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的一天，一支万余人的朝鲜军队行进在辽东境内。

指挥官朝鲜人姜弘立的神经已经紧绷到了极点，友军明廷部队“天兵尽殁”的消息令他不寒而栗，还没等他从惊愕和恐惧中走出来，漫山遍野留着辫子的骑兵已经冲到了山脚下的朝鲜军队阵前。朝鲜的火绳枪手只进行了一轮慌张且漫无目的的齐射后，“辫子军”就已经冲散了朝鲜部队，瞬间朝鲜“两营皆覆”。就在这支部队即将全军覆没的时候，左营的将领金应河迅速整队布阵，在拒马（一种可以移动的阻止骑兵和步兵前进的障碍物）后指挥士兵从容射击。上天似乎特别眷顾“辫子军”，眼看朝鲜军队几乎就要击退敌人的进攻了，突然狂风大作，将朝鲜军队的火绳枪纷纷吹灭。“辫子军”抓住机会冲入朝鲜军阵，朝鲜士兵面对左突右冲的骑兵四散而逃，纷纷被杀死，金应河也在乱阵中战死。就在朝鲜士兵如草芥一般被“辫子军”屠杀的时候，距离阵地不足一千步的山坡上还尚存四千多人的朝鲜军队，这些士兵在山坡上目睹这一幕血腥场景早已吓得魂飞魄散，有的人将耳朵捂住不忍再听本方士兵的哀号，有的人则呆呆地坐在地上静等死神的来临。

这场战斗是发生在万历四十七年明朝与后金进行的“萨尔浒之战”中的一场，这支万余人的朝鲜部队是协助明军作战的部队，而冲入阵地的“辫子军”就是后金的骑兵。

此时军中的主帅姜弘立已经万念俱灰，突然后金一骑跑上山坡，口中大喊“通事（翻译）”，朝军翻译马上应答。经过短暂的交涉后，后金骑兵停止了屠杀，剩下的朝鲜人全部投降，女真人命令朝鲜指挥官前往后金军营。在姜弘立前往拜会努尔哈赤的途中，心有余悸的他又见到了终生难忘的一幕：千余名明廷士兵被后金骑兵像切菜一般屠杀殆尽，“僵尸如麻，数十里不绝”。而明廷集结重兵发起的萨尔浒之战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也像这次战斗一样以惨败告终。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四月，抚顺。

仅有千余人驻守的抚顺城的士兵们看到了惊恐的一幕，天际线边涌来了无数的军马，用明军士兵的话说就是：“兵分队而阵，白旗白马白甲，望之如练，红旗红马红甲，望之如霞。”这段记载在《筹辽硕画》[1]中的文字一点也不夸张。就在这年，努尔哈赤动员了两万兵力直接参与了对抚顺城的进攻。结果可想而知，后金的军队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抚顺城。守城游击李永芳不但率军投降，而且摇身一变成了努尔哈赤的“女婿”，他的九个儿子也入旗籍为清廷效力。这一战中，后金军队还攻克了抚顺周边的五百多座小城堡，掳掠人口、牲畜三十多万，并且击溃前来驰援的广宁总兵张承荫等率领的万余明军。与这些相比，最重要的是努尔哈赤在此次战役中俘获了建朝初期最重要的汉人谋臣之一的范文程。

抚顺陷落的消息传入明廷，举朝上下一片哗然。然而此时的明廷已经将张居正十年改革的红利用尽，大明王朝进入了寿终正寝的倒计时。相对于万历前期张居正辅政改革和万历皇帝的奋发图强，万历中后期近三十年的“万事不理”和“长期不朝”成了重要的政治特色，对郑贵妃的宠幸也导致国家储君长期的悬而未立，造成长达二十多年的“国本之争”，间接使明廷与彼时朝鲜君主光海君有了嫌隙。同样因为敏感的国本问题，光海君长期以来不受明廷的正视，在萨尔浒之战中迫于压力派军共同作战之前，还给主帅姜弘立秘密下达了“不要一味地听从明廷将领指挥，最重要的是自保”的指令。而“万历三大征”将万历前期改革积累的财富损耗殆尽，辽东军备更是在壬辰之战中受损严重。

