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棒球的巅峰时刻 纽约洋基队横扫棒球界(1 / 1)

时至7月,美国的天气温暖而干燥。在纽约,7月4日国庆假期一开始,气温就升到了快27℃。夏天的第一波热浪袭来了。

热气改变了城市生活。它造就了一种共享苦难的氛围,引发了陌生人之间的对话。一时间,人人都有话可说了。生活复归了几乎被世界遗忘的老样子。人们又坐起了小马扎,理发师把椅子搬到室外,在树荫或遮阳棚下为顾客刮脸剃须。办公室、公寓、酒店、图书馆、医院、学校,各处的窗户都大敞着,不管你置身何地,城市的噪声都劈头盖脸地砸向你。交通工具的轰鸣声,孩子们玩耍的嬉笑声,隔壁楼里的吵闹声——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数百万种声响都陪伴着你工作、阅读和睡眠。如今,我们会躲进室内逃避城市的躁动。可在20世纪20年代,大部分躁动来自你的内心。

因为7月4日是星期一,许多工人享受到了为期3天的大周末。这在当时非常新奇了不起,因为大多数人对周末的概念都还不太习惯。在美国,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从20年代刚开始的60小时降到了现在的48小时,人们有了更多的闲暇时光,但为期3天的小长假仍然少见,足够让人心花怒放了。几乎所有人都决定尽量充分地利用它。星期五,每一趟列车都满座了,高档酒店铂尔曼的客房好几天前就预订一空。《纽约时报》报道,7月4日国庆放假期间预计将有200万人要来纽约或者离开纽约。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额外加开了235趟车次,帮忙运输人龙。纽约—纽黑文—哈特福德铁路公司则承诺为向北前往科德角湾和缅因州的旅客安排类似的增开车次。

在纽约近郊,据报道康尼岛在7月3日出现了100万名游客,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罗卡韦和斯塔滕岛的海滩或许也接收了50多万人,不过奇怪的是,按官方报道,斯塔滕岛的居民大多搭乘渡轮去了新泽西,新泽西的阿斯伯里帕克、长滩和大西洋城都表示出现了不曾见过的大量游客。在大西洋城,星期六、星期日和星期一,木板路景区从早到晚都密密麻麻塞满了人。

至于那些不能出城的人也竭力保持凉爽。很多人去了安装有舒爽“空调”的电影院——虽说真正的空调当时还不存在。要等到下一个月,空调才在内华达州里诺市的《晚报》(Evening Gazette)上首次亮相。眼下这一刻,建筑里的人造制冷设备叫凉风机,而不是空调。

对于较为节俭的人,百老汇大街上更有开放式的双面车,花上一美分人们就能随意搭乘,想待多久都行。数百人都这么做了。到了晚上,很多人把床垫拖上防火通道或屋顶,睡在室外。大量的人带着毯子和枕头涌到了中央公园,在星光下扎营。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当时是住在第110大街的11岁小男孩,多年以后回忆自己途经露天宿舍下的超现实经历:“我和许多其他小孩穿过公园,在几百个人里走来走去,他们有单独来的,也有携家带口的,全都睡在草里,身边放着他们的大闹钟,闹钟的秒针嘀嗒作响,制造出温和而又此起彼伏的杂音。宝宝在黑暗中哭泣,男人在低沉地呢喃,湖边偶有女人传出高音嬉笑声。”

睡不着的人往往会出门散步,有车的话就开车去兜风。7月3日夜里,新泽西州南奥兰治县的一家旅馆出来了10个人,有6个成年人和4个小孩子,他们挤进了一辆车里。用车主詹姆斯·奇科(James De Cicco)的话来说就是,他们想出去“兜兜风”。其中一名乘客,凯瑟琳·达米亚诺(Catherine Damiano)太太刚学会开车,就问自己能不能练练手。奇科乐意地交出了方向盘。遗憾的是,达米亚诺太太把车停在了铁轨上,偏巧一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开来的火车呼啸而过。这辆车正匆匆赶往纽约帮忙疏导多余旅客。火车以65千米的时速撞上了汽车。达米亚诺太太和4个孩子当场身亡,另外两名成年人也都没了命。两人伤势严重,只有奇科先生成功跳出了车外。一辆车出事故死了7个人,大概算是当时最惨痛的车祸了。达米亚诺太太的丈夫加了一整个晚上的班,并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出门了,第二天早晨才知道自己全家人都没了。

