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八年是特殊的一年。

在这一年里，大明王朝走马灯似的换了三位皇帝。首先是有明一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万历皇帝在七月驾崩，如履薄冰做了多年太子的光宗朱常洛登基，成为明朝第十四位君主。这位“梃击案”和“红丸案”的当事人，曾经给满朝文武带来了一线曙光。与长期沉溺酒色、深居大内的万历皇帝相比，这位从小就不受亲生父亲待见的太子在执政之初就显出了仁君之相。相比起神宗的抠门儿，朱常洛继位后便借皇帝遗诏的名义一次性地从内帑中拿出二百万两银子犒劳边防将士，并严敕各部专款专用；而罢免全国范围内的矿监、税使的旨意更是让朝野欢腾。前朝因为上书立储和反对矿税而被罢免的正直官员也纷纷得到重新起用。朱常洛的一系列举动让朝臣们似乎看到了中兴的希望。然而老天爷却开了一个大玩笑，谁也没有想到，在登基大典上容光焕发的皇帝继位仅仅十天之后就一病不起。病急乱投医的光宗在弥留之际，试服李可灼进献的“红丸”后出现了精神少还、欲思饮食的现象，光宗以为自己的病情好转，于是持续服用红丸。而这红丸根本就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它是用妇人的经水、人乳、辰砂调制而成具有一定毒性且性热的物品。就这样，光宗在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九月初一驾崩，当了十九年的太子却只做了一个月的皇帝，时间之短令人猝不及防，以至于大臣们后来还讨论过要不要启用“泰昌”这个年号。

光宗在位短短一个月确实给泰昌年号启用与否出了一个大难题。不用泰昌年号显然不合适，等于否认了光宗的存在，但是怎么用都会影响前朝的万历纪年和后来的新纪年。在众臣反复的讨论之下，终于诞生了一个“三全其美”的方案，那就是定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之前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之后为泰昌元年，第二年为天启元年。

朱常洛的离去，打破了大明中兴的希望，而把另一个不靠谱的皇帝——大明王朝的第十五位君主明熹宗朱由校——推上了历史舞台。

天启年间的一天，朱由校身边的太监们看到皇帝的操作差点惊掉了下巴。

在皇帝的木工房，一个三丈深的大铜池内充满浮萍，鱼、虾游动其中。水池四周帷幔高挂。随着一阵锣鼓响起，一艘艘木质宝船模型游入水池，船上武士、水手等木偶神态栩栩如生，盔甲艳丽。突然木偶随着音乐声开始打斗翻滚，一旁的太监们看得是目瞪口呆，其震撼效果不亚于那个时代的西洋玩意儿。

水池内上演的是木偶戏《郑和下西洋》，水池内的宝船、人偶全部由机关触发，由帷幔后的太监们操控。这些精巧的木质人偶其工艺复杂程度绝不亚于同时期的西洋钟，而这些精密的机械玩具，全部出自朱由校之手。除了设计木偶剧，朱由校还设计过一种身高八九尺的“机器人”。他给这种木质机器人穿着绫绢，腰佩弓矢，摆放在各宫殿前，好似卫士。

不但宫内的人对皇帝的木匠手艺大为赞赏，就连“市场”对朱由校的产品也是十分的认可。他曾经制作过一款镂空的护灯小屏，镂刻寒鹊争梅，不但宫内的嫔妃十分喜爱，小太监们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也被抢购一空。

除了醉心于木工设计，在艺术方面，朱由校也有着浓厚的兴趣。明代宫廷大兴戏曲，弋阳腔、昆曲受到神宗以来诸位皇帝喜爱。朱由校不仅爱看戏，更爱演戏，经常与太监高永寿等同台演出《雪夜访赵普》等戏目，与戏子厮混通宵。

这位多才多艺的皇帝似乎对除政事之外的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喜爱，对运动也是乐此不疲，专门在皇宫中开辟了射猎的场所，将獐子、麋鹿等动物放入园内，然后自己骑马射猎，有时候玩得兴致大起，连茶水都顾不上喝。朱由校还专门在皇宫内修建了“足球场”，经常举行足球比赛。