万历亲政后曾一度“事事由朕独断”，为何会出现之后长期不朝的局面呢？有学者归结于朱翊钧对郑贵妃的宠幸和对朝廷中朋党之争的厌恶，而近代学者孟森则把责任归结到首辅申时行的身上，认为是这位首辅的“遇事迁就”导致了万历的随心所欲。如果说这些原因没有影响是绝不可能的，但是万历的健康问题也是造成他懒政的重要原因之一。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句话一点没错，万历皇帝就像他父亲一样，身体一直不怎么好，再加上他长期沉迷酒色，导致了健康状况更加不容乐观。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九月十六日到三十日，朱翊钧因为“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竟然请了半个多月的“病假”没有上朝。此后，万历皇帝经常因为健康问题不上朝，朝臣一度怀疑皇帝是在装病。

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申时行委婉地劝诫朱翊钧，一个月最好能“上三四天班”，然而皇帝无奈地说：“朕病愈，岂不欲出？……只是腰痛脚软，行立不便。”万历十九年时，万历皇帝的症状竟然发展到“面目发肿，行步艰难”的地步。万历自己也在与申时行的一次交谈中动情地说道：“朕近年以来，因痰火之疾，不时举发，朝政久缺，心神烦乱。”可以看出皇帝内心的无奈。头晕目眩确实是一种对日常工作影响非常大的疾病，作为帝国的大脑每天要考虑众多的问题并做出决策，有这个病无异于雪上加霜。这也导致了万历中后期的执政生涯基本采用批阅奏疏的形式来进行。

但是遇到后金入侵这样的大事，不管万历有没有精神、国家有没有钱，都要打起精神积极应对了。

其实早在壬辰战争之前，明廷对辽东局势就已经失去控制。成化年间明宪宗发动过两次针对女真的“犁庭行动”，维持了辽东地区半个世纪的安定局面。到了万历年间，国力衰退的明廷已无暇东顾，辽东都司失去了对女真部族的直接管理，只能靠扶持当地部落首领“以夷制夷”。好在嘉靖时期逐渐壮大的海西女真首领王台对明廷忠心耿耿，得以让明廷在辽东地区少操心。投桃报李，明廷授予了他左都督一职，明朝官员也惊叹王台的忠诚：“岂非百世一奇观哉！”而同时期建州女真的首领王昊却是桀骜不驯，屡屡与明廷为敌。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王昊扰边被明军击溃后投奔王台，王台将其押送明廷，最后王昊被处死，王台因此被授予“龙虎将军”并且获得了抚顺关朝贡贸易的支配权。女真人成为“金路”，建州女真与海西女真由此彻底决裂。

历史发展中的巨变总是由千丝万缕看似无关的小事组成。万历十一年明军联合建州女真苏克苏护河部尼堪外兰在古勒寨围剿王昊的儿子阿台时，误杀了在城中的觉昌安及其子塔克世，而觉昌安的孙子就是后来建立后金的努尔哈赤。面对祖父、父亲无端被杀，努尔哈赤以十三副盔甲，不满百余兵士起事，开始了自己的复仇大业，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

成功总是属于有准备的人。努尔哈赤绝非一般的蛮地猎民，通晓汉文化的他带领着在夹缝中生存的族人硬是在辽东打出了自己的天下。从万历十一年开始，努尔哈赤用武力与计谋，先后收服董鄂部、浑河部，并杀死尼堪外兰报了之前其协助明军杀死自己祖父、父亲的大仇。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努尔哈赤在呼兰哈达东南的二道河子筑城，建立统治中心。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努尔哈赤完成了对建州女真各部的统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努尔哈赤逐渐扩大势力的时候，明廷不仅没有警觉，反倒一再给他加官晋爵。原来，努尔哈赤在自己统一建州女真各部的过程中频频向明廷示好，还协助明朝剿灭犯边的女真部落，出色的演技成功地骗过明廷，以至于明廷认为努尔哈赤是“今日之王台”。身处前线的蓟辽总督张国彦、辽东巡抚顾养谦等也一致肯定努尔哈赤的忠心。唯有处在第三方视角的朝鲜，时刻洞悉着努尔哈赤的意图，屡次通告明廷戒备努尔哈赤。此时据朝鲜人的侦察，努尔哈赤的势力已经远非昔日“吴下阿蒙”了，其部统率约1.5万人，并分成“环刀军”“铁锤军”“串赤军”“能射军”，军马粮草、武器装备一应俱全。统一了建州女真的努尔哈赤并没有停下脚步，因为他需要更加强大才能对自己内心深处认定的终极仇人——明朝进行报复。

