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格蕾丝嫁给他，我就讨厌这个人。哪怕是他当了美国总统，我还是不喜欢。

——列米拉·古德休（柯立芝总统的岳母）

14 总统的4小时工作制 “柯立芝繁荣”的开始

对沃伦·哈丁而言，1927年的夏天可不怎么好，但考虑到他已经去世4年了，这就有些令人惊讶了。这位美国第29任总统遭受了一场极为迅速而彻底的负面再评估，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1923年8月2日，他因突发脑溢血在旧金山去世，尽管也有人说是心脏衰竭，还有人说是食物中毒。但那时的他备受喜爱和推崇。1920年，他在选举中占据了绝对优势，高票当选总统。在他辞世时，据统计有300万市民到场目送他的遗体回华盛顿，《纽约时报》称，这是“美国历史上民众对总统的喜爱、尊重和崇敬最明显的展现”。事实上，他快要去世的时候，哈丁总统正处在危险的边缘，即将暴露出他那恶棍和傻瓜的真实面貌。

他在去世3年前，走出国会后甚至都没什么人听说过他。他只是从俄亥俄州来的资质平平的参议员。从背景和气质上看，他是个小城来的报纸老板。就他的才华而言，那恐怕是他能负担的极限了。他被提名为总统，是当年最叫人吃惊的事。之所以这样说，仅仅是因为1920年芝加哥共和党大会的代表们绝望地为一连串的蹩脚候选人僵持不下，在无情的热浪里煎熬了4天，最后选择了其中最糟糕的一位。哈丁能登上较高的职位，相貌堂堂是他唯一明显说得过去的优点。“他看起来，”当时有人评论说，“像是个总统该有的样子。”在几乎所有其他方面——性格、智力、进取心上，他连平庸都谈不上，他私下里的愚钝更是叫人错愕。《纽约时报》记者理查兹·维德默（Richards Vidmer）曾偷偷向朋友吐露，有一回看到哈丁在谈话时从椅子上站起来漫不经心地往白宫的壁炉里撒尿。对于他的竞选搭档，共和党选了一个几乎同样籍籍无名，甚至更没指望的人——卡尔文·柯立芝。但相较而言，柯立芝好歹举止优雅得多。

哈丁政府是美国最松弛懈怠的一届政府。虽然他任命的一些官员无可指责——让赫伯特·胡佛负责商业部，让亨利·华莱士（Henry Cantwell Wallace）负责农业部，让查尔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担任国务卿，但还有许多职位他任人唯亲，全不考虑他们是否合格。他让自己在俄亥俄州马里昂的朋友兼邻居丹尼尔·克里辛格（Daniel Crissinger）负责联邦储备委员会，而此人之前的最高职位仅仅是马里昂蒸汽铲公司的董事。哈丁选奥拉·鲍丁格为首席军事顾问，此人以前是他家的报童。哈丁把美国公共健康服务中心（PHS）的一个高级职位给了自己的妹妹，还让她丈夫监管联邦监狱，而在此之前，他们夫妻俩仅是传教士而已。

最不寻常的任命要数查尔斯·福布斯（Charles Forbes）了，这人跟哈丁在一趟夏威夷旅行中成为朋友，除此之外哈丁对他几乎一无所知。哈丁任命他担任退伍军人管理局（美国退伍军人部的前身）的负责人，两年内福布斯成功地窃取或挪用了2亿美元。哈丁任命的其他一些人也给司法部、内务部、海军部，还有一个战后遗留的部门（暂且称之为“外国财产托管办公室”）带来了类似的财务大难。内务部长艾伯特·福尔（Albert Fall）把石油租约卖给了两个骗子，换回了40万美元的“贷款”。一份租约涉及怀俄明州附近一个叫卡斯帕的地方，它的正式名称是“美国海军3号石油储备基地”，俗称“茶壶山”，后来演变成了这桩丑闻案的名字。哈丁政府的种种无能和渎职行为给美国造成的总经济损失高达20亿美元，这个数目在某种程度上可谓匪夷所思，因为哈丁的总统任期仅仅是29个月。

