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立芝总统在黑山扮牛仔取乐期间，在大陆的另一边，远超他关注的范围，4名国际银行家正无声无息地为股市崩盘和随后而来的大萧条时代打基础。虽然那不是他们的本意，也并不符合他们的期待，但却正是他们所作所为带来的结果。

这4个人分别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爵士（Sir Montagu Norman）、德意志帝国银行负责人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法兰西银行副行长查尔斯·里斯特（Charles Rist）。这4个大人物的组合相当古怪，一个人怪里怪气，一个人生命垂危，一个人是未来的纳粹分子，只有一个人还算正常但在眼下无足轻重。

他们在金融家奥格登·米尔斯（Ogden Livingston Mills）位于长岛的庄园聚会，米尔斯是个富有的共和党人，当时在纽约州州长的竞选中被阿尔·史密斯（Al Smith）击败。确切地说，是被痛打了一顿。聊以安慰的是，米尔斯成了华盛顿特区财政部的副部长。他最终会接替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当上财政部部长。讽刺的是，那时候他要应付的混乱局面，正是眼下他出于好心（但受了误导）撮合的这场聚会引发的。

米尔斯的豪宅呈四方形，看起来不像是舒适的居所，倒更像是中央银行，这一点想必让银行家们感到很亲切。它占据了“黄金海岸”[1]的黄金位置，四周都围着大花园。几乎全美最富裕的家族，包括范德比尔特、杜邦、阿斯特、惠特尼、摩根、赫斯特、弗里克斯家族都在这里有周末别墅。有些地方极尽堂皇。银行家奥托·卡恩（Otto Kahn）的庄园有170间客房，还有一处能容纳200人的餐厅。地面设施包括一个18洞的高尔夫球场和私人动物园。因为觉得庄园所处的环境还不够庄严，卡恩干脆自己建起了一座小山。黄金海岸的其他业主为改善自己的景观，曾买下整座村庄将之夷为平地。至少还有一个人曾在公路上设了门，以免普通人从海滩漫步误入他的土地。

米尔斯的地产距罗斯福机场只有16千米远，基本上处在当时所有越洋飞行活动的起飞通道上。伯德和他的团队在银行家们到来前两天刚刚起飞。伯德在滨海韦尔迫降和巴黎为他们的凯旋设招待会的消息，近日来占据了所有报纸的版面，这让银行家们很欣慰，因为这有助于引开他人对自己的关注。他们渴望保密。

主持会议的是本杰明·斯特朗。1927年夏天时他55岁，高大而英俊，但按金融史学家约翰·布鲁克斯（John Brooks）所说，斯特朗的生活“充满了隐秘的创痛和疾病”。1927年夏天，他一副病容，疲惫不堪，气息奄奄。此时，他正跟致命的疾病进行着一场漫长的战斗，而且即将失败。他患上了肺结核。

斯特朗的个人生活和事业形成了凄美的对比。1872年，他出生于纽约一个家道逐渐败落的上层家庭，因为付不起大学学费，只好到曼哈顿的银行业工作。得益于他的个人魅力，且生来就极具威严感，他在职场上稳步攀升。1898年，他和妻子及孩子搬到了新泽西州的恩格尔伍德，跟J. P. 摩根公司几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尤其是与亨利·戴维森（Henry Davison）、托马斯·拉蒙特（Thomas Lamont）和德怀特·莫罗交上朋友之后，晋升速度明显加快。在新人脉的帮助下，斯特朗成为银行家信托公司的董事，接着又担任了总裁，并在1913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成立时担任了它的负责人。

可惜，斯特朗的个人生活却不曾实现与事业同等的一帆风顺。他的妻子长年患有抑郁症，于1905年自杀，给他留下了4个年幼的孩子，其中一名次年又死于猩红热。两年后斯特朗再婚，但这次婚姻同样不成功。1916年，他的第二任妻子离开了他，带着他的另外两个孩子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与此同时，他被确诊患上了肺结核，需要花较长时间在科罗拉多州的清新空气中疗养。在那里，他跟一个同样患有肺结核的年轻姑娘确立了关系，可那姑娘最后却以喝下鞋油的方式可怕地自杀了。对于他而言，生活不是一件快乐的事。1927年，他因病休息了6个月，到夏天时他才刚回来工作。

