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帝啊！火！地狱之火！”战舰上的水手们发出绝望的喊声，这些身经百战的荷兰水手惊慌失措地跳入海中，然而却无济于事，整个海面呈现出地狱一般的恐怖画面，上百艘海船燃烧着熊熊烈火扑向了料罗湾内荷兰人的盖伦战舰。落水的水手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号，在他们旁边漂浮着不计其数的船只残骸。

就在几分钟前，荷兰舰队指挥官普特斯曼（Hans Putmans）还信心满满地要将敌方舰队绞杀在海湾之内，而他的敌人，是大明水师。

姜还是老的辣。在面对明军火船自杀式的攻击时，普特斯曼显出了指挥官应有的素质，他沉着冷静地指挥着舰队两侧的战舰运用装备的新式加农炮对明军进行轰击，企图靠装备的优势挽回败局。然而就在他组织起有效的炮击不久，他惊恐地发现，在上百艘小型火船之后，有相当强大的火力向两舰袭来。放眼望去，在明军的舰队中游弋着几艘体形宽大的三桅船，每艘船的侧面交替喷射出一颗颗炮弹，其威力丝毫不亚于荷兰人的加农炮。没过多久，荷兰人的两艘战舰就缓缓地沉入了海底。

此一役，荷兰舰队的九艘战舰中有五艘被击沉，剩下的也遭受重创，灰溜溜地逃出了料罗湾。明军水师大获全胜，俘虏并斩首荷兰水兵近150人（随船沉没的荷兰水手未在统计之列）。这次海战发生在明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的福建金门料罗湾。料罗湾海战是中国面对西方殖民者正面碰撞时取得的一次重大的军事胜利。

此次战役的水师统帅是明军“五省游击将军”——郑芝龙，也许很多读者对这个名字很陌生，但是一提起他的儿子，想必大部分人都知道，他的儿子就是郑成功。此一战只是郑芝龙水师的冰山一角，就在料罗湾大战之后，郑家军更是成了17世纪中叶东南亚海上贸易的霸主。

纵观14世纪末到16世纪，东西方的交流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障碍。一方面，东亚大陆上处于元、明两个王朝更替之际，蒙古帝国的溃散，令中国北疆通往欧洲的贸易道路陷入一片混乱；另一方面，在遥远的东南欧和西亚，一个改变世界历史进程和地缘政治的帝国也在迅速崛起，这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历史总是在机缘巧合中发生碰撞，14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的触角延伸到了巴尔干半岛，然而这并没有满足其野心。公元1453年，奥斯曼帝国用巨大的乌尔班大炮击碎了君士坦丁堡坚固的城墙，占领了黑海与地中海的贸易要冲。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和元朝的溃灭，让东西方的贸易通道遭到了严重的阻塞。虽然以做生意精明而享誉世界的阿拉伯人和意大利人帮助欧洲人转运来自东方的茶叶、瓷器和丝绸，但是无奈他们的配送费用实在太高。于是，新的海上贸易航路的开辟，成了欧洲人的首要任务。

其实不单单是欧洲人，远在东方明帝国的子民们也对航路的阻塞忧心忡忡，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人们。中国长期以来以金、银、铜作为流通货币，但由于人口和经济的爆炸式发展，这些稀有金属经常出现短缺。从宋代开始出现纸币“交子”之后，元、明至之后的清朝，都出现了纸质货币或者银票。当然这些货币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纸币在使用和流通上具有便捷性，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贵金属的稀缺。货币就像润滑剂一样推动经济向前发展，在没有严格调控的年代，金属货币更是促进贸易流通的硬通货。中国的贵金属产量本来就不是很高，特别是白银。像明代盛产白银的云南地区，一年的产银量也不过是区区的20万两。那么最简便快捷得到金属货币的办法就是与世界产银地区进行贸易，用中国的丝绸、茶叶等获取白银内流。宋元两朝这种情况就比较好，因为奉行开放的对外政策和商业政策，世界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到了明朝，从开国初期朱元璋下令禁海，只指定和部分国家进行朝贡贸易以来，给中国的贵金属流通造成了很大困难。即便是隆庆开关之后，因为政府对贸易限额有着严格的配给，每年给海商发放的通商许可不过百余张，这种情况也没有得到太明显的缓解。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从宋元以来很多人就靠贸易发家，海贸的限制让他们无所适从。但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无法打破的，虽然官方明令禁海，但是民间资本面对巨大的利益**，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外贸易。其实从 16世纪欧洲人的航路到达亚洲之后，以亚洲和欧洲为中心的两个巨大的经济体就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不仅仅是东南沿海地区，到了明朝中后期，就连内地的徽商也组团投资海外贸易。而这些商团的贸易形式跟同一时期的阿拉伯人如出一辙——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由他们组织人力运输到各大港口，如日本的长崎、中国澳门以及菲律宾，在这些地方再由欧洲人的商船运往欧洲以换取真金白银。