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努尔哈赤在古勒山（今辽宁新宾）大败前来进犯的海西女真与蒙古科尔沁部联军三万余人，缴获战马军械无数。至此，建州女真确立了在辽东地区的绝对霸主地位。到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努尔哈赤几乎是不停歇地征服了区域内叶赫部以外的所有部族。努尔哈赤的坐大正是瞅准了明廷和朝鲜陷入壬辰战争之中的这个空当。朝鲜的判断是准确的，然而此时的朝鲜刚经历过“八道尽糜”的战乱，也无暇北顾。

朝鲜和女真，作为东北亚地区有紧密关系的民族与政权，也是“剪不断，理还乱”。朝鲜在国力强盛的世宗大王李裪时期，由于女真部频繁犯边，李裪采取强硬措施，宣德八年派大将金宗瑞击败女真兀狄哈部，宣德九年平定东北女真部落之后，在明朝划定的女真地区建州左卫建立了会宁、稳城、钟城、庆源、庆兴和茂山六镇。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李裪又在北部边境设置了闾延、慈城、茂昌、虞芮四郡。然而“风水轮流转”，近两百年后，日渐强大的女真不但在东北建国，而且还发动了两次几近让朝鲜灭国的侵略。一次是在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皇太极以朝鲜“助南朝兵马侵伐我国”“窝藏毛文龙”等理由对朝鲜宣战。后金大将阿敏、济尔哈朗等人率军过鸭绿江**，朝鲜军队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朝鲜仁祖李倧逃往江华岛，并命使臣求和。后金大军撤退时在朝鲜京畿道海边一带尽情劫掠，令该地区“尽成空壤”。这次入侵在朝鲜历史上被称为“丁卯虏乱”。

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皇太极正式称帝，改国号为清。为了彻底征服朝鲜，解除“前有明廷，背有朝鲜”的不利局面，皇太极率大军亲征朝鲜。清军渡江后，仅用十二天便抵达王京城下。京畿之内“上下惶惶，罔知所为，都城士大夫，扶老携幼，哭声载路”。朝鲜仁祖李倧率领文武百官退守南汉山城，后迫于清军压力只好求和。公元1637年，朝鲜去明年号，奉清朝为正朔，这就是朝鲜历史上的“丙子虏乱”。

明万历四十六年，羽翼丰满的努尔哈赤在新建的行政中心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发布对明朝的“七大恨”征讨檄文，宣布对明朝开战，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抚顺。

抚顺的沦陷令万历皇帝大为震惊，虽然长期不朝，但是并不代表朱翊钧不过问政事。糟糕的身体状况令他只能把有限的精力放在“重要且紧急”的事情上，比如后金的入侵。抚顺陷落，明廷反复商议后定出了方针——征讨。

此时的万历皇帝责任心爆棚，忙活了近两个月协调调兵筹措饷银，这让他本就糟糕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整日头晕目眩还伴有严重的腹泻。即便如此，万历皇帝还一直关注着整军备战，只是视财如命的特性又在这次事件中暴露出来。内阁上书希望能从内帑银中拨出五十万两接济军费，一听要用自己的“私房钱”，万历皇帝不乐意了，表示“内帑无银”，最后见户部要得紧，掏了十万两了事。缺钱且不说，兵员也是个令人头疼的大问题。

此时辽东全镇兵员实际能够参与出征的只有两万人，而且其中老弱兵痞大有人在，于是明廷开始在九边重镇和山陕、浙江等地全国性地调兵。虽然这支队伍里边有从南方调来的“戚家军”等战力强悍的部队，但是因为对阵的敌人不同，实际上在后来的战役中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而且南北方军人之间的隔阂与气候的巨大差异也大大影响了军队的整体战斗力。

除了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军队，明廷还敕令海西女真叶赫部与藩国朝鲜协同作战，但这两支军队堪称完美的“猪队友”，不但作战效率低下，朝鲜更是成了军事情报的“单向输出者”。彼时的李氏王朝官员往往在下朝回家时将廷议机密全部与家人和盘托出，以此来炫耀自己的身份与地位，于是这些机密成了内眷们对亲友炫耀的资本。当明廷要求朝鲜协同作战的时候，很多行动机密被后金侦知。

