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贝克（John Franklin Baker）人称“本垒打贝克”，这不是因为他的本垒打数量多，而是因为在1911年的世界大赛里，他连续两场比赛都打出了关键的本垒打。其他时候贝克打出的本垒打根本算不得多——比如1910年的整个赛季他才打出过两个。即便如此，他仍是当时棒球界最出名的重炮王。在任何人眼里，“本垒打贝克”都完全没有取笑的意思。

众所周知，1920年之前的棒球运动处于“死球”时代，球队并不是特别追求一飞冲天的狠命击打一口气得上好几分，而是“科学地”制造得分。一个垒一个垒地击球，并想方设法让跑垒员逐个上垒包，采取短打、保送和其他耐心得分的策略。有些球队甚至会练习怎样投球更容易让球被击中，这会让得分往往偏低，但十分接近。

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首先，击中球很难。从很多方面来看，它在贝比·鲁斯的年代比现在还要难得多。一个棒球带着145千米的时速从投手的手里飞出，0.4秒后就落进了捕手的手套，击球手显然没有充足的时间思考。此外，为了让球棒有力地迎接球的到来，击球手必须在球还在半途中时，也就是0.2秒时就开始挥动。如果投手投的是曲线球，这时它偏斜的轨迹尚未来得及展开，曲线球一半的弯曲轨迹会在最后4.5米才出现。如果是其他种类的球，比如快球、变速球或者切球会在略有不同的时刻、带着不同的速度飞过来。由于阻力的存在，球从投手的手里飞到捕手手套的这段短短的距离会损耗大约8千米的时速。在贝比·鲁斯的时代，投手还有一项额外优势：投手墩高15英寸，而非现在的10英寸。这也会造成差异。

所以，击球手在属于他的这一段短而又短的决策时间里，必须权衡所有变量，计算球越过垒包的位置和时刻，以保证自己的球棒能稳稳地击中球。丝毫的失算（投手当然巴不得）就会造成界外球、腾空球或者其他常见的失败球。光是击中球就够难的了（这就是为什么哪怕是最优秀的击球手在10次中也差不多会失败7次），而有力地击中球则要求击球手有绝对的信心，外加无与伦比的投入。

正是在这一点上，贝比·鲁斯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人。鲁斯用一根特大号的球棒（约1.5公斤），抓住它最末端的把手位置，让挥棒这一动作产生鞭子般的效果。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做过实际测量，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挥棒的力量与时机凝合到一起，产生高达3.6吨的冲力，在球棒与球接触的千分之一秒内，通过物理的奇迹，把一个以145千米的时速杀气腾腾地飞来的球，变成了以177千米的时速飞上天空的旋转物体。效果有点像是朝着半空开了一枪。这场面让人心醉神迷，十分罕见——可现在，却有了一个经常能做出这一动作的人。贝比·鲁斯的本垒打不光更频繁，也更壮观。以前从没人见过球能飞得那么高，那么远。[4]

“在练习击球时，克利夫兰队的所有球员都停了下来，只为了看他击球。”时任印第安人队投手的威利斯·哈德林（Willis Hudlin）在时隔70多年后向《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回忆说，“他是球员里唯一能做到这件事的家伙。”

从来没有哪个球员曾为棒球运动带来这么大的兴奋。鲁斯上垒时，整个球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就连卖花生的小贩也停下吆喝，转过身去看他。”1993年马歇尔·斯梅尔瑟（Marshall Smelser）在传记中写道。每当贝比·鲁斯拿起球棒，比赛就“不再是18个人的角逐，而是两个人之间的较量”。

1920年，在洋基队的第一年，鲁斯打出了54个本垒打——比大联盟的其他任何球队都要多。他的打击率是0.376，在10个统计类别里冠绝联盟。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击球手好年景——而且也是一个来得十分及时的好年景。1920年棒球界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丑闻“黑袜事件”，芝加哥白袜队的球员在1919年世界大赛中接受贿赂而放水一事曝光，彻底破坏了人们对这项运动的信任感。而鲁斯的强棒挥舞，恰到好处地转移了人们的视线，可谓体育史上最了不起的强心剂。他不光改变了棒球，很可能也拯救了棒球。简直不可思议，鲁斯1921年的表现比1920年还要好。他打出了59个本垒打——这个数字高得简直无法用词汇来形容，他比此前的任何球员都得了更多的分，打出了更多的安打，积累了更高的垒打数。他的打点和四坏球保送位列联盟第一，打击率0.378位列联盟第三，仅次于哈利·海尔曼（Harry Heilmann）和泰·柯布。但这些数据不值一提，因为若鲁斯上场对两人投球的话，他们的打击率肯定会降低好几点。鲁斯还盗垒17次，带领洋基队拿到了第一个大联盟冠军头衔。