明代的皇帝好玩或者有特殊癖好已经不是个例了。宣宗好斗蟋蟀，被人称为“蟋蟀皇帝”；世宗醉心神仙修道，自封为“万寿帝君”。但是不管怎样，宣宗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治国上面，世宗前期的嘉靖新政也是有所作为，更重要的是彼时大明帝国的政局还没有糜烂到无法收拾的地步。但是再看看天启时期的大明帝国。

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黄河决口，睢阳、徐州、邳州一带方圆一百五十里以内夷为平地，第二年黄河又在徐州决口，城中水深达一丈三尺。天启五年六月各地频发饥荒，延安持续了三个月的大风雪，济南飞蝗铺天盖地，帝国出现“人相食”之惨剧。内忧未解，外患频发，从1620年开始，后金不断在辽东发起攻势。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后金攻克沈阳和辽阳，次年广宁失守；与此同时河套蒙古入侵延安、黄花峪等地，深入中原六百里，杀掳数万人；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正月，后金军攻取旅顺。

天启三年，工科给事中方有度向皇帝上书，自辽东战事起，每年加派新饷四百八十五万余两，共达两千余万两，民不聊生，“百姓敲骨剔髓，鬻子卖妻，以供诛求”。并提醒皇帝，兵饷问题不解决，帝国将有倾覆之忧。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军队的严重贪腐，刑科给事中解学龙疏陈边将贪腐情状：“两辽东三帅各领银一万二千两为治宅第之资令人骇愕，营房每间领造价钱六两，而镇将睹自侵克，每间实际用银不过五六钱。马料刍豆十扣其半。”在帝国的危急时刻，边将们连马料都要贪。

面对如此朝局，天启帝是一筹莫展。诚然，16岁继位的他从小就没有受过什么像样的教育，猝然继位，不管是从心理还是从能力上，朱由校都不具备治国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朱由校醉心于玩乐也许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吧，不然在弥留之际也不会对弟弟朱由检说出“吾弟当为尧舜”的话。

天启一朝的局势就是，内忧外患，皇帝不管。于是，一个人就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了明代最后一位权势显赫的宦官，这个人就是魏忠贤。

万历四十八年的一天，紫禁城。

两个宦官的争吵惊动了年轻的朱由校，而他们争吵的焦点竟然是为了一个女人。在明朝后宫流行一种习俗叫“对儿”。高墙深院之内，宫女与宦官寂寞难当，于是常常寻到自己情投意合的人，组成“对儿”。而那个女人是朱由校的乳母，于是这次放不到台面上的争吵惊动了朱由校。不久后朱由校赶到，了解了事情的原委之后大声说道：“客奶（乳母），尔只说尔处心要着谁替尔管事，我替尔断。”此时朱由校的乳母客氏毫不犹豫地把手指向了惊魂未定的李进忠。就是这一指，将一个宦官推向了权力的巅峰，这个叫李进忠的宦官就是魏忠贤。老天爷就这样给大明王朝开了一个玩笑，在同一年里，上位了一个庸君和一个权奸，把本就立在悬崖边上的苦命王朝又狠狠地推了一把。

客氏能够为了魏忠贤抛弃自己之前的“对儿”是有原因的。魏忠贤身躯壮大，性格开朗爽快，由市井泼皮进宫成为宦官之后自始至终谨小慎微，做事一丝不苟，竟然积攒了一定的口碑。不得不说，魏忠贤真的很得上天的眷顾，在进入皇宫十几年后，他来到了东宫太子身边，监管起了伙食，同时还负责侍候太子身边相貌平平的王才人。就是这次机会，让魏忠贤认识了改变他命运的两个人——后来的天启帝和客氏。朱常洛一直不受万历皇帝待见，在太子的位置上战战兢兢地待了近二十年，而中国社会的人情冷暖在皇宫中被无限放大，所有的明眼人都知道皇帝不喜欢这个儿子，所以就连太子身边的人都常常抱怨自己跟错了主子。然而魏忠贤似乎不这么想，也许是因为自己境况相比之前有所改善，也许是别无选择，魏忠贤死心塌地地对太子好。他这一注，赌赢了。