值得指出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20多摄氏度的夜间。夏天还没过完,在全美大部分地区,接下来温度和湿度会攀升到更叫人难受的高度,还有更多人会死掉。

7月4日是星期一,热乎乎的天气和假日气氛为洋基体育场带来了大群观众,他们来观看洋基队和参议员队之间进行的连番赛。[5]7.4万人挤进体育场,这超过了常规赛季任何一场比赛的到场人次,还有数千人被挡在门外。

连续好几个星期的坏天气不光导致了罗斯福机场的许多航班推迟,也严重拖后了当年夏天棒球的比赛进度。1927年,洋基队打了18场连番赛,光是6月,就在6天里连打4场,但没有一场比7月4日这场比赛更重要。洋基队6月开始迈开大步前进,当月成绩是21胜6负,比联盟里其他球队领先9.5场比赛,但眼下的参议员队也在升温,他们的击球很好,首发阵容里有5人的打击率都超过了0.300,又刚连胜10场,取代白袜队升到了第二的位置。参议员队热情高涨地抵达纽约,满心以为这次比赛会是自己赛季的转折点。的确是的——只是转折的方向不尽如人意。

洋基队干掉了他们。这是有史以来优势倾斜得最厉害的连番赛,洋基队以12∶1和21∶1的成绩拿下比赛。洋基队打得就像是在做击球练习似的,轰出了9个二垒安打,4个三垒安打,5个本垒打——总共击中球37次,拿下69个垒。那天洋基队的打击率是0.468。除了一人例外,洋基队包括投手在内的其他击球手都至少击中了一个球,有6人还打出了4个以上的球。就连击球轻、很少上场的新人朱利·韦拉(Julie Wera)——只在大联盟打过短短两个赛季共43场比赛,也打出了一个两分本垒打,这是他整个职业生涯里唯一的一次。唯一没击中球的球员是投手威尔西·穆尔(Wilcy Moore),人们普遍认为他是棒球界最糟糕的击球手。他在第二场比赛里0胜4负,但投了完整的9局比赛,场上10次,只丢了1分。乔治·皮普格拉斯(Joe Pipgras)的成绩紧随其后,以先发投手身份投完了一场比赛,投了9次,丢了1分;轮到他击球时,也4击2中。总之,对洋基队的每一名球员来说,这都是个好日子。

“从来没有哪支冠军挑战队被如此彻底地拍成了碎片。”《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评论道。“我希望赛季已经结束了。”参议员队的一垒手乔·乔吉(Joe Judge)说。事实上,从任何意义上来看也的确如此。因为在这两场比赛中获胜,洋基队把领先优势扩大到了11.5场。第二天,他们还将再次击败参议员队,并在两队剩下的7场比赛中击败后者6次。再没有哪支球队能赶上来对洋基队造成近距离威胁。

这一切其实相当意外。几乎每个人都预测费城运动家队会赢得1927年美国联盟的冠军。人人都认定洋基队已经过了最好的年景。首先,鲁斯已经32岁了,大腹便便的。投手甚至更老。杜奇·吕特尔(Dutch Ruether)和赫布·彭诺克(Herb Pennock)都33岁了,鲍勃·肖基(Bob Shawkey)和厄本·沙克尔(Urban Shocker)则36岁。球队的平均年龄超过了28岁。花名册上只有5名球员是20世纪之后才出生的。沙克尔的状态糟糕到下一个赛季结束前就去世了。

然而,事实证明,1927年的洋基队是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球队之一,甚至可以把“之一”都去掉。把经理米勒·哈金斯也算进去的共计7名队员都将晋升棒球名人堂,这个数字比例相当惊人。很少有哪支队伍能达到这样的高度。