有趣的是，随着20世纪20年代拉开序幕，不光只有贝比·鲁斯能打出很多本垒打了。突然之间，在各地的球场球都高高飞上了天空。从1918年到1922年，美国联盟的本垒打展开了一条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轨迹。简单概述如下：

1918年，96个；

1919年，240个；

1920年，369个；

1921年，477个；

1922年，525个。

从整体上看，大联盟的本垒打数量从1918年的235个飙升到了1922年的上千个——短短4年里翻了4倍，这可谓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怎么回事呢？原因其实还挺多的。

首先，雷·查普曼在比赛时出事之后，裁判奉命监督比赛用球的规范性。投手不得再故意往球上抹土、吐烟草汁，使得球在靠后的赛局里难以被发现了。大联盟还禁止球员心照不宣的“唾沫球”做法，即朝球的一面吐唾沫，或者涂抹油脂、烟草汁、凡士林，以及其他至少20多种润滑物，目的是让球左右失衡，飞行过程中发生无法预知的突然倾斜、偏移。这种做法类似现代的弹指球，不同之处在于弹指球的球速慢，唾沫球却扔起来很费力。每一名唾沫球投手都有一套自己独特的做法。芝加哥白袜队的埃迪·西科特（Eddie Cicotte）用石蜡来强化效果，但他到底是怎么投完9局比赛却又没把自己毒死，还挺令人奇怪的。负责接球的主队为了打消对方投手动手脚的念头，会把当天的比赛用球全部涂上芥末油、辣椒酱，或者其他火辣辣的“惊喜”——虽然无助于击球，但至少能为主队队员带去更多消遣。

1919年赛季结束后，除了17名在职业生涯中以此谋生的投手，联盟决定禁止所有人使用“唾沫球”。这17人获准保留此技术直至退役。最后一名合法的“唾沫球”投手是1934年退役的伯利·格莱姆斯（Burleigh Grimes）。贝比·鲁斯认为要不是禁止了对棒球做手脚，没有哪个击球手敢冒险全力挥棒打出本垒打。

然而，最重要的变化是球本身变得更有弹性了——但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发生了这一变化，为什么发生这一变化，以及变化的程度是多少都很难说清楚。

生产出更坚固、更有弹性的棒球是制造商长期以来的追求。费城运动家队的联合所有人、体育用品制造商本·夏伊布（Ben Shibe）是从皮制品行业起家的，他对缝合产品很有了解。多年来，他投入了大量业余时间想要制造出更优质的棒球。1909年他发明了带软木核的球。软木核比橡胶核更轻，意味着为了使球达到规定重量和尺寸必须使用更多的麻线，裹得更紧。几乎所有人都认同夏伊布的新球特别有弹性，尤其是在靠后的赛局里普通的球变得软塌塌的时候。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某个时候，到底是什么时候还是说不清，夏伊布的公司开始从澳大利亚进口一种优质羊毛，它的纤维性更好，能将轻若鸿毛的软木核缠得更密实。人们通常认为著名的弹性极好的“兔子球”突然出现就始于此。

有趣的是，夏伊布的公司极力否认新球弹性更好，并拿出美国统计局的结果以说明球并不比先前的弹性更好。不过大多数球员并不这么看。“我刚入行时使用的球跟几个赛季前塞进我们手里的兔子球相比，差异可大了。”1927年夏天沃尔特·约翰逊告诉记者，“被击中以后，新球比原来的球飞得快许多。”

虽然本垒打数量普遍增长，但贝比·鲁斯的次数还是无人可比。1920年鲁斯打出了54个本垒打，其他球员还没有能打出20个以上的。1921年鲁斯的成绩是59个本垒打，比成绩排第二、第三的击球手加起来还多11个。1921年7月，当上全职击球手的第二年鲁斯已经打出了139个本垒打，超过了此前任何人在整个职业生涯里的成绩。“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他一上场就引人注目，他的一举一动都艳丽夸张、美妙如画，就算他失败了也是成功。”一位观察员如此写道。就连他的腾空球也令人感动，球高高地飞上天空，还没落进内野手的手套时他早就悠闲地上了二垒。