打仗就是打“兵马钱粮”，“兵”和“钱”在战前都堪忧，而主帅的人选更是给此战埋下了一颗大雷。由于长期的重文轻武，大战的统帅一般由文官担任，大战在即可堪为帅的人竟然寥寥无几。无奈之下首辅方从哲推荐与自己私交甚好且有领兵作战经验的前辽东巡抚杨镐出任主帅，但是杨镐本人对南兵颇有成见，进一步加深了大军协调的困难。

战前，杨镐与众将领进行了多轮的军事磋商，最终确定了“四路出击”的方针。以总兵官马林出兵开原，进攻北路；杜松出兵抚顺，攻打西面；李如柏从鸦鹘关出兵直奔清河，攻打南路；东南面则由刘綖出兵宽甸，朝鲜军队协同刘綖作战，号称大军47万（实际上算上朝鲜军队，明廷的兵力也只有12万人左右）。

这个部署的初衷可以说是好的，意在发挥明军人数上的优势，尽管明军人数只有十余万，但相对于努尔哈赤的近6万人还是具备优势的。杨镐要求各路兵马“合探会哨，声息相闻，脉络相通”。这一策略是有成功先例的，成化年间的“犁庭扫穴”就是采用分兵合击的策略。但是杨镐显然不懂运用辩证法看问题，此时的女真岂是成化年间的女真可比？把仅有的优势兵力分布在几百公里的弧形战线上，依靠过去原始的通信在乱战开始时又怎能保持“脉络相通”？这样的布置把仅有的兵员优势也人为分散开了。

就这样，筹划了大半年，公元1618年冬，大明王朝这辆打满补丁的战车终于准备启动了。

“这些士兵都有着十分坚毅的品质，行军打仗时他们会利用短暂的间隙冲调米糊充饥，连续作战一周也不知疲倦。他们的马似乎也在长期的战争中养成了这种习惯。闲暇之余战士们总会比较谁身上的伤疤多，并以此为荣耀。与我们祈望太平大不一样，如果后金人听到即将有战争来临，他们就像遇到了盛大的节日一样兴高采烈，就连大户人家的奴隶都争前恐后地要求上战场。”这是在萨尔浒之战中被后金俘虏的朝鲜文官李民所著《建州闻见录》中的记录。该书记述了他在后金的军营中被囚禁一年时间里的所见所闻。可以说，从大战开始，两军的军事力量就不在一个级别上。在萨尔浒之战前二十年，李如松之弟李如梅就曾评价后金的战力：“倭子三十人，不能当鞑子一人！”

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后金士兵对武器的爱惜及保养程度也远胜于明军，刀枪剑戟经常是擦得光亮如新。在通信手段方面，后金的士兵在丛林作战特别是夜间时经常采用牛、马、鸟、蛙之声相互联系，这也是他们在长期的游猎过程中养成的特殊技能。这样的联系极大地增强了隐蔽性，如同莫尔斯电码一般，让明军在战斗中头疼不已。

明军在战术上唯一有优势的就是火器。依靠这种武器，明廷在对阵蒙古骑兵时取得了巨大的优势，但是这种武器在面对后金的进攻时却失去了作用。努尔哈赤根据火器的特点，创建了一种独特的兵种，就是我们前边所说的四军之一的“串赤军”，由车盾兵组成。其实这也不是什么神秘的武器，就是在能够行走的两轮车前加上一块巨大的厚木板，包裹上牛皮或者铁皮。因为早期的火器威力有限，所以这辆楯车能够有效地阻挡火器带来的杀伤。而东北地区严寒和经常出现的漫天大雪让明军火器的应用极为不便，多山的地形也让大炮难以自如排布，所以在萨尔浒之战中火器对明军的协助实在有限。

除了以上各种领先的作战指标以外，努尔哈赤的军队中还出现了属于自己的智囊集团。这些谋臣被称为BAKSI（巴克什，意为师傅，有学问的人），其中典型的代表是额尔德尼、达海等女真人，他们都精通满蒙汉几种语言，学识不亚于汉人，经常为努尔哈赤出谋划策。额尔德尼、达海等人还完善了满文。范文程等汉人，也成了后金阵营中重要的智库，参与做出了很多重大决策。