比较不同时代的运动竞技表现往往愚蠢而徒劳,但可以说,说到哪支棒球队能叫人激动得浑身起鸡皮疙瘩,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1927年的洋基队。公允地说,作为球员,作为人,他们都是极不寻常的一个集体。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是:

韦特·霍伊特

右撇子投手。外号“小学生”,因为他加入大联盟时年仅17岁。

此刻正是他在大联盟的第10个赛季,他即将打出历年来的最佳成绩。

他将以22胜7负的成绩打完赛季,在全联盟的5个投手类别(获胜次数、胜率、自责分率,完成比赛场数和投球局数)里名列前茅。

霍伊特的个人经历同样令人难忘。他是著名杂技演员的儿子,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歌手和演员——如果他愿意的话足以凭此在舞台上谋生。霍伊特的岳父在新泽西州经营着一家殡仪馆,霍伊特有时会去帮忙把尸体从曼哈顿的停尸房取出来,送到新泽西去下葬。有时,霍伊特会在比赛期间把运尸车停在洋基体育场,打完球再去运尸体。休赛期间,霍伊特自己也在研究殡仪业务。

厄本·沙克尔

投手。出生在克利夫兰的一个法裔加拿大家庭,本名是厄贝恩·雅格·沙克尔(Urbain Jacques Shocker)。他是个好酒之徒,但那时许多棒球选手都这样。他投球的那只手因为年轻时受过伤,有一根手指永久弯曲,这带给他极不寻常的抓球方式,大大改善了他的缓速弧线球。他还是在1919年之后仍然获允投唾沫球的17名投手之一。他的薪水在洋基队排第三,仅次于鲁斯和彭诺克,为13 500美元。

沙克尔在大联盟投了13年,从未有过失败的赛季。1927年,他创下18胜6负的纪录。这是他在联赛中的第二佳胜率,第二低的对战打者保送率,以及第三好的自责分率。更不同寻常的地方是,他是在自己行将去世之前做到这一切的。沙克尔天生就有极为严重的心脏问题,只能坐着睡觉(有些书上说他得站着睡,但这似乎不大可能)。从1927年拍摄的照片看,他的外貌比实际年龄要老至少10岁。到了初秋,他的病情过重已经无法保住自己的首发地位了。不到一年,他就去世了。

赫布·彭诺克

投手。来自费城一个富裕的贵格会家庭,队友们都叫他“肯尼特广场的乡下老爷”。休赛期间,他猎狐,栽种**,收集古玩。他是个左撇子,打了22年棒球,但到1927年时他的职业生涯已进入尾声。有一回打完比赛他的胳膊酸痛得都举不起来捋头发。1927年,彭诺克是全队薪水第二高的球员,挣17 500美元。他后来入选了棒球名人堂。

威尔西·穆尔

穆尔恐怕是洋基球队里最不靠谱的球员了。虽然仍是新人,可他至少30岁,甚至还可能更年长。没有人知道,他自己也不说。他是出生于俄克拉何马州霍利斯的农家孩子,以投手身份在联盟混迹多年,1925年,他手腕断裂,却不知怎的让他的投球变得更好了。他首发的次数不多(7月4日就是一次),主要是担任球队的“救火员”,也就是“后援投手”,在垒上有人、场面岌岌可危时来终结对手。队友们叫他“医生”,用一位记者的话来说,他擅长“治疗各种病态的球赛”。1927年是他最辉煌的一年,213局比赛里自责分率达到2.28。他从来没有在哪年表现得这么好过。

托尼·拉泽里(Tony Lazzeri)

二垒手,偶尔任游击手。虽然1927年只是他的第二个赛季,但人们普遍认为,他兴许是大联盟里最优秀的中线内野手。他的体重仅为74.8公斤,但却是个可怕的重炮手。他于1926年升入大联盟,加入洋基队之前的一年,他在太平洋沿岸联盟为盐湖城队打出了60个本垒打,得了222分。拉泽里对意大利裔美国人来说是一个特殊的英雄。说意大利裔在职业棒球界少见或许会让人有些惊讶,但1927年的确如此。在大众心目中,意大利裔不是像阿尔·卡彭那样的黑帮分子,就是像萨科和万泽蒂那样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以,在意大利裔社群中,一个人能在最美国式的运动里表现出色就能得到神一般的崇敬。拉泽里最大的秘密是,他患有癫痫症——在当时,癫痫症患者经常是被关押在管教机构里的,但在大联盟的14年里,他从未在赛场上发过病。未来,他也将跻身棒球名人堂。