贝比·鲁斯来到纽约的第一年，洋基队的上座人数就翻了一番，达到了1 289 000人次，哪怕最终球队仅获得了第三名。巨人队从来不曾在一年里吸引到上百万的球迷。而洋基队的上座率自那以后再也没有低于这个数字过。鲁斯对“科学”棒球原则大肆批评，把约翰·麦格劳气得火冒三丈，同时对洋基队的成功又妒又恨，吩咐他们离开波罗球场，另外寻找主场。1922年雅各布·鲁珀特开始修建洋基体育场，可谓当时规模最大的球场。他精心挑选了球场的地址，刚好能望见麦格劳的波罗球场。球场耗资250万美元，建成后比此前的所有球场都大50%。从开幕的那天起，人们就叫它“鲁斯建的大场馆”。

作为体育界代表人物，贝比·鲁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作家保罗·加利科（Paul Gallico）说，有关他的一切似乎都比普通人更大：他的体格，他顶着蓝黑卷发的硕大脑袋，他的大鼻子。鲁斯相貌平平，但有着无法抗拒的魅力。一如他的朋友兼队友韦特·霍伊特（Waite Hoyt）所说：“就算他从来不打球，就算你从来没听说过他，若在百老汇大街跟他偶遇，你也会转过头去好好打量他一眼。”

鲁斯的成名时机完美得无法挑剔。它恰恰赶上了小报、纪录片、球迷杂志和广播的诞生——这些东西都是明星文化的关键组成部分。他来到纽约，又恰好进入了媒体世界的心脏。报纸开始刊登媒体专栏，取名“贝比·鲁斯今天做了些什么”。像“贝比·鲁斯修剪了长囊肿的大脚趾”这样的事，全美媒体也竞相报道。而且，对他感兴趣的远远不止体育版。他出现在数十种与棒球全无关系的杂志封面上，从《硬件时代》（Hardware Age）到《大众科学》《Popular Science》都对他竞相追捧。《文学文摘》（The Literary Digest）用仰慕的笔触刊登了一篇他的人物特写，《纽约客》发刊不久后也做过同样的事。之前没有任何一名棒球选手曾吸引到这样广泛的关注。

鲁斯被当成了神。1921年，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支教授团队用一种名为“希普计时器”的装置为他做了一连串的生理、心理测试，宣布他的反应力、视力、听力和“神经稳定性”均为“百万里挑一”。甚至，连鲁斯的智力也比正常水平高10%——他常带着特别的骄傲感向别人夸耀这一点。

人们毫无理由地热爱他。鲁斯善良、慷慨，对孩子们尤其如此。一个闷热的日子里，鲁斯在华盛顿格里菲斯体育场受到了柯立芝总统的接见，他掏出手帕擦着脸对柯立芝说：“真是热得要命啊，普雷兹，是吧？”与此同时他也常有聪颖之举。有一次交警冲他喊：“嘿！这条路是单行道！”鲁斯回敬说：“我确实只在一条道上啊！”体育记者雷德·史密斯（Red Smith）逐渐相信鲁斯的确拥有一流的大脑——单纯与精明的巧妙结合，又具备敏锐的感知力。“他的思路很特别，但又了不起。”史密斯对此坚信不疑。

认识他的人倒不太敢打这个包票，因为鲁斯的大脑存在一些“奇妙的缺口”。比方说，他永远记不住人的名字。他亲密的朋友韦特·霍伊特为洋基队效力11年之后前往老虎队时，鲁斯的临别赠言是：“保重啊，沃尔特。”他在背诵文章上也同样没指望。有一次，他出席全国电台广播节目，事前他曾反复接受指导，要他说这么一句话：“一如威灵顿公爵所说，滑铁卢战役是在伊顿公学的运动场上打赢的。”可一上节目，他骄傲地脱口而出：“一如艾灵顿公爵所说，滑铁卢战役是在埃尔克顿的运动场上打赢的。”