从逃过丑闻的角度看，哈丁死的时机实在太好了，所以一直有传言说是他妻子为了保全他的名声而毒死了他。在他死后哈丁妻子的行为的确相当奇怪：她立刻着手毁坏他所有的文件，还不准人们为总统制作去世后的面部模型。此外，她坚决不准进行尸检，这就是为什么哈丁的死因直到现在都没揭晓。我们现在只能说，自哈丁从阿拉斯加抵达加利福尼亚之后身体就不太舒服。不过，8月2日傍晚7点35分在皇后酒店的房间里，他似乎恢复了气力，还跟妻子说起话来。谈话当中，他打了个寒战，停下了话音。片刻之后，他死了。

卡尔文·柯立芝当上总统的那天晚上，正在佛蒙特州的家里跟父亲团聚。当时是东部时间的午夜，哈丁去世的消息从附近镇上唯一有电话的杂货店传到柯立芝家里时，他和妻子尚在睡梦当中。

柯立芝家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管。当时农村的房子大多都没有这些。借着煤油灯的光，柯立芝的父亲以公证人身份宣誓儿子成为总统。作为总统，卡尔文·柯立芝不是个伟大的榜样。他体格纤细，处事态度简单生硬。他的表情总是紧绷绷的，爱皱眉。用西奥多·罗斯福长女精心挑选的字眼来形容就是，柯立芝看起来就像是“被咸菜养大的”。沃伦·哈丁有魅力而无脑子，柯立芝则是有脑子而缺魅力。柯立芝算是历届总统中最不和蔼、最不合群、最没人想亲近的总统。可美国人却逐渐崇拜上了他。虽然他以尽量少做事的态度度过了20世纪20年代——基本上，这就是他担任总统时宣布的政策，他以其他总统少用的方式设定了国民的态度。如果要说20世纪20年代是属于哪个人的时代，那非柯立芝莫属。

1872年7月，卡尔文·柯立芝出生于普利茅斯诺奇，一个坐落在佛蒙州中部格林山脉里的小村庄，全村只有20多个人。村子把守着距离拉德洛镇20多千米的一个孤零零的山谷，拉德洛镇是该村前往更广阔世界最近的出口。“景色极尽自然之美，不过我想村民们几乎没意识到。”柯立芝日后这样写道。他的出生地是父亲经营的杂货店兼邮局，不过后来全家搬到了马路对面一座更大的房子里，也就是柯立芝得知自己要当总统那天晚上睡的地方。

柯立芝一家过得相当不错。他父亲还拥有铁匠铺和一家小农场，生产枫糖浆和奶酪。但他的家人同时也承受着许多痛苦：柯立芝的母亲患肺结核去世时柯立芝年仅12岁。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他，在自传中，柯立芝对此事的记叙简单，但也相当动人：

母亲知道自己的时辰快到了，就把我们几个孩子叫到床边，我们跪下来接受她最后的祝福。不到1个小时，她便走了。那是她39岁的生日。当时我12岁。我们在3月狂暴的风雪里埋葬了她。一个男孩能遇到的最大悲痛莫过于此。从此以后，生活再也不一样了。

这丝毫不是夸张之词。40多年后，在白宫，据柯立芝的特工斯塔林（E. W. Starling）上校所说，柯立芝“跟她（柯立芝的母亲）谈心，跟她聊天，每一个问题都向她求助”。柯立芝还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妹妹艾比，他只有这一个同胞手足。柯立芝的母亲去世整整5年后，艾比因阑尾破裂而死。