以上的贸易大部分没有政府的通商证，说白了属于走私，所以要冒着极大的风险。除政府的打击外，一旦进入公海还要面临着各国武装力量的威胁。彼时的东南太平洋是繁忙的商业航道，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让这里的洋面上充斥着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这些国家的商船最大的特点就是全副武装，他们亦商亦盗，明朝的船只很难在海上与其抗衡。一旦与这些武装商船相遇，运气不好的话连身家性命也难保。特别是荷兰人在16世纪末成功摆脱西班牙统治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凭借着先进的航海、造船技术与武器装备，荷兰人很快在东南亚航线取得优势，劫掠其他国家的商船成了荷兰人最爱干的事情。公元161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燕·彼得逊·昆（Jan Pieterszoon Coen）就下令有组织地对中国商船进行劫掠。于是在东南沿海地区，走私集团在大笔赚取白银的同时，还有一件货物引起了他们的兴趣，那就是西洋的火枪与火炮，毫无疑问，只有这些东西才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安全。于是很多走私商团也形成了武装性质的海盗商团，而我们提到的料罗湾海战的主人公郑芝龙，正是武装商团出身，甚至参加海战的整个部队名义上是明朝的水师，实质上就是郑芝龙的私人舰队。

郑芝龙舰队的出现，让东南亚的海上格局发生了改变。郑芝龙更是在料罗湾海战之后牢牢掌控了东南亚地区的航运贸易，这也是历史上少有的能够令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俯首称臣的时期。

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郑芝龙出生在福建南安。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与内地尊儒尚耕的文化不同，地处沿海的福建自古以来就与海洋有着剪不断的联系。自宋朝以来，开放的贸易和高度发达的商业经济给东南沿海地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当时福建的泉州可谓是世界级的贸易港口。福建商人的生活水平在宋元两代可以算是富人阶级的标杆。到了明朝，虽然国家总体上实行禁海，但是巨额的贸易利润让走私成了福建人的首选工作，生丝、绸缎的利润基本在100%，个别稀缺品如香料、肉桂的利润最高能达到500%以上！一句话形容就是，何以脱贫？唯有走私。而在成年时，郑芝龙的家境逐渐艰难，看着邻居们开着豪华帆船出游东南亚，带着一箱又一箱的银子回来，郑芝龙毅然加入了下南洋的队伍。

时势造英雄，历史上评价郑芝龙是“性情逸**，好拳棒”。如果放在中原的开化之地，郑芝龙可能充其量就是个街头混混，然而在波谲云诡的东南亚贸易舞台上，郑芝龙可谓是如鱼得水。虽然不爱读书，但是郑芝龙在语言方面却有着惊人的天赋，长年混迹于东南亚的广阔海洋之上，让他掌握了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日语、荷兰语。在与葡萄牙人的交往中，郑芝龙深受葡萄牙文化影响，接受了天主教洗礼，取教名“尼古拉斯·加斯巴德”（Nicholas Gaspard）。作为在传统儒家社会生长的中国人，却有一个天主教名字，这在那个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虽然早年郑芝龙在东南亚海面上混得是风生水起，但他深知“圈子”的重要性。机遇永远属于有准备的人。在日本经营期间，郑芝龙遇到了在日华商领袖李旦，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李旦是郑芝龙的“乡党”，福建泉州人。他早年在菲律宾经商，后来由于受到西班牙人的排挤转战日本扎根。李旦作风强悍，与日本当地海盗集团和政府关系良好，其武装集团很快成了东南亚地区一支令人生畏的海运武装力量，连欧洲商人也敬畏地称李旦为“Captain China（华人领袖）”。正所谓英雄相惜，李旦一见到郑芝龙就被他身上那股特殊气质所吸引，再加上郑芝龙确实能干，帮其把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条，不久之后李旦就收郑芝龙为义子，并且将自己的一部分舰队交给他，让他从事与越南各地区的交易。至此郑芝龙算是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然而更重要的是，李旦和日本幕府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借助李旦的平台，郑芝龙很快就在日本站稳了脚跟，并且在华人和欧洲人的圈子中声名鹊起。日本上层的达官显贵也向郑芝龙伸出了橄榄枝，使他成了包括前幕府将军德川秀忠、地方诸侯松浦氏在内的要人的座上宾。而松浦氏更是介绍平户藩之家臣田川昱皇之女田川松给郑芝龙认识。二人婚后育有一子，这个小孩就是我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没错，郑成功是中日混血。