鲁斯为自己基本上没用过的产品，比如冰激凌、帽子、吊裤带、早餐麦片，各类美容产品等代言，每年能挣好几万美元。他允许报纸刊登由他人代笔的文章，署上自己的名字，可一旦事后看到了又会火冒三丈。他的挥霍无度也很有传奇色彩。有一次客场之旅，他3天内穿了22件真丝衬衫，在离开时全送给了女服务员。还有一次在古巴，一场赛马他就赌输了26 000美元，之后短短几天又输掉了65 000美元。“他的老板太有必要派人贴身保护他了，免得他害死自己，也免得他被骗子、勒索客、赛马场的掮客、庄家和赌徒以及诡计多端的年轻姑娘所伤。”尽管很有钱，鲁斯还是经常没有足够的现金支付所得税，就连1927年在鲁珀特的帮助下，他成为史上收入最高的棒球选手时也不例外。按他自己的估计，在他的棒球生涯损失或者浪费了25万美元以上。

鲁斯的队友们竭尽所能地帮他，轮流检查他的信件，提醒他注意重要的事情。“鲁斯有24个秘书。”霍伊特有一次评论说。球队教练伍兹（Doc Woods）曾发现鲁斯扔掉了装有6000美元支票的信件。伍兹还常在棒球和照片上代鲁斯签名，据说一年就代写了10 000个签名。

鲁斯对食物和性的胃口好得没有止境，这也许是他常年创造奇迹的源泉。《纽约每日新闻报》的体育编辑马歇尔·亨特讲述了他怎样开着车在乡下到处寻找售卖鸡肉大餐的餐馆。“贝比真正想要的是，”亨特说，“享受一顿美美的鸡肉大餐外加姑娘，这一套比你想象中要管用得多。”

鲁斯的不检点常常给他惹来许多意外的麻烦。《纽约电讯晚报》（New York Evening Telegram）的体育记者弗雷德·利布（Fred Lieb，就是第一个把洋基体育场叫成“鲁斯建的大场馆”的人）曾看到鲁斯在路易斯安那州什里夫波特的火车上被一个手拿刀子的女性（据说是州议员之妻）追赶。鲁斯只能跳下车逃走，等列车出发时再悄悄上车。还有一次，一位被戴了绿帽子的丈夫拿着枪把近乎**的鲁斯赶出了酒店。有人问鲁斯的洋基队友平·博迪（Ping Bodie），跟鲁斯住在同一间房是什么感觉，博迪回答：“我不知道呀。我只跟他的行李箱住过同一间房。”

随着20世纪20年代时间逐渐流逝，鲁斯越来越多地自掏腰包住名贵酒店，远离队友们。他会在那里款待任何偶然到访的人。韦特·霍伊特有一回算了下，一晚上他的套房里来了250名访客，而来访的到底是什么人鲁斯自己都不知道。最出名的一次是在底特律的布克凯迪拉克酒店，鲁斯在套房里搞舞会站上凳子高声喊道：“现在，凡是不想过夜的女人都可以滚蛋了。”

如果性无法得到满足，鲁斯就大吃大喝。马歇尔·亨特发誓说，他曾亲眼见到鲁斯一顿饭吃下了18份热狗。许多目击者说，曾看到他一顿晚餐所有的菜都点双份：两份炸牛排、两份像山那么高的炸土豆、两份沙拉、两份苹果派冰激凌，6小时以后回来再吃一顿一模一样的东西。两餐之间还吃了8份热狗，喝了6瓶汽水。“天啊，他吃得太多了！”队友哈利·胡珀（Harry Hooper）在《那时的荣耀》（The Glory of Their Times）里告诉作者劳伦斯·里特（Lawrence Ritter）。有人计算过，在鲁斯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吃掉了两吨半重的食物。

总体上，鲁斯逃过了任**方式带来的惩罚，但当他跌倒时也跌倒得十分壮观。1922年，他过得糟糕透顶。他因种种违规行为先后5次被停赛，一共错过了1/3个赛季。他与一直受他折磨的球队经理米勒·哈金斯（Miller Huggins）无休止地争吵。有一回，哈金斯批评鲁斯和队友鲍勃·穆塞尔不遵守纪律言行失检，鲁斯将身材矮小的哈金斯拦腰扛到游览车厢的后方平台上，倒挂在栏杆上，直到哈金斯求饶。哈金斯死后，他的一个姐姐控诉说，是鲁斯让他少活了5岁。