鲍勃·穆塞尔(Bob Meusel)

左外野手。俗称“沉默的鲍勃”,因为他经常整天不说话,对自己的队友也冷漠疏远。他从不向球迷的欢呼致意,对赞扬和批评似乎都无动于衷。1927年,穆塞尔刚打了一年职业棒球,打击率0.337,击中球174个,打点103分。他和鲁斯相处得非常好,主要是因为穆塞尔喜欢参加聚会。不过,在聚会上他也沉默寡言。

厄尔·库姆斯(Earle Combs)

中外野手。他安静,也讨人喜欢。在走上职业棒球路之前,他曾是肯塔基州的一名乡村教师。他不抽烟,不喝酒,不骂脏话,而且花了很多时间读《圣经》。他或许是最受球员和体育记者喜欢的选手。他是个稳定、可靠的中外野手,也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第一棒击球手之一。在1927年,他将迎来自己职业生涯里表现最出色的赛季,在一垒安打、三垒安打和本垒打上冠绝全联盟,打击率0.356。他击中球231次,创下了洋基队的纪录。他也跻身了棒球名人堂。

本尼·本戈(Benny Bengough)

预备捕手。他不是个大牌球员,只打过31场比赛,但却是球队里最受欢迎的人。本戈出生在英国利物浦,但在纽约州的尼亚加拉瀑布长大,在决定当棒球选手之前,他本来学的是牧师专业。本戈的头秃得很彻底。他常前一天晚上戴着假发上了床,第二天早晨却发现假发不见了。有笑话说,他常常假装用手指捋顺头发。鲁斯跟他特别要好。

埃迪·贝内特(Eddie Bennett)

球童。贝内特是个驼背,上场比赛之前球员们爱拍拍他的驼背以求好运。贝内特出了名的能为球队带来好运。1919年时他是白袜队的球童,那年白袜队夺冠。1920年时他到了道奇队,当年道奇队又夺冠。1921年,他来到洋基队,正逢此时,洋基王朝的时代拉开了序幕,他们赢得了第一个总冠军。到1927年,贝内特已经成了棒球界最有价值的人物之一。有人认为,与其说他是球童,不如说他是替补教练。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两位球员,鲁斯和格里克,棒球赛场上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双王牌。卢·格里克做到了之前没有任何人能做到的事:他的本垒打打得跟贝比·鲁斯一样好。1927年,两人一起打出了美国联盟1/4的本垒打。

表面上看,卢·格里克具备了英雄人物所需要的一切素质。他态度亲切,长得好看,脸上常挂着胜利的微笑,有深邃的蓝眼睛和带酒窝的下巴,才华横溢,还有仿佛用花岗岩雕琢而成的结实体形。但他完全缺乏个性,极为害羞,尤其有女性在身边时就更加如此。他23岁时还从没有过女朋友,依然住在父母家。他曾在接受杂志采访时说自己偶尔抽烟,喜欢喝点啤酒。但几乎没人真正见过他这么做。有一回,队友本尼·本戈和马克·凯尼格因为觉得有点对不住他就邀请他来公寓做客,希望他能遇见些姑娘。格里克穿着一套他母亲帮他熨得笔挺的漂亮西装来了,在沙发上默默地坐着,害怕得说不出话来。整个晚上,他一个字也没说出口。

和林德伯格一样,格里克不太擅长跟人群互动,但林德伯格自娱自乐得开开心心,格里克却孤独得近乎不自然。他经常一个人去游乐园,一个人坐上几个小时的过山车。他不怎么注意自己的外表,不爱穿大衣或外套。就连在最寒冷的天气他也总是穿着衬衫走来走去。他讨厌小题大做、不爱发牢骚,这就是为什么雅各布·鲁珀特付给他的薪水跟大部分预备球员差不多。不管鲁珀特给他什么样的薪水,格里克都照单全收,所以鲁珀特就总是只给他一丁点儿。