好在斯特朗还有最好的朋友英格兰银行的蒙塔古·诺曼作陪。斯特朗和诺曼非常亲近且经常一起度假，大多在缅因州和法国南部地区。诺曼是个怪里怪气的朋友，但对一家中央银行而言，就更是个怪里怪气的负责人。他性格脆弱而神经质，帮他作传的人很多，其中有两人写道，他“是个奇怪而孤独的人，有着强烈的神经质，根本没法讨好”。他蓄着一蓬《时代周刊》称之为“十分好斗的山羊胡”，喜欢戴宽边帽子披斗篷，看起来就像是个中欧间谍加二流魔术师。他有着强烈的反犹太思想，这略让人感到意外，因为据说他家族的根能追溯至南欧西葡系的塞法迪犹太人。

诺曼的怪癖很多，其一是化装旅行，尽管他并没有可信的理由要这么做。很多时候，他借用“克拉伦斯·斯金纳（Carence Skinner）教授”的假名和身份，此事曾让真正的克拉伦斯·斯金纳教授惊慌失措。他频频陷入可怕的精神崩溃状态，每当感到“邋遢”（他自己的说法），他会在**躺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1911年到1913年，瑞士心理学家荣格为他做了有趣但错误的诊断，说他患梅毒已到最后阶段，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打那以后他便一直没有工作。其实，他的病更有可能是轻度双向情感障碍（躁郁症）。每当情绪高昂、热情洋溢的时候，他便有着无穷的信心。“我无需理由，”他曾矫正朋友，“我只靠直觉。”

诺曼一个人（但有7名仆人侍候）住在伦敦以西荷兰公园的一栋大房子里。有几年胡佛是他的近邻。他几乎从不接受采访或发表演讲，也很少社交。他家有一间音乐室，有时他会举行小型音乐会。他出身名门望族，他的哥哥是BBC公司的董事长。他的父亲是当时英格兰规模最大的银行之一马丁银行的合伙人，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其一后来还当过英格兰银行行长。

年轻的时候诺曼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天赋，但他的能力足以应付家族传承的银行工作。因为旅行和神经崩溃，他告假了很长一段时间。身体维持健康状态最久的一段时期，他在纽约一家商业银行干了4年。布尔战争期间，他应征入伍担任英国陆军上尉，甚至因表现英勇被授予了杰出服务勋章[2]，叫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大吃一惊。但不出意料，没多久他就因健康状况不佳倒下了。1915年，他以44岁高龄加入英格兰银行，凭借智力出众，以及对细节的掌控力脱颖而出，5年内就担任了行长。

十拿九稳地说，英格兰银行还从未有过一个比他更不靠谱的领导。如果情绪低落，他会突然长时间缺席，有一回到南非休息了3个月，不做任何解释，也从不道别，让他的下属假装他还在岗那样代为处理银行事务。还有的时候，他会带着母亲到瑞士或法国观看魅力四射的小个子法国人埃米尔·库埃（Emile Cou·）坐诊。库埃原是法国南锡地区的药剂师，因为发明了一套名为“自我暗示”的心理疗法在20世纪20年代大受欢迎。库埃在一本薄薄的畅销书《通过刻意自我暗示主宰自己》里解释过自己的体系，它建立在一个很简单的概念上，即反复念诵“我每一天都在方方面面变得越来越好”[3]。从各种积极的角度去认识自己。

库埃的书仅有92页，大部分内容摘自仰慕他的客户的推荐信。库埃的追随者们人数高达数百万，他们赞美这位伟人治好了你能想得出来的各种疑难杂症：肾炎、鼻窦炎、神经衰弱、脑肿瘤，甚至色情狂、畸形足。一位狂喜的客户称他克服了无法消化草莓的老毛病，另有一人欢悦地与盗窃癖一刀两断。到了20年代中期，库埃的诊所遍布欧洲和北美。

