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两事皆害性,一生恒苦心(1 / 1)

苏东坡转述过韩愈的一句话:“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恒苦心。”(《从仕》)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苏东坡一生的困境在哪里。不喜欢工作,但为了谋生,又不得不工作。辞掉了工作,无法养家糊口,也会扭曲人的性情;为了养家糊口,又不得不做不喜欢的工作,也很拧巴。

这也许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永恒的矛盾,必须谋生才能生存,而谋生又往往和自己的兴趣相冲突,谋生必须融入现实,而现实又往往和自己的理想相龃龉。当苏东坡感叹:“何时忘却营营?”饱含的是对工作与兴趣、现实与理想之间如何达到平衡的思考。

当苏东坡说“两事皆害性,一生恒苦心”“何时忘却营营”时,其实也是在问自己:“当官到底是为了什么?”

要想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疑问,需要简单回顾一下苏东坡的职业经历。苏东坡原来不过是眉州的农家子弟,但选择了走出蜀地,参加科举,以仕途作为自己的人生道路。古代中国,普通人想要走仕途,只有参加科举,或者经现任官员的推荐这两种方法,尤其是科举考试,使得平民有机会晋升到上层社会。在北宋,科举考试分为常科和制科两大系统。常科,就是考进士。勉强类比的话,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高考。制科,是由皇帝下诏举行的人才选拔,一旦考中,比较容易被提拔。

所以,一些已经考中进士的人,也会参加制科考试。制科考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获得某一个有名望的大臣推荐,向朝廷提交五十篇策论,经翰林院学士等人评选,排出名次,叫作“贤良进卷”。第二个阶段,入选者汇集京城,到“秘阁”写六篇命题作文,叫“秘阁六论”。第三个阶段,秘阁六论通过者,可以去参加“御试对策”,回答当前政治上的各种问题,由评选委员考评,合格的就算获得“制科”出身。

1056年,苏东坡21岁,他和弟弟苏辙应开封府试,苏东坡以第二名中举,苏辙也考中。1057年,苏东坡22岁,欧阳修主持礼部考试,苏东坡兄弟同科进士,一下子名扬全国,苏东坡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也是他的成名之作。1058年到1059年,苏东坡回到蜀地为母亲服丧。1061年,苏东坡26岁,他写了《进策》和《进论》各二十五篇,应制科试,取为第三等。同年,他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空降到陕西凤翔府任节度判官,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

以前都是读书、纸上谈兵,现在真正进入了官场,面对现实的社会问题和官场生活,苏东坡感到了失望。所谓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不论哪个时代,许多人都会面临。苏东坡感到这种衙门杂务,很消耗精力,甚至感觉是在浪费生命。1065年,苏东坡回到京城,开始在朝廷任职。此时正值王安石变法,旧党和新党的争斗,让他更加怀疑官场是不是适合自己。1071年,苏东坡主动要求外派,去了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做地方官。1079年,遭遇“乌台诗案”。1082年,苏东坡在黄州写下“何时忘却营营?”,对自己的职业产生了疑问。

这样当官有意思吗?不如退隐。

但实际上,他一辈子都没有退隐。为什么呢?苏东坡一生中多次提到,是因为钱。退隐了,没有经济来源,难以养家糊口。而做官,可以解决经济的问题。当年苏东坡和父亲、弟弟一起走出蜀地,走上仕途,为了更好的生活,经济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1078年,苏东坡写过一篇《滕县公堂记》,很直接地表达了一个观点:当官是为了好的待遇。他在这篇文章里说:“君子之所以走仕途,是用他的才能换取天下对他的供养。才能有大有小,所以,供养也有厚薄。只要有益于人,即使是夺取民财来供养自己也不为过。因此,饮食一定要丰盛,车马衣服一定要舒适,居室一定要壮观,使唤的奴仆一定要够用,那么人们就会轻易地抛弃家园而不愿意丢弃朝廷授予的官职。如果他的衣食粗劣不如自己家中的吃穿,居室弊陋不如自己家里的房屋,使唤的奴仆粗野,数量又不如自己家中的童仆,那么即使是君子安于这种生活,不提出什么异议,然而从人之常情来看,人们之所以离开父母舍弃祖坟出外游宦,难道是厌恶安逸而追求劳苦吗?”

所以,苏东坡说为了钱,不得不做官,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如果仅仅为了钱,苏东坡那个年代,至少还有另外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留在家乡。他的家在眉州,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却也是稳定的中产之家,老老实实在那里种田、经商,应该不会贫穷,至少不至于沦落到被贬谪黄州乃至被流放到海南的地步。不离开老家,循规蹈矩,可以过上平常但安稳的生活。