他的忠心耿耿很快赢得了回报，王才人先是让他恢复了本姓，改名叫魏进忠（魏忠贤初进宫时叫李进忠），之后更是在日常生活中和后来的天启帝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小皇孙刚刚懂事，就喜欢跟在他屁股后头玩。明宫规定后妃从不亲自抚养婴儿，皇子由奶妈、太监和宫女们照顾，天启帝长期被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人包围，也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就如同被惯坏了的孩子一般，这也是后来他从政之后荒诞行为的根源。天启帝从小“不好静坐读书”，而是好动爱热闹，更喜欢骑马射猎。这正中魏忠贤下怀，魏忠贤身体灵活，“喜驰马，能右手执弓，左手彀弦射多奇中”，动手能力也很强，和天启帝情趣相投。朱由校在自己备受冷落的小圈子里接触到太多势利之徒，而魏忠贤从小的陪伴给他带来了难得的欢乐。还有一个令朱由校难舍难离的就是乳母客氏，常居深宫大院，客氏将自己的母爱全部输出到朱由校身上，朱由校也对客氏形成天然的依恋。十六岁时他还和奶妈住在一起，形影不离。登基后按惯例乳母要迁出大内，朱由校竟然“思念流涕，至日旰不御食”，不顾群臣反对把她接了回来。朱由校登基未逾月，便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客氏荣宠不在太后之下。而兼管膳食的魏忠贤除了取得朱由校的好感外，也接触到了客氏，细心的照顾和情感的慰藉让客氏很快与魏忠贤成了“对儿”。宠信太监和留恋大龄女性的情况在明朝的皇帝中并不罕见，但问题是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再也经不住权奸和昏君的折腾，而偏偏这两样天启朝都沾上了。

天启年间，有四人相聚饮酒，席间一人痛骂魏忠贤，虽在私处，其余三人亦不敢多言。突然东厂番子破门而入，缉捕四人，骂魏忠贤者被凌迟，而其余未言者三人得赏金。这是在魏忠贤把持朝政时期流传最广的一个故事，但是就当时魏忠贤实行的恐怖统治来说，绝对毫无夸张之处。据《明史》记载：“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僇，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大家在街上碰到熟人害怕说错了话，只能互相用眼神交流。

其时东厂特务们无所不窥，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恐怖的气氛。在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们看来，只有高压和禁言才是长治久安的基础。为了制造出这种局面，宦官集团调动全部特务系统积极活动，采取了全方位监视、恐怖震慑以及保甲连坐法等一系列手段。

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苏州卫指挥朱祖文将自己在京的见闻写成了《北行日谱》，清楚地记录了当时社会惶悚恐怖的情状。

当时的京城“禁门森严，正阳尤甚，一出一入殊有戒心”，对于出入城门者要进行严格搜查而且还要收税，京城内外也布满了番役探子。一次，朱祖文和仆人在城外正在赶路，突然遇到番卒三人阻拦，当场将他们主仆二人浑身上下搜了个遍。在大马路上就这样肆无忌惮，住店更是不用说了，朱祖文就遇到了“有长髯居然闯入，四顾其行装者”的事。

厂、卫特务们还用威胁利诱等不同手段鼓励人们告密。朱祖文初次进京到友人家借宿，朋友居然害怕得不敢接待，告诉他：“倘客非其人，十家连坐，君以异乡入吾门，比邻已有密为觇伺者，君其务就逆旅乎！”就是说你来我这儿，邻居早就暗中观察好了，准备随时打小报告呢！请你一定去旅店住吧。这种严格的保甲之法大大扩充了特务们的侦察监视网。

在这种严密的特务统治制度下，即使在远离政治中心的乡下，人们仍然会感觉到被注视的不安。朱祖文曾两度到离京数百里的定兴、吴桥等县，仍然是“主仆二人深藏如处子，不敢一窥户外”。

对于那些被查出胆敢犯禁的人，厂、卫特务都会进行无情镇压。除了厂、卫原有的各种酷刑外，魏忠贤时代又创造了剥皮、刲舌等杀人手段，并且“动以立枷示威，前后毙者以千计”。由于严密的特务统治网在整个社会铺开，富于效率又极其残忍，京师内外“大非昔比，即戚里侯门，无不惴惴危惧”，整个社会都噤若寒蝉。