不幸的是，1926年夏天，这位小个子法国人因心脏病发作倒地而亡，这或许突出地说明了一点：不管再怎么努力地应用积极思维，它的作用也仅此而已。这场积极心理学运动失去了势头，诺曼又恢复了慢性忧郁状态，但他似乎变得更自在了。如果不到库埃那儿求诊，诺曼也时不时地沉浸在灵性和神秘主义当中。他曾对同事说自己能穿墙。只可惜，这一切只让他“金融神棍”的名号变得更响了而已。

金融小团体的第三位成员是亚尔马·霍勒斯·格里利·沙赫特（Hjalmar Horace Greeley Sohacht），德意志帝国银行的负责人。他之所以起了这么个中间名，是因为他父亲年轻时曾在美国住过几年，仰慕新闻人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亚尔马·沙赫特后来成为希特勒的盲目支持者（甚至也留了一抹希特勒招牌式的滑稽小胡子），并在纳粹时期担任德国经济部长。用一位观察家的话来说就是：“沙赫特博士为希特勒的暴徒们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1927年，沙赫特成为了德国的民族英雄，人们称赞他带领德国度过了最大的经济危机。4年前的1923年1月，法国被德国不履行战争赔款的行为激怒，占领了德国的工业核心地带鲁尔区。结果导致德国出现一浪接一浪的恶性通货膨胀。马克在战前兑美元的汇率是4∶1，现在陡升到了600 000∶1。到了1927年夏天，达到了6300亿马克只能兑换1美元，通货膨胀猖獗，价格每天甚至每小时都在翻倍。人们需要用手推车或者婴儿车才能携带足够的纸币去进行哪怕是最日常的交易。寄一封信就需要100亿马克。1914年时搭乘电车需1马克，此刻则要150亿马克。养老金跌得一文不值。人们发现，勤勤恳恳存了一辈子的钱现在连一杯咖啡都买不到。最终，在疯狂的高峰期，物价水平涨到了10年前的14 229亿倍。

1923年11月的最后一周，德国用一种新的货币“地产抵押马克”（Renten Mark）取代了一文不值的“帝国马克”（Reichs Mark）。不可思议的是，此举达到了预期效果，通货膨胀慢慢降到了更便于管理、不那么歇斯底里的水平。出于一个意想不到的巧合，就在新货币生效的那一天，德意志帝国银行的负责人鲁道夫·哈芬施泰因（Rudolf Hacenstein）猝死了。他的继任者是亚尔马·沙赫特。因为沙赫特的到来恰到时机，德国经济恢复稳定的所有功劳都落在了他头上，人们盛赞他是金融天才。

法国占领鲁尔区这一行径带来的第二个混乱和痛苦结果是，导致了日后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并掌权。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如果不是沙赫特赋予了纳粹合法性及对财政的控制权，纳粹是不会崛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沙赫特在纽伦堡受审。他辩解说自己一直反对迫害犹太人，也从未加入过纳粹党。他认为剥夺犹太人的权利就够了，不用杀死他们，这种观点按当时德国的标准，简直可谓开明人物。他被无罪释放，一直活到了1970年。他和诺曼也相处甚欢。为了参加长岛的会谈他们以假名在毛里塔尼亚登船，共同前往纽约。

与会的第四名成员是查尔斯·里斯特（Charles Rist），是在瑞士出生的经济学家，巴黎索邦大学前教授，时任法兰西银行的副行长。因为行长埃米尔·莫罗（Emile Moreau）不会说英语，所以派里斯特做代表。里斯特是个秃头，神情严肃，虽备受敬重但基本上是这次会议的局外人。他前一年才进入法兰西银行，其他3人并不太熟悉他。