第二个选择,以他的才华,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赚钱。宋代的商业已经非常发达,社会上,包括士大夫在内对于商业都有比较开明的看法。前面提到过,苏东坡在杭州做通判的时候,有出版商出版了他的诗文集《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因为畅销,元丰初年又出版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后来,苏东坡在杭州做太守,发生了一件事:一个卖扇子的商人,欠了绸缎商很多钱。绸缎商告到官府,苏东坡觉得,这个扇子商很可怜,因为天气等各种原因,扇子卖不出去,亲人又生病;但绸缎商讨要欠款,也合情合理。这让苏东坡左右为难。他突然灵机一动,让那个卖扇子的拿来一千把扇子,他在上面或写字或画画,让扇子商拿出去卖,赚来的钱正好可以帮他还清欠款。也就是说,苏东坡如果想获得自由,是可以做自由艺术家的,靠卖文卖画卖字谋生,大概不会贫穷,还很自由。

但苏东坡几乎完全没有考虑过这两种选择。他选择的是一条传统的人生道路,就是把自己定位为士大夫。士大夫这种角色,可以说是古代中国很特别的一个角色定位。余英时说:“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士与中国文化》)

士大夫,来源于儒家,有点像知识分子,但又有点不一样。既有职业层面的特点,往往做官,或者做教师,也有道德层面的特点,是某种人格的实践者,还担负着社会使命,甚至还有宗教意义上的特点。《论语》里对于“士”的描述: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篇》)

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篇》)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章》)

中国历史上,“士”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存在,民间常常叫读书人。他们一般是平民,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国家的管理者。也可以不做官,靠自己的道德文章,产生很大的影响,有点像现在的“意见领袖”。

宋代以文治国,士大夫获得前所未有的地位,与皇帝“共治天下”,又有不杀士大夫的传统。因此,宋代的士大夫产生了很强烈的使命感。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士大夫的一种自觉担当。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苏东坡,作为那个时代优秀的“读书人”,自然而然也有这种担当。“当官固然是为了谋生,但当官更是为了一种使命,一种担当。”这种意识融化在苏东坡的血液里。这种使命感和担当感,使得苏东坡像一个理想主义者,难免会对现实感到失望。

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我们可以从官员的类型去观察。一般而言,官场上有三类官员,第一类是“理想型”,有理想主义情怀,有操守,有原则;第二类是“职业型”,看重的是职位的晋升;第三类是“钻营型”,属于投机分子。第一类和第三类都属于少数。在北宋的政坛上,王安石、苏东坡、欧阳修、司马光都是第一类官员。第一类官员,因为自己的情怀和操守,使得他们和第三类官员格格不入,同时也和第二类官员志趣相异。

作为第二类“职业型”官员,朱熹有过这样的描述:

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为事,挨得过时且过。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理会事,且恁鹘突。才理会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朱文公政训》)

大率习软美之态,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为得计。下之事上,固不敢稍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咈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则千途万辙,经营计较。必得而后已。(《宋史》第188卷《道学三》)

归纳起来,就是平庸,不求有功,只求无过。

苏东坡从少年时代开始,对于社会就有一套自己的理念和理想。他的朋友说他“奋厉有当世志”,而且自信“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一个才高气盛的理想主义的年轻人,进入官场后,遇到的大多数是职业型的官员,每天都在经营计较当中,不免失望。后来又卷入权力斗争,自然就生发了对于官场的厌倦,进而对于社会感到厌倦。

厌倦了,还留在官场。为什么呢?

谋生、使命,都是个中原因。还有就是,当时的政治生活相对自由开放,也使得他没有必要像陶渊明那样完全归隐田园。就像余英时说的:

总之,宋代士大夫在党争失败后虽不免受到以宰相为首的执政派的种种迫害,但由于儒家文化浸润下的皇帝往往发挥着缓和甚至保护作用,他们的遭遇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算是最幸运的了。(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

余先生又举了朱熹的例子。庆元党禁时期,朱熹说:“某又不曾作诗讪谤,只是与朋友讲习古书,说这道理。更不教做,却作何事!”“其默足以容,只是不去击鼓讼冤,便是默,不成屋下合说底话亦不敢说也。”(《朱子语类》)大意是只要我不骂皇帝,不到衙门去闹,私底下说什么,谁也管不着。这种情形,苏东坡也是如此,虽然他总想要改掉评议时政这个毛病,但总是改不掉,其实这也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

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苏东坡在官场获得的巨大名声,也让他很难完全退出官场。他很难做到像他的朋友陈季常那样,自动游离在官场外,浪迹江湖。举一个不太恰当却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在大学里已经破格成为教授,所以,即使偶尔有辞职的念头,也只是一闪而过。而我的一个朋友,研究生毕业后,迟迟评不上职称,也就很快下定决心辞职了。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在体制内按部就班,而那位朋友很早就成了民营企业家。

即使是今天,当我们在体制内获得一些成就,都很难下决心辞职。我们对于体制外的生活,有很多疑虑。一千年前的苏东坡,少年得志,名满天下,被寄予厚望,让他毅然决然去从事当时还比较边缘化的商业,对他有些苛求。

苏东坡和我们现在大多数人一样,是一个职业上的保守主义者,对体制有一种依赖。但是,他比我们大多数人厉害的是,他在体制内却活出了体制外的自在和趣味。他拥有一颗自由的心,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去热爱生活,创造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