再说将领，就综合素质和凝聚力而言，后金军队指挥官的整体配置也是远胜于明军。后金这边不仅有文武双全的努尔哈赤，其周围更有额亦都、扈尔汉、安费扬古等一众猛将。额亦都作战勇猛，在一次战斗中被弓箭射穿了大腿仍然勇猛作战，被明廷称为“大虎”。扈尔汉曾经率领百余人与乌拉女真万人对敌而丝毫不落下风。努尔哈赤本人更是女真百年历史少有的、杰出的首领，他不仅具有军事指挥才能，而且还具备出色的领导力与政治头脑。一次努尔哈赤和部众外出行猎，时值大雪初停，于是将自己的锦衣脱了下来，部众窃窃私语认为他是害怕把衣服弄脏。有人觉得他很小气，努尔哈赤得知后哈哈大笑说道：“我是真的舍不得将衣服弄脏，因为这么好的锦衣我还想着用来赏赐给我们勇猛的战士呢！”众人听后无不感动。努尔哈赤还遴选出“不贪酒、不贪财”的人充任后金的官员，制定了扶弱击强的部落管理原则。每次战斗之后，如果财物充足，大家都要均分；如果财物不够，那么弱势的参战者将会得到相对多的赏赐。他努力要在后金建立起一种相对公平、易于指挥和具有活力的竞争机制，其中对牛录组织的改造与优化使后金社会军事生活制度有了巨大的进步。女真人集体狩猎的时候为了统一指挥提高狩猎效率，需要由“牛录额真”进行指挥，而狩猎的集体即为“牛录”。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努尔哈赤确定三百人为一牛录作为基本的户口和军事编制单位，设牛录额真一人管理，在后来的顺治一朝，牛录额真发展成了佐领。努尔哈赤规定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而“固山”在汉语中的意思就是“旗”。八旗制在初建时是一种兵民合一的制度，有点类似于朱元璋创制的卫所制。在八旗制的管理下，女真人全民皆兵，八旗兵丁平时从事生产劳动，战时荷戈从征，军械粮草自备。八旗组织具有军事、行政和生产等多项职能。八旗制的确立为后金的壮大和入主中原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反观明军阵营，将领们却是“各自为战、良莠不齐”。前边说过，主帅杨镐对南兵颇有成见，而他本人也是极为自负，自称“知兵善战”，但实际上其军事指挥才能差强人意；西路军主将杜松虽然战功赫赫，但是他本人“刚愎自用，好大喜功”，之前在镇守辽东的时候一次因为和同僚意见不合于是自己贸然出战，结果几乎是无功而返，面对同僚的嘲笑他竟然气得要自杀；北路军战将马林是明朝名将马芳之子，但是与父亲的百战余生、名扬边陲相比马林的喜好是文学、诗词和书法，战将的基因好像没有太多地遗传到这个“将二代”的身上；东南方面军的主将刘綎倒是一名悍将，早在播州之役中就已经立下了不世之功，被人称为“刘大刀”，而且他和主帅杨镐是“老相识”，但这并没有让二人配合得更加默契，反倒一开始刘綖就有说不出的别扭。原来早在朝鲜战场上二人已经相识，只不过当时刘綖在朝鲜战场是节节胜利，打得日本人抱头鼠窜，而杨镐却经历了蔚山大败。一个败军之将充当主帅，心高气傲的刘綖实在是不服。

如此的配置，战争的败局似乎已经注定……

苦心准备了大半年的明军，在万历四十七年三月初开始发动战役，不到一周之内，除行动迟缓的李如柏一路败退幸存外，其余几路全被后金歼灭。然而战役失败的后果除了损失“几万条人命”，更重要的是大明帝国已经开始进入了灭亡的倒计时。萨尔浒一战就像是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一样，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

