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4年，苏东坡离开黄州后，因为高太后主政，1085年一直到1089年，他又回到了朝廷，很快成为权力中心的核心人物。但又因为人事斗争，1092年主动要求外派，先后去了杭州、颍州、扬州、定州做知州，却经常想着要提前退休，因为他有淡淡的担心。政治很残酷，他的前辈像范仲淹、欧阳修，最后都不太如意，退隐到了地方。苏东坡觉得自己的余生也应该如此，离开京城，离开名利场，最好是到江南，安度晚年。

苏东坡一定觉得流放到黄州应该是他一生中最倒霉的事了，不会再有第二次。

但万万想不到的是，更倒霉的事情来了，而且来了两次：惠州、儋州，一次比一次倒霉。

1093年9月3日，高太后去世，哲宗皇帝独立执政。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皇帝对于太后和旧党，包括他的几个老师，都非常厌恶。也许从心理学上说，是因为从小被控制而产生的逆反心理。据文献记载，哲宗对人感叹，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他每次看到的都是大臣的“臀背”。这说明大臣没有把他当回事，只有一个叫苏颂的大臣，每次上朝完毕后还会回头向他示意。所以，后来他重用了这个大臣。这个细节透露出很丰富又很简单的一个心理现象—童年时代的创伤会影响成年之后的价值观。哲宗10岁的时候，就由高太后和旧党的大臣辅助执政，本来旧党和哲宗之间的关系有先天的优势，但他们失败了。哲宗不仅不亲近他们，反而很厌恶他们。

有人说旧党的这几位老师，包括苏东坡在内，在教育上都很失败，尤其是程颐，很迂腐。哲宗11岁那年，有一次课间休息，哲宗看到柳树上长满了新枝，在微风里飘拂，一时童心大起，折了一枝玩耍。结果引来程颐一顿教训，说“现在是春天，草木生长，万物复苏，皇上千万不要随意摧残生命，会伤了天地的和气。何况为君者，应该以仁爱为本，哪怕是一根小草，一棵小树，都要加以爱护”。道理当然没有错，但对于一个11岁的少年来说，这样的说教未免太煞风景了。

当然，哲宗厌恶旧党，不一定完全是教育方法的问题，还可能因为他和高太后之间微妙的关系。当时朝廷有人，大概是新党的人，挑拨离间，暗示高太后要扶持自己的儿子，而对哲宗不利。《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里记载了高太后去世之前的一个场景，当时她已经病重，把吕大防、范纯仁、苏辙几个老臣叫到床前，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第一，她特意说明自己的“一子一女病且死”，表明自己从未有过私心。第二，她告诫这几位臣子，“公等亦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新人”。“官家”即皇帝，意思是你们应该早早求退，可以让皇帝另用新人。如果祖孙俩关系融洽，她是绝对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的。

神宗不喜欢旧党，纯因政治见解上的分歧，所以，理性的成分居多，你还是可以和他讲道理的。神宗作为皇帝，努力平衡两方的力量，尽可能让人才为自己所用。所以，还能想起黄州的苏东坡，觉得人才太难得，“不忍终弃”。

哲宗不一样，他厌恶旧党，完全出于心理上的情结，非理性的成分居多。你没有办法和他讲道理。所以，苏东坡以及元祐党人，注定要遭遇北宋立国以来最严厉的处罚。哲宗首先把年号改成“绍圣”，意思是要恢复神宗的政策，1094年成了绍圣元年；其次是把元祐时期被贬的新党官员召回朝廷。

以章惇为首的“新党”重新掌权后，把元祐时期执政的旧党官员贴上了“元祐党人”的标签，并且定性为反对神宗、哲宗，后来上升到反对“国是”。一旦给某个群体贴上标签，就很难做理性的判断。新党的复仇心理，加上哲宗的心结，酿成了宋代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贬谪，大量的官员被贬到边陲。

北宋有不杀士大夫的传统，若士大夫犯错，一般就是被贬到比较偏远的地方，最多到黄州这样的地方，已经很倒霉了。最远的是岭南，但很少有人受过这样的处罚。元祐前期，蔡确因为写了一首《车盖亭诗》，被认为是毁谤太皇太后，有人主张把他贬到岭南。范纯仁听到后，就向宰相吕大防说：“我朝从乾兴以来，没有人被发配到岭南，这条路荆棘丛生已经七十年了。现在如果我们重新开启这条路，将来政局变化，恐怕自己也免不了。”

吕大防觉得有道理，就没有把蔡确贬到岭南。后来旧党重新掌权，章惇等新党也被贬到岭南，章惇还死在了岭南。应了范纯仁那一句话，也应了“冤冤相报何时了”这句老话。

1094年4月，第一道诏令，苏东坡被贬到岭南的英州，成了第一个被贬岭南的旧党官员。5月，第二道诏令，改为贬到更远的惠州。第三道诏令，取消苏东坡叙官（调级升官）的资格。第四道诏令，降级为“不得签书公事”。第五道诏令，再次降低级别，变成了“宁远军节度副使，仍惠州安置”。

那一年，苏东坡已经59岁，一下子从礼部尚书跌落到“宁远军节度副使”，而且是戴罪的，由地方政府监管。苏东坡带着侍妾朝云和次子苏过，一路跋涉，向着蛮荒的岭南赶路，不断收到朝廷加重惩罚的诏令，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苏东坡从河北定州一路南下去广东，走到安徽慈湖夹，坐船的时候遇到风暴，他用一组诗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慈湖夹阻风·节选

此生归路愈茫然，无数青山水拍天。

犹有小船来卖饼，喜闻墟落在山前。

“此生归路”，这里又有一个“归”字。这一生回去的路看来是越来越茫然了。这一句人生感叹，是由身边“无数青山水拍天”的场景而来，一个又一个山峰，狂暴的风雨，好像把人困住了，再也走不出去了。没有想到，前面突然有小船来卖饼，更令人惊喜的是，有一个市集就在山的前面。这有点像后来陆游写的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区别在于陆游写的只是迷路，而苏东坡写的，是在风雨中受到阻挡，找不到出路。

卖饼的，还有市集，都是人间烟火。喜悦之情，一下子洋溢在字里行间。

进入广东之后，又遇到了风险，苏东坡给朋友的信中这样描述：

将到曲江的时候，船在滩上搁浅倾斜，撑船的有十多人，篙声石头的声音荤荤，四面望去都是波涛，船里的士子面无人色，而我照样写字，为什么呢？我经历了很多变故，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这个时候，就算你放下笔，也没有事情可以做，还不如静静地写字。

面对波涛汹涌，静静地写字。平静，这个看似简单，实际上最不简单的一个词，出现在了苏东坡的风雨兼程里。经历风雨之后，一切都很平常，一切的风雨，都不会有波澜，只有平静。这是苏东坡真正在日常生活里做到了“也无风雨也无晴”“此生归路愈茫然”，回到外在的家好像很茫然，但回到内心的家却变得如此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