事业爱情双丰收，在一般人眼里郑芝龙已经达到了人生顶峰。如果剧情按照这样走下去，郑芝龙可能就会做一辈子的“安乐公”与其他的海盗一起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了。但是李旦的去世，让他拥有了能够在历史舞台上成为主角的资本。李旦去世后，郑芝龙继承了这位海盗义父的全部资产——近七百艘舰船。相比同时期的海盗，郑芝龙具有着超前的战略眼光和政治头脑，他绝不甘心做一辈子的海盗。他对麾下部队做出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建编、武备、立威。郑芝龙开始迈出了构建东南亚郑氏贸易帝国的第一步。

首先，他在军队中建立了明确的指挥与监督体系，设立监军、监守、参谋等职务，同时把自己的部队划分为十八个集团军，在灵活调度的同时也防止了底下部将的拥兵自重。一支具备现代化指挥体系的军队逐渐成建制，经过整编后的这支部队在料罗湾把荷兰人打得满地找牙。

此外，由于长期与荷兰人打交道，郑芝龙深知“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荷兰人的红夷大炮，“铳炮一发，数十里当之立碎”的威力与这一时期先进的盖伦战舰[1]“舰艨艟高大”的体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郑芝龙在军队的武器装备上坚持自力更生，不惜高价聘请葡萄牙、荷兰各国兵器工匠，仿制红夷大炮与西方战舰，建立起自给自足的兵工基地。

如果仅此而已，那么郑芝龙顶多算是有军事头脑的悍匪而已，他聪明在知道自己“名不正则言不顺”。因为郑芝龙的生意始终被官方视为走私行为，而郑芝龙也一直在琢磨着怎样让自己的行为合法化。在整训部队之后，郑芝龙就开始思索着向明政府“投诚”。

他实施了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给部队立下了军规——遇到读书人不抢；遇到穷人要接济；深入内陆后严禁烧杀掳掠。不但如此，沿海地区遇到灾荒海难，郑芝龙还会拿出自己的钱来赈济灾区。如此一来，郑家军的军纪甚至比同时期明军的一些游勇部队要好，这给郑芝龙打好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在东南沿海赢得了好口碑。另外，在对明军“强化治安”的清海行动中，郑家军武备精良，训练有素，明军基本上是屡战屡败。但是郑芝龙对明军却摆出了周礼之风——“不重伤”，抓到的俘虏也全部放回，甚至在一次战斗中活捉了明朝游击卢玉英后，也是礼待有加，并让他给政府传话，说自己是实属无奈，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想报效国家。

军事上的革新加上正确的战略，让郑芝龙成了东南亚地区首屈一指的海上军事力量，就连彼时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人，郑芝龙也不放在眼里。

天启七年，郑芝龙的舰队已经拥有了近千艘战船，里面不乏自家兵工厂研发的新式“战列舰”——大福船。这种中西合璧的战舰舰身采用传统中式的大福船以获得更好的稳定性和载重量，而夹板和风帆参照欧洲的盖伦战舰，布置多层夹板和多风帆，在个头上丝毫不输横行大航海线路上的盖伦舰。最重要的是大福船上内置了多达几十门的红夷大炮，这让这种新式战舰在与欧洲战舰交锋时毫不逊色。眼见自己兵强马壮，郑芝龙一改往日八面玲珑的脾性，毫不犹豫地对荷兰人“亮剑”。