“主客出塞官军共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余员名……阵亡……等官共三百一十余员名……阵亡军丁共四万五千八百七十名。”这是担任过辽东经略的明末官员王在晋在《三朝辽事实录》里记述的萨尔浒之战明廷的损失。此战的战损率达到了惊人的50%以上！更为重要的是包括总兵杜松、王宣、刘綖和裨将柴国栋、王诰、祖天定在内的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一线指挥官和中层官员三百多人全部战死沙场，这对辽东甚至是整个明廷的军备建设都是致命的打击。俗话说“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如此众多的将领在短时间内全部战死，对军队的建设影响不言而喻。这使得辽东的军备在战后很长时间内无法重建，整个军队战力低下。战后辽东经略熊廷弼在观检辽东明军训练时无奈地说道：“辽东兵虽九万有奇，堪战者不过八千。”在观看火器操演时，士兵打靶“三十人射打，通计仅中一铅”，军备糜烂，可见一斑。而萨尔浒之战也让明朝元气大伤，再也无力掌控辽东局势，明朝大战失败的消息迅速传遍了辽东，对该地区官员及民众的打击极大。大量人口逃往关内，明廷更是“人心恇怯”。努尔哈赤在其后的两年里先后攻克铁岭、沈阳、辽阳，辽东明土尽被后金掌控。明朝再也无力发动攻势，对后金的作战策略由迅速绞杀转变为全面防守。

不但领土尽失，明朝在东亚地区苦心经营的地区局势也被打破。归顺明廷的女真叶赫部被努尔哈赤收服，至此努尔哈赤完成了女真的统一大业，建立起了北起嫩江，南至朝鲜，东达东海的统一政权。随后努尔哈赤又发起了对蒙古内喀尔喀巴林、扎鲁特等部族的征讨，逐渐将之前归顺于明廷的蒙古各部族拉拢到自己的阵营中，后金的壮大对明朝藩国朝鲜的震慑作用也不言而喻。萨尔浒之战明廷惨败的消息传到朝鲜王城的时候，朝鲜国王光海君对着两班大臣说道：“胜、广起兵，秦室渐危，黄巾倡乱，汉家亦亡。执此见之，则必他贼先动，奸雄继起。此贼（努尔哈赤）终不知如何，而为天下乱贼之首矣。”想不到光海君的预言在短短的二十多年后竟然变成了现实。萨尔浒之战可以说是后金作为重要政治力量崛起的关键一战，更为日后清军南下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础。

除此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一张多米诺骨牌倒下了，那就是走向崩溃边缘的大明财政体系。彼时“万历三大征”已经将明廷的财源耗尽，万历皇帝又将自己的私房钱“内帑银”捂得紧紧的，没办法，明廷只能根据先例加税，于是诞生了明末著名的“三饷”之一的“辽饷”。万历四十六年，明廷开始按万历六年统计的七百余万顷土地为基础开征辽饷，每亩权加三厘五毫，除贵州苗变地区，“其余勿论优免，一概如额融通加派”。

据《明神宗实录》记载，当年辽饷共征收二百三十万三十一两四钱三分八毫，但这只是朝廷收到的银两，征收过程中被各级官吏贪污了多少就不得而知了。令皇帝没有想到的是，原本以为能够很快结束的战争却因为失败使得辽东地区的防守变得更加棘手。于是“暂累吾民一年”的临时加派变成年复一年的常税，加派数额也从万历四十六年到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的两年520万余两白银，一路飙升到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的一年 667万余两白银！

从萨尔浒之战后到明朝灭亡不到三十年中，“三饷”是导致明朝覆亡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明代士绅有免税特权，再加上明末土地兼并严重，因此这些税收基本上都是由普通农民来埋单。而且各级官吏上下其手，在征税时贪墨侵吞，让很多农民破产变成了“流民”。此时神宗的怠政、官员的贪腐、国家农业水利常年不修、政府组织救济系统完全崩溃，让“流民”逐渐变成了“流寇”，朝廷为了编练新军镇压“流寇”，又加征了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剿饷”和“练饷”（“剿饷”“练饷”“辽饷”合称“三饷”）。如此恶性循环，无异于饮鸩止渴，自己把自己推进了火坑。

如果在萨尔浒之战前，明廷能够冷静客观地分析时局，采取和后金长期对抗的策略，以待变局，结果尚未可知，至少明廷不会在短短二十多年内就迅速覆亡。然而历经了两百多年，庞大的帝国早已失去了当年的锐气。朝上是不见踪影的万历皇帝，朝下是庸庸碌碌的一班大臣，党争和腐败弥漫朝野。

萨尔浒之战只不过是引发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张牌而已。

[1]　编年体史籍，明代程开祜编撰。全书主要收录万历四十六年至泰昌元年辽东长城地区问题的奏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