有明一朝是我国封建主义集权达到顶峰的时代。太祖皇帝出身贫寒，饱尝人间冷暖，于是在判断一切事物时习惯从“人本恶”角度出发，以保护自我、打击对方为目的。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朱元璋登基之后长期处于“寝食不安，忧悬于心”的状态中，而且处理事情十分偏激甚至到了残暴的程度。

由于对一切事物的怀疑与不信任，所以看似强势的太祖实际上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这个基因也遗传到了历代明帝身上，他们甚至连自己的儿子都不信任。大将功臣们长期大权在握或者拥兵自重，这是皇帝不能接受的。即便再信任的人，长期不在身边也有“变心”的可能，只有常常相伴左右的人才能时刻察其言观其行，看看对自己是否忠心。在封建制度下的深宫高墙之中，只有一种人符合这个条件——宦官。出于身体上的残疾，宦官往往对皇帝的忠诚度极高，因为皇帝是他们在深宫之中唯一可以依靠的人。

鉴于前朝的教训，太祖三令五申不得重用宦官。即使是这样，也掩饰不住朱元璋对宦官的青睐。他的外甥李文忠有一次对朱元璋说：“内臣太多，宜稍裁省。”皇帝听了大怒，竟然怀疑外甥是要削弱自己的势力，于是下令把李文忠的门客都杀了，而李文忠自己也“惊悸，得疾暴卒”。从靖难之役后，朱棣为了巩固政权，开始大规模地起用自己身边的亲随宦官。永乐朝出名的宦官如郑和、阮安等也是层出不穷，充斥在政权的每个角落，如彻底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明代强调皇权至上，所谓“每日清晨一炷香，谢天谢地谢君王”，皇帝被神化，与神明一起被供奉起来。神仙怎么能让凡人经常见到呢？为了维持这种神秘感，皇帝甚至刻意地回避大臣，嘉靖皇帝就最喜欢“装神弄鬼”。皇帝被神化，导致君臣隔阂，这种极不正常的政治局面使皇帝将宦官倚为心腹，为阉人专权大开方便之门。

利用宦官牵制文臣，也是明代宦官政治形成的重要原因。明代特有的政治形态就是内阁与司礼监的双轨模式。司礼监是内廷宦官机构十二监中的首揆，重要的职能是代行皇权。二十四衙门中最重要的部门，掌印、秉笔、随堂太监掌管批红及宣传谕旨，是司礼监的重要工作，相当于掌握了帝国最高行政命令的审批回复。与此同时司礼监还是左手握着“笔杆子”，右手握着“枪杠子”，他们控制着东厂、西厂、锦衣卫等机构，执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各地还有为数不少的镇守太监。这样设置的本意是实行双轨制，实现权力的制衡，但是由于内廷的宦官往往与皇帝朝夕相处，深得信任，因此在授权执行旨令方面具有优势。比如魏忠贤每次奏事都会选择明熹宗玩木工的时候，于是很多时候都会出现“忠贤以是恣威福惟己意”的情况。再往前朝，武宗时期的刘瑾奏事专挑皇帝全神贯注欣赏杂技的时候，因此刘瑾常常自作主张。而且宦官长期伴随君王左右，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得“外廷千言不如近密片语”的状况经常出现。久而久之，在明中叶司礼秉笔太监的权力逐渐“居内阁上”，形成了“而相权转归之寺人（宦官）”的现象，司礼监的首席太监也被称为“内相”。在出现大宦官的朝代，廷臣往往都敬而远之，也有很多官员开始自甘下流，巴结宦官以求仕途。英宗时王振权倾一时，有位官员刘睿，“路遇王振，跪于道中”。王振非常高兴，便提升刘睿为户部左侍郎。一日王振又问侍郎王佑：“王侍郎，你怎么没胡子？”王佑立刻跪倒：“老爹没有，佑安敢有？”王振大喜。王世贞在《觚不觚录》中记载：“国朝文武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宦官权势可见一斑。