每个人自然而然地都把各自的民族情绪、自身利益和偏见带到了聚会当中。法国那一年过得很糟糕，民众的生活很贫困，度日如年，南杰瑟和科利的失踪也给他们带来了苦涩的心理打击。从官方角度看，法兰西银行对诺曼心存疑虑，认为他为了保护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转眼间就会把欧洲其他地区给出卖掉。至于英国，它才刚刚从一场代价极大的大罢工中恢复过来，因为无法恢复自己从前的世界霸主地位而倍觉痛苦与迷惑。诺曼因法国悄悄发动跟英国的黄金储备赛感到愤怒异常，有一段时间，他不满得甚至拒绝用法语向任何法国人致辞。

德国则是单纯地被耗得油尽灯枯了。它不光背负了沉重的战争赔款，还被剥夺了大部分的创汇能力。例如，协约国抢走了它大量的船舶货运业务。有一个事实现在几乎已遭遗忘：20世纪20年代的许多大型客轮其实都是取了新名字的德国船只。丘纳德航运公司的“贝伦加利亚号”是一艘非常壮观的大船，公司将之作为旗舰，而它原本是德国的“皇帝号”邮轮；白星航运公司的“庄严号”，本是德国的“俾斯麦号”；美国的“利维坦号”，即伯德团队即将搭乘着它回国的那艘邮轮，以前曾骄傲地用德文称自己为“祖国号”。

美国处在一个很不寻常的位置，和欧洲诸位表兄弟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的一切都太顺利了。经济发展似乎势不可当。通货膨胀率连续4年为0。经济增长率年均3.3%。在几位行长相聚长岛的前一天，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的前一个财政年度预算盈余6.3亿美元，国债也减少了10亿美元。经济真的再好不过了。

在股市中，人们完全不怎么费心就大赚其钱。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我的迷失都市》里用惊讶的语气描述，他的理发师在一笔恰到时机的投资里挣到50万美元（相当于当时平均年薪的400倍）之后就退休了。对于许多人来说，跟市场过招简直上瘾。沃伦·哈丁还当着总统就在这么做——照理他不该这么做。他死时，还欠经纪人18万美元的债务。对许多跟哈丁一样的人而言，故事的巨大吸引力在于你根本不需要钱就能参与。你可以首付10美元，购买价值100美元的股票——你的经纪人自然可以帮你把余额填平。反过来，经纪人又向银行借钱。从银行的角度看，这样的安排再称心如意不过了。银行从美联储按4%或5%的利息借来钱，又用10%或12%的利息借给经纪人。用一位作家的话说，银行“光凭所在的位置就收入颇丰”。

只要股价不断上涨，这套系统就运作得很好，在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段，股票正是如此。然而，任何仔细观察的人都能清楚看出，许多股票的价格跟公司的价值都没有什么对应关系。尽管以GDP衡量，全美生产量在这10年里仅增长了60%，股价却上涨了400%。由于大部分此类上涨跟潜在利润或效率无关，股价一直高高在上其实靠的仅仅是新买家支付高价的意愿。

大多数中小投资者并未意识到眼前的事情恐怕不利于自己。美国许多最受尊敬的商界领袖参与了无耻操纵股价的联合集团，牺牲无辜的投资人只为迅速赚取可观的收益。约翰·布鲁克斯（John Brooks）在描写华尔街内幕的经典作品《戈尔康达往事》（Once in Golconda）中揭露，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沃尔特·克莱斯勒、约翰·D. 洛克菲勒的侄子珀西·洛克菲勒（Percy Rockefeller）、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拉斯科布、美国无线电公司老板大卫·萨尔诺夫（David Sarnoff）之妻等诸多大人物都参与了此种操纵。为他们效劳的经纪人按选定的时间间隔购买大量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股票。这让股价从90美元涨到了109美元。股价的上涨吸引了其他投资者。接着，经纪人将操纵集团持有的股票兑现，他们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分享了500万美元的利润。等操纵集团的资金撤出，股票跌回87美元，其他不知情的投资者损失惨重。尽管这种行为毫无值得骄傲之处，但在当时并不犯法。拉斯科布的大部分财富都是靠着这种做法赚来的。肯尼迪总统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也一样。