1891年的秋天，柯立芝考入马萨诸塞州中部的阿默斯特大学，当时这是一所小型学院，只有350多名学生。柯立芝是个扎眼的怪胎，他的头发是铁红色，脸上长着雀斑。他很害羞，找不到一家兄弟会愿意接纳他。一个学生遭到这种程度的摒弃，多多少少算是史无前例。只有好心的德怀特·莫罗待他还算友善。在其他所有人面前，他近乎完全沉默。“很多时候，除非绝对必要，比如索要食物或在课堂上点名报到，他嘴唇一连好几天都难得吐出一个字。”多年以后，同为阿默斯特大学校友的作家兼广告商布鲁斯·巴顿（Bruce Barton）回忆道。

因为几乎没有社交生活来打扰柯立芝的学习，他最终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从阿默斯特大学毕业后，他跨过康涅狄格河到了附近的北安普顿，在哈蒙德和菲尔德律师事务所修习法律。1899年，他冲动地参加了市议员竞选，成功当选。这拉开了他漫长政治生涯的序幕。1905年，他不顾新娘母亲的强烈反对（说他太瘦弱），娶了一位教导聋哑人的老师格蕾丝·古德休（Grace Goodhue）。格蕾丝是柯立芝的同乡，恰与他的孤僻性格相反，十分外向。格蕾丝给他的事业带来了很大的支持，只要两人都在的社交场合，一切对话都由她来完成。柯立芝对她溺爱有加，叫她“妈妈”。

有了格蕾丝在自己身边，柯立芝开始攀登漫长的政治阶梯。他当上了北安普顿的第一任市长，出任了马萨诸塞州立法机关的成员，之后升至副州长。后于1918年出任马萨诸塞州州长。在所有岗位上，他都靠着自己勤奋、节俭和言简意赅的特点脱颖而出，备受新英格兰人的爱戴。他的节俭极具传奇性，1906年时，他和格蕾丝搬进了北安普顿马萨索特大街一处房租低廉的复式公寓，此后也一直住在各种房租低廉的地方。

1919年，波士顿发生了一场著名的警察罢工事件。城里的警察周薪不到20美元，还得自己掏钱买制服，他们感到不满也算合情合理，但这次罢工背离了民意，还让波士顿落在了不法分子的手里。有两天，暴徒在街头横冲直撞，抢劫、恐吓无辜市民，还趁火打劫、强抢财物。在市政当局无所作为的时候，州长柯立芝插手了。他表现出了少见的决断力，叫来了国民警卫队，把参加罢工的人全部解雇，组建了新警队。“任何人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无权举行有害公共安全的罢工。”这是他一生中发表过的唯一一次振聋发聩的言论。这让他成了闻名全美的人物，为来年被提名担任哈丁的副总统做了铺垫。

公平地说，作为副总统他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哪怕是在政府内部也是如此。时任海军助理部长的小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说，有柯立芝在场的内阁会议，自己出席过无数次，但却记不得他说过哪怕一句话。

1923年8月，全美人民一觉醒来发现哈丁死了，而形象模糊的柯立芝当了总统，大部分人目瞪口呆。有些人的感受颇为强烈，《国家》（The Nation）的编辑奥斯瓦尔德·维拉德（Oswald Garrison Villard）写道：“我想，总统之位还从来没落入过像卡尔文·柯立芝这样一个冷漠、狭隘、反动、平庸、无知且无所作为的人手里吧。”不过，大多数人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了柯立芝。全美人都爱上了他的怪癖，并编出了夸张的轶事。他最著名的特点是沉默寡言。有一个经常被人提起、但从来没得到过证实的故事。说的是有次晚宴时，有位女士坐在柯立芝身边对他说：“总统先生，我朋友赌我今晚没法让你说出一句超过三个字的话。”

“你输。”总统回答。

不过，下面这件事证据确凿：柯立芝总统和夫人曾观看一场华盛顿参议员们之间的棒球比赛。整整9局比赛过程中两人一言不发，只除了一次，柯立芝问妻子时间，她回答：“4点24分。”这就是那天下午他们所有的对话。还有一次，在一场正式晚宴上，一位女士坐在柯立芝身边，希望找个话题聊聊天，就问总统，总要忍受那么多的官方晚宴会不会厌烦。柯立芝耸耸肩说：“反正总得有地方吃饭。”接着就埋头专心用餐。也难怪人们叫他“沉默的卡尔”。