仅在天启七年这一年里，郑芝龙水军对荷兰人发起的攻击就达几十次，有十多艘荷兰商船被击沉，还有多艘商船连同满船的财富被郑芝龙收入囊中。这一时期的荷兰人一听到“郑芝龙”这三个字就觉得头疼，荷兰驻台湾总督揆一无奈地对部下说道：“在中国沿海应尽量减少活动，避免被郑芝龙袭击。”

在有了郑芝龙对明朝政府军和荷兰人一系列的亮眼举动之后，这个原本不入流的海上大盗终于引起了明廷的注意。明朝末年可谓多事之秋，其间在北方的后金已经形成气候，不断对明朝进行骚扰。万历四十七年，由努尔哈赤率领的八旗军在萨尔浒痛击明军，东北战局的恶化，让明政府无暇顾及东南。在大国本位、农耕为先的意识形态下，从皇帝到大臣都认为东北之患是大病猛症，东南海江之事不过是小小足疾。加之郑芝龙之前对政府军一直礼待有加，又多次表忠心愿意为大明守土戍疆，于是索性招安了郑芝龙。郑芝龙摇身一变，成了明王朝的“五省游击将军”。

三万军队、上千战舰、“五省游击将军”官方认证身份，对于一个以走私起家的海盗来说，应该满足了。然而郑芝龙却不这么想，他骨子里流淌着商人的血脉，对利益有着无尽的追求。什么华人领袖、游击将军，对他来说只不过都是实现梦想的工具罢了。下一步要做的就是让东南亚变成自己的市场，构建起一个君临东亚的巨大的海洋商业帝国。

有了官方认证之后，郑芝龙首先以政府的名义，将东南沿海的零散各股海盗势力全部剿除，在此期间借机壮大自己的实力。这时的郑芝龙突然意识到了要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于是把生活在日本的儿子郑成功接回身边悉心培养。郑氏父子团聚，事业做得风生水起，荷兰人却不愿意了。视东南亚为自己的贸易地盘的荷兰人怎能容忍郑芝龙抢自己的地盘？新任的台湾总督普特斯曼一上任就向荷兰东印度公司请求武力解决郑芝龙集团，并且要求明政府给予荷兰贸易最惠国待遇。还不知道已经变天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同意了普特斯曼的请求，于是就有了本章开头那一幕精彩的料罗湾大海战。

此次海战彻底把“海上马车夫”荷兰人打服了。台湾的荷兰殖民者在承认郑芝龙航线主导权的前提下，还愿意每年支付十二万法郎的“保护费”。东南亚海域正式成了郑氏集团的地盘，澳门—马尼拉—台湾—长崎的贸易航线由郑氏集团全部垄断。在航线上过往的商船，不论是荷兰、西班牙还是葡萄牙，只有花钱购买郑氏的“令旗”才能得到安全保障。如果有舰船胆敢进攻郑氏舰船，那么将遭到数倍的还击，以郑芝龙为代表的华人军事贸易集团牢牢掌握了东南亚地区的海洋霸权。据《明季北略》统计，每年仅令旗这一项收入就高达白银上千万两。荷兰人也承认，在东南亚航线被郑氏集团战舰拦截的概率高达50%，在福建沿海则是100%。

明崇祯后期仅中国商船造访马尼拉的数量每年都维持在五十艘左右，而在日本更是受到礼遇。如果郑氏的货船与荷兰人的货船同时进港，日本人规定荷兰人必须让行。以往荷兰人会在东南亚航道劫掠包括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在内的各国商船，但是自从郑芝龙确立了贸易主导权后，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维尔多次命令在这条航线上的荷兰战舰要“保持克制”，避免引发与郑氏集团的冲突。

从郑芝龙称霸东南亚海运航线到明朝灭亡的这段时间内，东南亚的商贸被打开了任督二脉，大量的白银通过海上贸易涌入中国。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甚至认为，在这段时间内，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白银流入中国。商业贸易的繁荣，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诞生，江南地区出现的现代化雏形的纺织工坊就是最好的佐证。

作为东南亚航贸实际控制者，郑芝龙在这一时期可谓风光无限，但他也不过是被历史选中的代表而已。不论是谁，都无法阻止全球一体化和历史前进的车轮。

[1]　16世纪参与开辟大航海线路的英国、西班牙、荷兰等国家研制出的新式战舰，特点在于船身巨大，一般排水量都在500吨以上，并配置多帆和多层甲板，以便装备更多的火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