1929年，拉斯科布接受了《妇女家庭杂志》（Lady·s Home Journal）的采访，文章名为“大家都应该致富”，他认为任何人都可以靠玩股票发财。事实上，那时候他因为预料到股市暴跌即将到来已兑现了大部分股票。20世纪20年代，许多人都没意识到名人“当面说一套背后做一套”的虚伪态度。

在20世纪20年代，借款不光为蓬勃发展的股票市场提供了资金，也成为生活中所有事情的支柱。多亏了一种辉煌的金融新发明，美国人突然能够拥有自己从未期待过的各种东西——甚至是可以即刻拥有。这就是所谓的分期付款计划，它不光改变了美国人的购物方式，还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方式。概念本身很简单。比方说一台收音机的成本是100美元。顾客用110美元的价格购买，首付10美元，其后在10个月里每月支付10美元——于是只额外花了10美元，就立刻享受到了收音机带来的快乐。零售商以83美元的价格把这份合同卖给一家财务公司，再加上首付的10美元，零售商到手93美元。等10个月过去，财务公司再付给零售商10美元，作为收取月付款的费用。这样一来，还款结束，零售商挣到了103美元，财务公司用83美元的投资赚到了7美元，回报率超过了20%，顾客立刻拥有了此前梦寐以求的宝物。正如路易斯·海曼（Louis Hyman）在有关美国消费信贷历史的著作《负债国度》（Debtor Nation）里指出，这套系统运行得十分顺畅，人人都开心。顾客通过共和金融公司（Republic Finance Company）购买真空吸尘器，只需在5个月里每月支付1.05美元的利息，看上去似乎是笔微不足道的小钱，但却带给该公司及股东62%的投资回报率。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套幸福数学的基础上构建起来。

“先买后付款”证明了一个不可抗拒的概念，人们很快就用它来购买各种东西了——服装、家具、家用电器、浴缸、厨房橱柜，以及最重要的汽车。分期付款让美国人的屋子里充满了种种闪闪发光的产品，让道路上挤满亮锃锃的汽车。自那以后，它就让美国成了消费者的天堂，而且保持至今。

这一切让美国来到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在长岛夏季密会召开之时，它在4个国家里最具经济活力，但也最欠缺经验。美国的中央银行美联储才刚成立13年，结构烦琐得简直没有能力采取任何果断的行动。有趣的是，美联储之所以具有步履蹒跚的怪异天性，竟然是拜林德伯格的父亲所赐。林德伯格的父亲曾担任过美国众议院银行和工业委员会的议员，参与组建了美联储。与不少中西部农业省份出身的人一样，林德伯格的父亲对东部银行家很反感——听说自己的儿子要娶摩根公司合伙人的女儿时，他震惊不已。他希望新成立的联邦储备银行大范围分权，而不是全集中在东海岸的一栋建筑里。出于这个原因，他和国会的同事们决定，不像其他国家那样设立单独的中央银行，而是建立一套包含了12家独立地区银行的网络，由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进行松散监督。

直到现在，这仍然是一个奇怪的组合。虽然12家地区银行共同组成了中央银行，代表政府展开行动，但与此同时它们又都是独立的，以赚钱为目的的、由股东控制的私营银行。从政府的角度看，它们的主要职能是通过调节贴现率来控制货币供应量。贴现率指的是中央银行贷款给商业银行的利率，是其他所有银行校准利率的基础。

12家分散的联邦储备银行在原则上有着同等的重要性，但斯特朗领导的纽约储备银行在当时势力最强。经济学家艾伦·梅尔策（Allan H Meltzer）这样评论斯特朗：“很多时候，他都把12家储备银行看成是11家。”在斯特朗的领导下，纽约储备银行发挥了自己的诸多优势，特别是它比其他储备银行规模更大，又地处美国的金融中心。多亏了哈丁无能又疏忽的人事安排，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里大部分都是些财政上的无能之辈。重要的是，斯特朗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赢得了独家代理美国与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权利。一句话：它成了事实上的中央银行——而这多多少少正是众议员老林德伯格想竭力避免的。