格里克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生于1903年,父母是穷困的德国移民,住在约克维尔。有些文章说他出生时体重惊人,重达6公斤。他的母亲也是个大块头。格里克小时候一直说德语。他的父亲不怎么工作,大概是个酒鬼。格里克太太育有3个孩子,但都在襁褓中就死了,所以格里克不光是独子,也是唯一活下来的孩子,他母亲管得特别严,特别为他操心。格里克对母亲也特别爱戴。其他棒球选手都带着妻子参加春训,格里克却带着母亲。外出打客场比赛时他每天都写信寄回家。出发前,他们母子会拥抱吻别10多分钟,让队友等得都不耐烦了。有一回去日本巡回比赛,格里克把所有的休息时间及大部分的薪水都用来给母亲买礼物了。

格里克从小就体格强壮,是个天生的运动员。到他升入商务高中时,格里克就比纽约任何一位教练执教过的中学生都打得劲儿大、击球击得更远了。1920年商务高中受邀到芝加哥跟当地最优秀的高中雷恩技术学校的球队比赛。第9局场上满垒时,格里克打出了一个本垒打,球飞出了球场后墙,落进了谢菲尔德大道——就算是在大联盟球员里,这个球也漂亮得惊人。当时格里克才17岁。

当年秋天,格里克升入哥伦比亚大学,他母亲也在同校的兄弟会宿舍做清洁工和厨娘。格里克算不上优秀的学生,基础德语竟然挂了科——德语可是他的母语。他的英语同样不及格。但他的数学却通过了及格线。他成绩欠佳,几乎可以肯定是因为时间表太过严苛,绝非因为他存在什么心理缺陷。每一天他总是大清早就起来,匆匆赶到食堂收拾两个半小时的餐桌。接着他会上一整天的课。随后是根据赛季安排进行棒球或橄榄球训练。洗完澡吃完晚饭,他又回到食堂打扫餐桌、洗碗,直至深夜。

1923年格里克与洋基队签约,两年后成为球队的正式成员。1925年6月1日,他为一个名叫沃利·皮普(Wally Pipp)的球员做替打[6]上场击球,此后14年就再也没有错过任何一场比赛,直到1939年5月他连续打了2130场比赛——这个纪录保持了整整64年。

当时在底特律老虎队的泰·柯布是棒球界里水平最不稳定的球手,第一次跟格里克见面时他就很不喜欢格里克,因为格里克太温顺不够机智,而且太沉迷于重棒猛击。每次从格里克身边经过时柯布都会侮辱他一番。如果格里克在自己附近的垒上,柯布会偷偷靠近他然后毫不留情地骑上去。“把你的脚塞进包里,维也纳炸牛排。滚回你的老家,你这个蠢笨的荷兰汉子。”柯布会这么说。如果格里克打一垒,柯布会坐在赛场边的长凳上甩出一连串的侮辱词汇。终于,格里克受不了了,他冲到老虎队的球员休息区去找柯布。柯布刚发现身后站了个大块头,格里克就抓住他的脑袋朝一根撑门柱撞过去,柯布人事不省地倒了地。这次事件给柯布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再也不敢羞辱格里克了。

眼下,是格里克在大联盟里的第3个年头,情况逐渐变得明朗起来:格里克很有可能打出历年来所有球员里最棒的一年。他说不定能打破贝比·鲁斯的59个本垒打纪录。从林德伯格没能来洋基体育场的那一天算起,在过去的21场比赛里鲁斯打出了5个本垒打,节奏多少算是正常。同一时期,格里克打出了14个,连在波士顿芬威球场的一场比赛里也打出了3个——之前从来没人做到过。如果格里克在这21场比赛里的步伐能持续下去,到整个赛季结束时,他有望打出100个本垒打。