不过，在某些环境下柯立芝也可能变得更加主动——用一位传记作者的话来说就是“几近贫嘴”。他每周召开两次私人新闻发布会，来会见记者、畅所欲言，有时甚至谈兴颇浓。不过，他所有的言论都不得记录在案，所有的问题都须提前交给他的秘书，他秘书的名字听起来像是喜剧演员菲尔兹（W. C. Fields）饰演的江湖骗子。

柯立芝私下的怪癖比在公开场合表现出来的更甚。吃早餐时，他喜欢叫仆人往他头上擦凡士林。他总担心自己生了病，经常停下工作给自己测脉搏。他让白宫的医生每天给他做检查，不管自己是否感到不适。跟他紧密共事的人都知道要提防所谓的“纯粹闹别扭”时段——这一称谓来自长期受他折磨的助手威尔逊·布朗（Wilson Brown）。柯立芝相当快活地用这种“闹别扭”折腾别人。有一次，在前往佛罗里达州的路上，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Frank B. Kellogg）想请布朗打听在晚些时候的棕榈滩游行时要穿什么衣服。凯洛格太害怕柯立芝的脾气，不敢去问总统，所以布朗就到总统套房里去找他了。布朗后来写道：

我发现柯立芝夫人安心地织着毛衣，总统藏在报纸后面。我告诉他，凯洛格先生想知道代表们游行时应该戴礼帽穿燕尾服，还是戴草帽穿夏季便服，总统头也不抬地回答说：“那是他的事。”

“这样的话，卡尔文，”柯立芝夫人说，“你就没有回答国务卿的话呢。”柯立芝总统气愤地放下报纸，瞪着我说：“你认为我该穿什么？”我建议他戴草帽穿夏装。

他厉声说：“那就告诉凯洛格，让他戴礼帽。”

作为总统，柯立芝最大的特点是完全没有作为。柯立芝每天只工作大约4个小时，下午打盹2到4个小时，晚上还会再睡上11个小时。再也没有谁能如此成功地把无所作为变成了美德。凡是没有绝对必要、非做不可的事，他都坚决不做，一如记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形容：他“严格、坚定、机敏地保持无为”。1927年，他甚至拒绝签名支持全美教育周，理由是总统没必要这么做。近年来出现了一种修正观点，认为柯立芝实际上比历史记载中更精明、更活泼。也许吧。但有一点绝对成立：他任总统期间带来了经济的蓬勃发展，而且他完全没有做任何妨碍经济蓬勃发展的事。

很难说精心算计的懒惰是一套好的行政管理政策，但相对于柯立芝在任的大部分时间，这也不能算是坏政策。既然经济市场不断发展，他除了让路确实也不需要做什么别的事。在柯立芝的温和看管下，华尔街的市值增长了2.5倍。不足为奇，经济的成功为柯立芝的欢迎度带去了奇迹。1927年，记者亨利·斯托达德（Henry L. Stoddard）写道：“他激发了全美上下的坚定信心，只要有他在白宫，这个国家就会一切顺利。”这一时期史称“柯立芝繁荣”，就好像这是他个人送给国家的礼物似的。

柯立芝在道德上也无可挑剔，诚信如一——在哈丁政府的丑闻曝光之后这样的品质变得好像更加英勇高尚了。茶壶山丑闻和哈丁任内的其他越轨行为，占据了20世纪20年代国会和法院的大量时间，直到1927年夏天仍然剑拔弩张，尘埃未定。7月6日，艾伯特·福尔和爱德华·多希尼（Edward L. Doheny）最终以行贿受贿罪被带上了华盛顿特区的审判台，关于这个罪名，自哈丁去世之后两人都曾激烈抗辩。

