们要到谢普尔布什的防空袭办公室打电话。姑妈家的电话在门厅里,而且她所有电话都会听,所以我什么私密的话题也不能说。上个周末我在阿格沃斯格林的电话亭打给防空袭办公室,和爸爸通了话。听到他温柔的声音时,所有的不良情绪一下子涌了上来。我告诉他学校有多无聊,没有人和我做朋友,向他讲述我有多讨厌玛格丽特姑妈,是多么想要回家。他很安静,我能想象到他满脸写满同情的样子,爸爸总是能理解我的。
今天下午给我打电话的是妈妈。“亲爱的,真的很抱歉你过得不开心,可战争年代就是这样。我们只能苦中作乐了。”
“苦中作乐?我可是一点‘乐’都找不出来!”我抱怨着,完全没在意自己听起来是不是太夸张。
“别那么说!你知道生活中还是有很多欢乐的。”妈妈责备起我来,可她再怎么严厉也还是很温柔。她又说:“玛格丽特姑妈的事我也很抱歉,我知道她算不上个有趣的人,她从来不习惯家里有别人,她可能过得和你一样不舒服。”
我想妈妈大概是对的。她总是很能为别人着想,这一点比我强太多了。她继续说道:“我和爸爸找到了点能让你高兴起来的事情—每周六下午在阿格沃斯村公所有舞蹈课,从玛格丽特姑妈家步行十五分钟。你想学跳舞吗?”
“想!”她话音刚落,我就大声欢呼起来。
我是多么渴望跳舞啊!再说了,课上可能还会有男孩子……
1940年9月21日,星期六
玛格丽特姑妈家
真是让人难以置信,我开始上舞蹈课了,可这里居然连一个男孩都没有!!!我早该猜到这一点的,毕竟这活动的组织者是教会的工作人员。我们所有的女生只能互相搭档,轮流跳男生的部分。这里只有一台旧留声机和有限的几张唱片。
唉,不过呢,能跟着音乐动一动还是不错的。我们学快步舞、华尔兹和狐步舞。不是想自夸,但我真心觉得我是班上跳得最优雅的,其他女孩都学得太慢了。
至少她们比学校的同学要友好。上周六我和一个叫奎妮的女孩一起走了一段路回家,我们手挽着手,有说有笑特别开心。我想,要是假以时日,我们应该可以成为朋友。可就在这时,一个老男人在街上拦住了我们,他特别愤怒地质问我们:“你们不知道现在在打仗吗?”
这真的让我很生气,我对奎妮说:“老天啊,每个人都不停地说:‘你不知道现在在打仗吗?’我真讨厌这句话。我们当然知道啊,想不注意到都难呢!”
可奎妮却彻底冷淡了下来,变得闷闷不乐,好像享受生活已经变成了一件禁忌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