宦官能够在明朝形成一势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充当了皇帝敛财的工具，诸如采办、矿税、盐政、市舶、织造等大量国家垄断的重要经营或者税收机构都由宦官执掌，宦官对经济领域的荼毒往往比政治领域更深。虽然是给皇帝办差，但是由于庞大的宦官机构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他们往往在“龙旗”的庇护之下滥加苛捐杂税，对工商业横征暴敛，使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受到严重摧残。虽然明太祖一再对宦官加以限制，但实际上从洪武年间宦官实际上已经开始插手干预财政。洪武十年户部奏天下税课司局征商不如额者百七十八处，对任何人都不信任、疑神疑鬼的朱元璋便“遣中官（宦官）、国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核实，立为定额”，开启了宦官干预财政的先河。永乐十九年皇帝又派遣宦官参与核天下库藏和仓粮出纳之数，勾起了宦官心中的贪欲，及至正德年间，各地税务已普遍由中官管理，掌握了税务权的宦官变本加厉。明代京师税务主要是九门的税收，而监税的全部是内官。据《中官考》记载，九门税收最初在弘治初年是钞六十六万五千八十贯、钱二百八十八万五千一百三十文，到了嘉靖二年增至钞二百五十五万八千九百二十贯、钱三百一十九万二百三十文。天子脚下都是如此，其他地方不言而喻，到隆庆时期发展到“凡桥梁、道路、关津私擅抽税，罔利病民”。而明朝起用宦官对商业巧立名目征收各种商税，对资本主义商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刮之令，密如牛毛”。变本加厉地征税导致商业繁荣的长江、大运河等经济带遭到严重摧残，昔日“吴丝衣天下”，随处设肆的繁华盛景变为“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在纺织业发达的苏州府，万历年间增设税网，对机户广派税额，不论织机、织品一律课税，使得这一地区“家家割机”“闻风逃窜”。万历年间皇帝又派出矿监到处开矿，开矿工程大，更容易从中舞弊，敲诈勒索。宦官在全国采矿过程中在为皇帝捞钱的同时也疯狂地中饱私囊，甚至在有些地方借着奉旨开矿的名义抢劫家财，拆毁民房，挖坟盗宝，疯狂至极。

明面上为皇帝和自己敛财，暗地里更是“挖墙脚”，贪墨国库财物也是宦官常用的伎俩。崇祯帝曾经痛斥魏忠贤“将我祖宗蓄积贮库传国异珍异宝金银等，朋比侵盗几空”。正德二年，大太监刘瑾假传圣旨派遣科道官查盘天下军民府库，令地方把历年积储的财物全部解送京师，如此巨大的财富有一半进了刘瑾的腰包。隆庆四年内承运库中官甚至用没有署名、没有印信的空头札子传谕户部进银十万两！

到明朝中后期，宦官经理仓场、提督营造、市舶、织造，各处经济命脉近乎处处可见宦官身影，虽然宦官们在不同的岗位，工种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目标却出奇一致，那就是敛财。弘治时，宦官张庆采办以进贡为名，每年搜刮百姓财物数万；正德时期，镇守河南太监廖堂打着进贡的旗号，“无名之征百出，其后继之者率以为常”。除了横征暴敛、贪墨公款，宦官恣意侵占官民田地和屯田更是在腐蚀封建王朝的经济根基。说宦官导致了明朝覆亡可能言过其实，但是宦官制度绝对是有明一朝的政治毒瘤。明朝一代又一代层出不穷的宦首如同接力一般，加速了明朝的政治腐败与经济崩溃，使王朝大步走向了覆亡的万丈深渊。

明晚期宦官之所以能够触碰到权力的顶峰，除了皇帝的信任，官僚集团的推波助澜也是功不可没。封建王朝中能够触碰到权杖的有四股势力——皇权、外戚势力、内臣（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明朝皇权得到空前的加强，外戚势力也控制得很好，皇帝的娘家人虽然在宪宗等朝扩张迅速，但更多的是贪恋荣华富贵，始终也没有越雷池一步。再看看宦官与文臣。有了正德时期的教训，世宗皇帝上台以后对宦官大力整治，可以说将宦官们打回了原形，嘉靖一朝宦官始终安分守己。到了万历一朝，新的问题又出来了，那就是党争。