多希尼现场无罪开释，其搭档哈里·辛克莱（Harry Sinclair）在1927年也因行贿罪受审，本来他也能顺利逍遥法外，但他愚蠢地从威廉·伯恩斯侦探事务所雇用了12名侦探，让每人跟踪一名陪审员，看看谁能被收买、受勒索或施加其他影响。辛克莱在行贿罪上被判无罪，但因企图干预陪审团而被判刑6个半月。他还因拒绝回答参议院油田租赁丑闻委员会的问题，以蔑视罪被判刑3个月。对相信“骗子发不了大财”的人来说，辛克莱是个让人痛心的反例。短暂的监狱生涯结束之后，他将辛克莱石油公司变成了全美最大的一家石油企业，靠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军队供应化学品大发横财，成为圣路易斯布朗队的老板，《美国名人传记大辞典》（American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以仰慕的口吻形容他是“全美最受尊敬的一位商界领袖”。到辛克莱1956年去世时，他的公司价值7亿美元。

同样被牵连到茶壶山丑闻案中的海军部长埃德温·登比（Edwin Denby）被迫从内阁辞职，但从未受到任何指控。内政部长福尔最终贪污罪名成立，被判入狱9个月，这还是第一次内阁部长被控重罪成立。负责外国财产托管职位的上校托马斯·米勒（Thomas W. Miller）也因受贿罪入狱。司法部总检察长哈里·多尔蒂（Harry M. Daugherty）因涉嫌收取回扣被迫辞职。他本有可能进监狱，但却在审判中被宣告无罪释放。多尔蒂的亲信杰斯·史密斯中枪而亡，官方判定是自杀。但其他人公开指出，这明显是谋杀。

使退伍军人管理局亏空了2亿美元的查尔斯·福布斯（不知有多少落入了他自己的口袋），被罚款10 000美元，被判入狱两年。1927年夏天，他正在利文沃斯堡监狱服刑，但11月时就出了狱，只蹲了1年零8个月的牢。

柯立芝在自传里对这一切表示出了奇妙的羞怯态度。他对茶壶山丑闻只字未提，只略微说了几句有关哈丁最后日子的话：

我不知道是什么损害了他的健康。我只知道总统的心理负担非常重。后来有人透露，他当时已经发现，一些他很信任的人背叛了他，他被迫让他们承担责任。据说，发现真相带给他沉重的打击，他很悲痛，或许这超过了他所能承受的极限。之后我再也没能见到他。6月，他启程前往阿拉斯加——我们就此永别。

尽管哈丁本人没有被牵连到任何腐败事件中（他唯一的罪责就是蠢得太彻底），但他的声誉毁了。到1927年的夏天，他的名声似乎已经坏到不能再坏了。但紧接着，它竟然变得又更坏了些。

7月，一个名叫南·布里登（Nan Britton）的年轻漂亮姑娘，也是总统的密友，写了一本书《总统的女儿》（The President·s Daughter）。书名很扎眼，以至于在大多数书店，它都是藏在柜台下面卖的——如果还有库存的话。故事很不体面，叫人抵挡不住。还在俄亥俄州马里昂读中学的时候，布里登小姐就对父亲仪表堂堂的朋友、时任《马里恩星报》（Marion Star）老板的哈丁先生一见倾心。哈丁比布里登年长31岁，又跟妻子的好朋友有一段火辣辣的私情（他真的是个无赖），所以小姑娘的这段迷恋似乎只能到此为止了。

但后来，布里登小姐做了一件沃伦·哈丁难以抗拒的事情：她长大成人了。过了若干年后两人再次见面，哈丁被姑娘打动了，被迷得神魂颠倒的。布里登小姐也分外乐意。他们展开了一段**洋溢的不伦之恋。这时的哈丁是个成功的政客，布里登小姐常在竞选活动中陪伴在他左右，一般对外假称是他的侄女。1919年10月22日，她在新泽西州阿斯伯里帕克生下了女儿伊丽莎白·安（Elizabeth Ann）。这一年，布里登23岁，哈丁54岁。哈丁做事还算体面，定期支付100美元或者150美元的抚养费。他在蒸蒸日上的政治生涯中继续维持着与布里登的关系，但哈丁从未见过两人的孩子。由于哈丁突然死亡，布里登拿不到抚养费了。哈丁的家人拒绝支付抚养费，所以布里登决心写书曝光此事。