7月4日,跟华盛顿队进行连番赛时,格里克又打出了两个本垒打,包括一个满贯全垒打。那天结束后他有28个本垒打,鲁斯26个。在这以前,还没有谁这样撼动过鲁斯。棒球界即将体验到第一轮的本垒打角逐,由此还引发了一轮无法收拾的兴奋浪潮。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两人暗暗竞争,个性也大不一样,鲁斯和格里克仍是最好的朋友。格里克常常邀鲁斯回家,按若干传记的说法,鲁斯很喜欢格里克夫人做的丰盛爱心菜肴,也很喜欢和她一起说德语。其实,按鲁斯的亲妹妹所说,鲁斯完全不会德语。“我像兄弟一样喜欢上了那大块头的荷兰人。”鲁斯在自传里分外真诚地说。格里克取得成功时鲁斯跟所有球迷一样激动,而格里克自己也为能跟鲁斯同场竞技而开心。鲁斯的慷慨精神特别让他感动。“对像鲁斯那样无私的人,没有谁会感到嫉妒的。”格里克对记者说。

可惜这温情没能持久。到20世纪30年代,格里克开始痛恨起鲁斯。这不足为奇,鲁斯睡了格里克妻子的风言风语与此很有些关系。

在西部,好天气成了最好的消息,因为密西西比河的洪水终于缓缓退去了。7月初,60万公顷的土地仍然泡在水里,但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胡佛也总算得以把日复一日的赈灾工作交接给别人了。

对胡佛而言,密西西比河抗洪是他个人的胜利。他特别自豪的是,联邦政府完全没有提供资金援助,赈灾的所有资金都来自如红十字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公民个人和组织的捐款。“但在那个时代,”30年后胡佛在回忆录里带着一种隐约的喜爱语气说道,“灾难关头,公民们总觉得应该彼此照料,没人认为这只是联邦政府该做的事。”事实上,那些正在困境中挣扎的人获得的支持少得几近绝望。胡佛帮忙创办了一个筹资1300万美元的贷款基金帮助灾民,听起来很慷慨,但这笔钱摊到每个灾民头上仅为20美元,而且还是贷款,这对那些在洪灾中倾家**产的可怜人来说实在算不上个有用的数目。

1927年的密西西比河大洪水带来了两份持久的遗产。首先,它加快了黑人出走南方的运动,史称“大迁徙”。1920—1930年,130万南方黑人迁往北方希望找到更好的高薪工作,获得更多的个人自由。这场运动在10年里改变了美国的面貌。大迁徙之前只有10%的黑人住在南方之外的地方,大迁徙后,一半黑人离开了南方。

密西西比河大洪水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它迫使联邦政府接受了如下观点:有些事情太重大,各州无力单独应对。尽管胡佛为救灾活动完全依靠民间力量感到骄傲,但社会上却普遍认为,大难袭来时政府不能袖手旁观。1928年,卡尔文·柯立芝不情不愿地签署了《防洪法》(Flood Control Act),拨款3.25亿美元以求避免再出现此类天灾。在很多人看来,这就是美国大政府的诞生。柯立芝讨厌这个想法,拒绝举办仪式庆祝这一法案的通过。相反,他私下签署了法案后就去吃午餐了。

与此同时,回到洪泛区,倒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大水退去。在路易斯安那州摩根城,当地知名商人的妻子埃达·勒伯夫太太(Mrs. Ada B. Le Boeuf)要煞费苦心地解释她丈夫的尸体怎么会带着明显的枪伤,被水泡得浮肿地躺在一处新露出水面的泥滩上。9天前,勒伯夫太太报了警,说自己的丈夫失踪了。经审讯,勒伯夫太太招供,承认自己跟摩根城的另一位杰出市民托马斯·德雷尔(Thomas E. Dreher)医生有染,而德雷尔恰好是她丈夫最好的朋友。狡猾的德雷尔邀请勒伯夫外出钓鱼,趁机开枪打死了勒伯夫,在尸体上负了重,弃置水下。

1927年是个频频发生愚蠢谋杀案的难忘年头,本案显然属于其中之一。因为德雷尔医生似乎完全没想到把尸体扔进洪水里并不是个好主意,因为洪水最终会退去,而尸体却不见得会被顺水冲走。德雷尔医生和勒伯夫太太一同接受了审判,他们罪名成立,被处以绞刑。