在那5天里，这4位银行家秘密相会。他们没发表任何公开言论。事实上，他们甚至不肯公开自己正在会晤的事实，自然更不会透露他们的谋划将会影响未来几年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没人知道他们的讨论内容到底是什么，因为没有留下现场记录。但根据他们眼前的问题，基本上可以将讨论主题归结到一点：黄金。

国际银行系统仍然痴迷于所谓的金本位这一摇摇欲坠的古老机制。金本位是一个极简单的概念。若采用金本位制度，市面上任何流通的纸币都需要以黄金储备作为支持。美国采用金本位制时，10美元的纸钞就可兑换价值10美元的黄金，反之亦然。换句话说，黄金让原本毫无价值的纸片变成了钱。金本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也有许多备受银行家们推崇的吸引力。最明显的一点是，货币流通量受限于已经发现的黄金量。因为采用金本位制，政府无法滥发纸币，通货膨胀就不会出现。它让汇率管理跳出了那些极其狭隘且目光短浅的政治家的掌控。它推动了物价的稳定，从总体上让国际贸易的沉重车轮保持转动。最重要的是，金本位有着巨大的心理意义，它管用。众所周知，它运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问题是，它现在运转得不太顺畅。全世界一半的黄金都在美国，大部分存储在下曼哈顿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那90吨重的钢门之后有5层楼深的地下室里。这本来就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事。拥有所有的黄金似乎很了不起，但事实上，这意味着其他国家没办法购买你的产品，因为它们自己没有黄金来偿付了。为贸易和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着想，黄金应该在各国间流通。可现在，它却累积起来了——稳稳当当地、坚持不懈地累积在了一个本就比欧洲所有国家加起来都要富裕的国家里。

让国际贸易继续滚动符合美国的利益。于是，斯特朗吩咐美联储将贴现率从4%下调到3.5%，鼓励黄金持有者们把储蓄搬到欧洲，换取更高的回报。这反过来能增加欧洲的黄金储备，有助于稳定欧洲货币，并带动整体贸易增长。斯特朗以为，美国的经济能吸收小幅降息带来的刺激，不会“嗨”得发狂。只可惜，事实证明，他这个算盘打错得太厉害了。

7月7日，4位银行家结束了会晤，即刻出发前往华盛顿，通知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指定人员。斯特朗擅自指示美联储采取怎样的行动，委实鲁莽大胆，芝加哥、旧金山、明尼阿波利斯和费城的4家储备银行拒不从命。毫无疑问，一部分是因为生气，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它们坚信在市场价值本就这么高的条件下继续鼓励借贷，太过疯狂了。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却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行动，强迫抗命不从的银行跟进。

减息带来了爆炸性后果，用作家和经济学家利雅卡特·艾哈迈德[4]的话说是：“就如同点燃森林火灾的火花。”它造成了1928年的市场大泡沫。接下来的一年，股市从本就非理性的高度又翻了一倍，受股市会永远上涨的盲信推动，经纪人发放给投资者的贷款数量从10多亿美元涨到了失去理性、颤颤悠悠的45亿美元。

不过，就此刻而言，银行系统之外的人，几乎没有看出任何值得忧心的迹象。政治家里只有胡佛立刻做出了反应——他大发雷霆。他说斯特朗“在精神上成了欧洲的附庸”，稍后又指控斯特朗“罪行之恶，甚于谋杀”，并写信给联邦储备委员会，预测下调利率很可能引发经济萧条。此外，胡佛又敦促柯立芝采取行动，以求逆转降息带来的后果。柯立芝拒绝了，因为他相信市场自有办法，他信赖的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还宽慰世界：“股市似乎正井然有序地运转着，我没有看出过度投机的证据。”再说，美联储是独立的机构，总统也无权干涉其判断。所以，一如往常，他什么也没做，继续回去快乐地钓鳟鱼了。大萧条将由别人来对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