没有任何主流出版社愿意接手这样的丑事，于是布里登专门成立了“伊丽莎白·安会馆”出版此书。即便如此，据布里登小姐说她仍受到了匿名威胁，她的电话线被切断，承运该书印版的卡车也遭到焚毁。1927年《总统的女儿》面世之际，哈丁的声誉已经跌到了看似不可能再低的谷底，但这一下，广大读者见识到了他是怎样一个毫无原则的流氓。

每家每户都最喜欢翻阅他们在白宫幽会的段落。布里登小姐不愿曝光两人的私情，但她记录了哈丁总统充满欲望地把她推进那个地方：

他说，我想我们或许可以在那里无忧无虑地亲吻。那是前厅的一个小衣橱，显然是挂帽子和大衣的地方，但它在大部分时间都完全空着。因为在我拜访白宫的过程中，我们修理了它太多次。在这个不超过1平方米的黑暗空间中，总统和他的心上人做了爱。

他们还在哈丁从好友那里借来的公寓中幽会。

布里登的书里既充斥了种种狂野的不可思议之事，哈丁写给她的情书多达60页，又无疑从平面视角对白宫内部做了准确的描述。

这本书太叫人丢脸了，连发表书评的刊物都很少。许多书店并不上架，只卖给主动提出要求的顾客。也有很多书店连卖都不卖。即便如此，它一经面世就在最初6个月以5美元的定价卖出了50 000本。当时5美元可是个大数目，举例来说，它相当于林德伯格当航空邮递员日薪的一半了，只有为数不多的刊物发表了书评，《纽约客》便是其中之一（但它发表书评的时候，书已经卖了3个月了）。该篇书评的作者多萝西·帕克（Dorothy Parker）说：“这本惊人的作品，找到了法子落入读者战战兢兢的手中……布里登小姐一有了曝光的机会，噢，天哪！她怎么会曝光这些内容的。”

对沃伦·哈丁的纪念活动来说，这些事情出现的时机再糟糕不过了。哈丁的家乡本已修好一座宏大的圆形纪念堂，预计在7月4日召开献堂典礼。按照传统礼仪，同属一党的现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本应到场主持典礼，但这么多让人不快的丑闻四处流传，柯立芝怎么也不愿去。结果，献堂典礼无限期推迟了，这对哈丁一家可谓沉重的羞辱。最终，献堂典礼在1931年由胡佛主持，据说，仪式的内容改为拉开一格抽屉。

相反，7月4日，柯立芝留在了南达科他州，庆祝自己55岁的生日，这天他过得非常愉快。南达科他州意识到他到访会带来宣传效应，在他生日这天送上了牛仔套装和一匹马。这匹马名叫“基特”，往好听了形容可谓“意气风发”。事实上，它野性十足，并非驯马。总统从不善骑，谨慎地远远躲着它。不过，他的注意力都高兴地放在了其他的礼物上——牛仔套装里包括一顶阔边牛仔草帽，一件鲜红的衬衣，一条蓝色大领巾，外加皮护腿、靴子和马刺。柯立芝告退了几分钟，再次出现时将所有的东西都披挂上身，样子略显笨拙。他看起来有点滑稽但非常自豪，还开心地摆了造型。在场的摄影师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这么走运。“这是美国历史上最精彩的一个喜剧场面。”那个星期，幽默作家罗伯特·本奇利（Robert Benchley）在《纽约客》上如此写道。

柯立芝喜欢这套衣服，在那个夏天剩下的日子里，他一有机会就穿上。按工作人员所说，每当白天总统职责履行完毕，他常常换上这身装束，在那短短的几个小时里，他不再是美国最重要的大人物，只是个快活的老牛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