对林德伯格而言,7月一开头就不太顺利。虽然他高贵地抵挡了在自己面前飞舞的种种商业噱头,但也接受了两桩赚钱的提议,此刻是兑现的时候了。其一是开着“圣路易斯精神号”在美国巡演3个月。最初的设想是出访全美所有的48个州,一来是为了满足民众想要亲眼见一见他的迫切需求,二来也是为了宣传促进航空事业。丹尼尔·古根海姆航空推广基金会答应此行每周付给他2500美元。巡演的细节将由胡佛处处插手的商务部安排。按计划,巡演7月20日开始。

与此同时,林德伯格和普特南出版公司(G. P. Putnam·s Sons)签了合同,快速炮制一本自传。普特南安排了一位捉刀枪手——《纽约时报》的凯雷·麦克唐纳(Carlyle MacDnoald)。麦克唐纳写完了初稿,但林德伯格受不了他乡土味的文风,坚持自己来写。出版商甚感紧张,因为林德伯格只有3个星期的写作时间,同期还要抽空到加拿大以嘉宾的身份出席该国钻石庆典,也即加拿大建国60周年。

事实证明,加拿大之行命运多舛。7月4日,美国其他人都在欢度国庆的时候,林德伯格飞到了密歇根州的塞尔弗里奇机场,一支军用飞机中队在此等候护送他前往渥太华。渥太华方面安排林德伯格先降落,其他飞机在空中盘旋。不幸的是,两架护航飞机的机翼交缠,一架飞机鼻子朝下地从半空中栽了下去。萨德·约翰逊(Thad Johnson)上尉赶在坠机前跳出了机舱,但飞机所在高度不够,降落伞来不及打开。他发出一声令人作呕的闷响摔在了林德伯格刚刚降落的地方,当场丧命。这起事故毁掉了许多人的兴致,但林德伯格平静地接受了它。在他的世界里,死亡本是一种职业风险。

渥太华之行结束后林德伯格立刻回到长岛,搬进了古根海姆家族在黄金海岸沙点的一处产业,这是一座法式风格的城堡,叫法莱兹(Falaise),距本杰明·斯特朗及同行银行家们正开会的米尔斯庄园只有20多千米。古根海姆家族把持的这个地方比其他豪宅更具波西米亚的**气息,深得百老汇和艺术界人士的欢心。弗洛伦兹·齐格菲尔德(Florenz Ziegfeld,百老汇顶级制作人)、埃德·温(Ed Wynn,喜剧演员)、莱斯利·霍华德(Leslie Howard,演员)、沃德豪斯(P. G. Wodehouse,英国幽默小说家)、埃迪·坎托(Eddie Cantor,喜剧演员)、乔治·科汉(George M. Cohan,剧作家),以及某一时期的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夫妇全都在此买了房产。另外几个声名狼藉的人物,比如黑手党的阿诺德·罗斯坦(Arnold Rothstein)也住在这里。这就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世界,沙点(古根海姆家族在此买了3栋房子)也即小说中富人云集的东卵的原型。

在俯瞰大海的卧室里,林德伯格以凯雷·麦克唐纳的草稿为本,草草写就了自己的人生故事。在不到3个星期的时间里,他完成了4万字的手稿——哪怕文学价值堪忧,但从工作效率方面看仍然是个了不起的成就。评论家们对这本名叫《我们》的书态度冷淡。林德伯格对自己的童年只写了18行字,对历史性的跨洋飞行只写了7页篇幅。剩余的部分主要是在讲巡回讲演,运送航空邮件一类的事。一位评论家语带讽刺地说:“身为作家的林德伯格,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飞行员。”但买书的公众全不介意。7月27日,《我们》刚一出版就冲上了最佳畅销书排行榜的首位。头两个月,它卖出了19万本。人们对有关林德伯格所做的一切都百看不厌。

此刻,林德伯格完全不喜欢的公众关注不光会演变得愈加激烈,甚至到了相当危险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