其实党争在嘉靖一朝就初现端倪，只不过世宗有足够的掌控力驾驭群臣，而到了万历一朝，皇帝出于立储等问题和官员集团对抗，长期怠政，使得朝堂之上逐渐地在后期形成了各系的党派。在万历朝晚期，政坛上出现了东林党、浙党、齐党等文臣势力，这些政治势力各自为政，完全不将国事与朝局放在第一位，在他们眼里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利益，往往在讨论国策的时候为了反对而反对，斗得不可开交，没有原则和底线。朝局的失控，让皇帝必须寻求新势力，于是以魏忠贤为代表的阉党正式上线了。

天启一朝，魏忠贤权势滔天，以司礼监掌印太监兼提督东厂，海内争相望风献媚，有不少的文臣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完全将士人风骨抛在脑后。督抚大臣纷纷沦陷，如阎鸣泰、刘诏、李精白、姚宗文等，争相为魏忠贤颂德立祠，唯恐落后。整个明朝上到大臣下及武夫、商贾小人都为他建祠。监生陆万龄甚至请求以魏忠贤配祭孔子，以魏忠贤的父亲配祭启圣公。正当魏忠贤风光无限的时候，天启七年熹宗在西苑游船戏耍时不幸落水，到八月发展到浑身水肿病重身亡，这位木匠皇帝就以这样的方式告别了人生。由于朱由校没有子嗣，帝位落到了弟弟信王朱由检的身上，这就是大明王朝的第十六位皇帝——崇祯帝朱由检。

八月继位，十一月皇帝就贬魏忠贤到凤阳守陵，这位权倾一时的大太监在当月就自杀了，年轻的皇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铲除了阉党。这再次证明了一个事实，不管宦官的权力有多大，在已经确立了绝对皇权的明代，也只不过是皇帝手中的一枚棋子。需要时，可为“将帅”，无用时便为“弃子”。

在封建帝王时代，作为大地主阶级的代表，每当政局逐渐稳定，生产力恢复，皇帝的消费欲望就会越来越大。打天下的开国皇帝经过创业艰辛大多还能克己自律，但是他们的后代往往管不住自己，含着金汤勺出世的这些龙子凤孙们肆意追求享乐，无底线地吮吸民脂民膏。大明王朝极具代表性，明中叶后的皇帝如武宗朱厚照、世宗朱厚熜、神宗朱翊钧、熹宗朱由校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些皇帝长期沉迷于酒色，或者醉心于神仙丹术，行为荒诞不羁，总之是不干正事。这对于权力集中的封建王朝来说绝对是致命的打击。作为国家统帅将朝讲、召对、面议俱废，朝局状况就可想而知了。权力是不可能出现真空的，皇帝不管事，权力自然要转移，而明代特殊的内阁与司礼监制度，让权力自然地会流向这两个集团。但是明朝的皇帝天生对文官不信任或者是讨厌——洪武帝最憎恨的就是官僚集团，武宗觉得天下事未必就是阉人所坏，神宗更是对言官和朝臣头疼，那么权力被宦官所掌控就很正常了。

明代大家王世贞说过：“即狼戾如（王）振、（刘）瑾者，（皇帝），一嚬（皱眉头）而忧，再嚬而危，片纸中夜下而晨就缚，左右无不鸟散兽窜，是以能为乱而不能为变也。”宦官得势可以权倾天下，但皇帝一旦发现宦官有野心、对皇权构成威胁时，这些宦官立即从权力的顶峰上掉下来跌个粉身碎骨。

宦官专权是封建皇权专制的产物，是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无法去除的肿瘤，皇帝需要宦官的存在来制衡文官集团，身体残缺的宦官也只能依靠皇权生存。这就是明朝宦官专权屡禁不止的原因。魏忠贤死了，大明王朝却在朝堂无休止的党争中迎来了自己的末日，直到李自成的农民军打进北京城时，陪在崇祯帝身边的居然是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承恩，而忝居朝堂的一班大臣降的降、跑的跑。在他们看来，明朝的灭亡只不过是改换门庭而已。

明朝晚期国家已经从各个方面陷入腐朽，士人正气也**然无存，我们又何必纠结于宦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