1922年的冬天，在一个本应是庆功宴的场合，即将当上纽约市市长的吉米·沃克（对奢华生活也略知一二）当众痛骂鲁斯，说他是“一个伟大的运动员，但也是特大号的傻瓜”。他说，鲁斯在赛季中的粗野行为辜负了所有人的期望。“最糟糕的是，”沃克接着说，“你辜负了美国的孩子们。在美国的每一个地方，每一块孩子们玩棒球的土地上，还有每一所医院里，那些永远无法实现自己运动梦的身躯弱小或残障的儿童们，他们都想着你，你是他们的英雄。他们仰慕你崇拜你。接着怎么样了呢？你糟蹋、作践自己的好身体……孩子们的偶像倒了，他们的梦想也粉碎了。”

这时候，鲁斯也可怜巴巴地抽泣起来——但更糟糕的还在后头。当晚他离开晚宴，收到了一份法院传票，是布鲁克林一个叫多洛雷丝·迪克森（Dolores Dixon）的人，指控他是自己肚里尚未出生孩子的父亲。鲁斯的样子很尴尬，他根本记不得睡没睡过这个女人。然而结果是，他居然并没睡过这个人。“多洛雷丝·迪克森”是编出来的名字，起诉的女士无法提供与鲁斯已知行踪吻合的日期或地点。原告撤诉了，但鲁斯颜面扫地，在公众看来他十分愚蠢。

1925年，一切都变得糟糕起来。在参加春训时鲁斯超重了18公斤，他挣扎着想恢复自己的身体状态。4月初，洋基队结束春训回家的路上又打了一系列表演赛，鲁斯开始感觉不适。球队抵达阿什维尔时，他高烧不退、神志不清。一下火车他就晕倒了。由于他状态不佳无法完成表演赛，经理米勒·哈金斯让他赶回纽约。在大中央车站他再次晕倒，并且抽搐，被匆匆送往圣文森特医院。

流言传开，说是鲁斯吃了太多热狗。这一事件人称“全世界都听说了的闹肚子事件”。医院对鲁斯的病情和治疗语焉不详，有些人禁不住猜他是在治疗梅毒，或者其他令人尴尬的性病。现在看来，不管鲁斯到底患的是什么病都是很严重的急性病，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跟胃有关。鲁斯在病**躺了一个月，有好几天都虚弱得要靠轮椅才能下床。他在医院一共待了近7个星期。等他回到洋基队，肚子上留下了一条新伤疤，瘦得跟鬼似的：他在生病期间瘦了34公斤，现在病恹恹的，还不到82公斤。而不到两个月前，他还圆滚滚的，像个桶，重达116公斤。他的腿特别瘦。有人评论说，他看起来就像是“两根牙签撑起的一包燕麦片”。

但几乎同时，鲁斯立刻恢复了从前的习惯，一个月之内他就又成了体重超标的暴食客。在8月的一次客场比赛中洋基队打得奇烂，鲁斯几无贡献。他不止一次地跟队友打架。在圣路易斯时鲁斯彻夜未归，哈金斯罚了他5000美元，这在当时是个巨大的数目，是好多球员年薪的两倍多，还对其无限期禁赛。鲁斯气急败坏当场咆哮起来，但最终还是悔改回到了上场阵容中。在本赛季的最后29场比赛里，他打出了10个本垒打，打击率高达0.345，而且完全没惹任何麻烦，只可惜为时已晚。到赛季结束时，洋基队以69胜85负的成绩排名倒数第二，观众上座人数也降到了70万人。

1926年，鲁斯像往常一样卷土重来。他经过了为期6周的密集健身训练，摆脱了18公斤肥溜溜的脂肪，腰围减了近23厘米。这个赛季他的表现也很好：打出了47个本垒打，打击率0.372，拿下146分。最重要的是，他基本上发挥出了自己的本色。但在世界大赛与红雀队的比赛中，鲁斯判断力失常。当比赛进入第9局，洋基队有两人出局，落后一分，鲁斯保送，接着所有人都惊讶不已，他试图盗上二垒。他距离垒包还有3米远比赛就结束了，冠军落到了红雀队手里。“我想我做得太鲁莽了。”鲁斯承认。几乎在所有人眼里这都是世界大赛里最愚蠢的一场比赛，而且一笔抹杀了他此前在整个赛季里取得的所有成绩。

因此，1927年开始，贝比·鲁斯需要又一次救赎了。可惜，今非昔比。如今他32岁了，患有低血压、慢性消化不良，偶尔还呼吸急促。他已经不再处于黄金期了。这一年他恐怕很难取得什么像样的成绩。可令人惊讶的是，这一年他远远不只取得了好成绩，他还将度过棒球史上最刻骨铭心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