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蒂利亚的斐迪南（生于1578年），他的父亲是大公卡尔二世，即两位皇帝鲁道夫二世和马蒂亚斯的堂弟。在父母的安排下，11岁的斐迪南进入位于巴伐利亚州因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的耶稣会寄宿学校就读。几年后，他又顺利升入附近的大学，有望成为哈布斯堡家族有史以来第一位获得（人文科学）学位的后代。与因戈尔施塔特的普通寄宿生不同，斐迪南与他的仆从住在镇上荒凉的赫尔佐格斯卡斯坦古堡中，依靠打猎消磨无聊的课余时光。来到因戈尔斯塔特后不久，斐迪南的父亲就去世了，而他的母亲，玛丽亚·安娜，也只来见过他一面。此后的漫长岁月，斐迪南只能通过一封封冗长的信件编织着对母亲的思念，这一习惯一直延续到玛丽亚·安娜于1608年去世。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断言正是玛丽亚·安娜扮演了耶稣会教师的角色，在斐迪南年幼的心中播下了对天主教会的无尽忠诚。

1596年，18岁的斐迪南已经到了主政内奥地利的法定年龄。很快，他便踏上了前往罗马的朝圣之旅。途中斐迪南在意大利小镇洛雷托短暂停留，并前往圣家（Holy House）遗址进行朝拜，传说13世纪时，这座见证了耶稣基督童年时光的圣迹被天使神奇般地从拿撒勒搬运到这个意大利滨海小城。用石块搭成的圣家中，设有一座壁龛，其中供奉着一尊小巧的圣母马利亚塑像，由黎巴嫩雪松雕刻而成。据称，神龛前的斐迪南双膝跪地，向圣母庄严宣誓继承父亲的遗志，要将领土上的一切异端赶尽杀绝。

若就真实性而言，斐迪南的誓言恐怕与圣家的传说不分伯仲，未免流于穿凿附会。而在现实中，返回施蒂利亚的斐迪南则立刻接过父亲的衣钵，着手开展大规模宗教迫害行动。他首先在城镇中驱逐路德宗牧师，查封教会学校，随即又将矛头对准了有恃无恐的贵族阶层，贵族们宣称斐迪南的父亲1578年赐予的特权保障了他们信仰新教的自由。斐迪南对他们的抱怨充耳不闻，授意宗教改革委员会在军队的强力支持下进行清洗工作。为了给儿子剪除顾虑，玛丽亚·安娜宣称如今时过境迁，先皇做出的让步已然不合时宜，让异端们开始“在利齿下颤抖吧”。

除去暴力手段，斐迪南手中还握有另一件杀人于无形的兵器。罗马法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凝聚着岁月的芳华，引领人们穿越时光领略蕴藏在罗马共和与帝制时代的古老智慧。自15世纪末期以来，这部法典就不断推动着神圣罗马帝国乃至整个中欧大陆的法律体系建设。彼时备受推崇的罗马法律条文正是源于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编纂而成的《民法大全》。这部法典在完善现有律法体系的同时拓宽了司法类别，更为关键的是在颂扬中肯定了统治者的绝对权威。“国王的一切喜好都等同于法律。”古罗马法典中这样写道。一些章节中甚至强调国君可以凭个人喜好“一意孤行”，无须顾及法律约束。

面对咄咄逼人的内奥地利议会，斐迪南毫不犹豫地祭出了古罗马法典。他向议会辩称作为最高统治者，自己理应享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他本人殷切盼望着将新教势力斩草除根，而这一切行动都来源于“自己内心的召唤”。斐迪南还进一步辩解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对一切异端无异于法外开恩，其目的是希望他们迷途知返，重回极乐世界。多年后，他的告解人回忆道，斐迪南在忏悔时曾说过：“异教徒们总是对我的冷酷无情耿耿于怀。但我对他们的爱远甚于恨。如果说我没有爱过他们，为什么不任由他们在邪教的泥潭中一味沉沦呢。”

斐迪南的虔诚从他每天多达七次的跪祷和两次弥撒中可见一斑。然而生活中的他却**不羁，不拘小节。作为一名沉迷主观世界的“理想主义者”，他完全无法忍受宫廷中繁文缛节的桎梏与束缚。更为疯狂的是，他自认为可以与万能的造物主直接沟通。上帝选择借他之手降下神迹，并会在他面对十字像祷告时警示即将到来的危险。（在他死后，这尊十字像被运往霍夫堡宫的小礼拜堂，摆放在高高的圣坛上，继续创造着神迹。）在与母亲最后的通信中，斐迪南诉说着自己的宗教虔诚，字里行间仿佛回**着腓力二世的声音：“宁愿牺牲土地和子民以保护自己的信仰。”

对于鲁道夫和马蒂亚斯之间的明争暗斗，斐迪南选择明哲保身，不明显偏袒攀附任何一位堂兄。然而，私下里他却与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暗通款曲。笃信天主教的巴伐利亚维特尔斯巴赫家族与哈布斯堡家族之间有着悠久而密切的联姻传统，其规模仅次于西班牙皇室。斐迪南的母亲，玛丽亚·安娜就来自巴伐利亚，无独有偶，他的第一任妻子也叫玛丽亚·安娜，同时也是他的表妹，（两人于1600年成婚）。然而一直以来，巴伐利亚也是哈布斯堡在神圣罗马帝国南部霸权的最大威胁。与斐迪南一样，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也是一位坚定的天主教信徒。事实上，马克西米利安比自己的皇室妹夫更进一步，他甚至在献给圣母马利亚的誓言上用鲜血签下自己的名字。相同的宗教信仰弥合了马克西米利安与斐迪南之间的政治分歧。1609年，斐迪南正式加入由马克西米利安组建的天主教联盟，以对抗福音派新教联盟，双方均称自己的联盟完全出于防御目的。

1612年，马蒂亚斯终于从皇兄手中接过了王冠，然而面对自己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他开始对鲁道夫在位时束手无策的心境感同身受。看着妻子日渐臃肿的身躯，马蒂亚斯祈盼一个皇子的梦想彻底烟消云散。对于斐迪南，马蒂亚斯并没有过多感情，他的宗教狂热总是令马蒂亚斯隐隐感到不安。然而马蒂亚斯的兄弟们大多早已离世，仅剩的几位也是苟延残喘，时日无多，他们同样没有留下任何子嗣。因此摆在马蒂亚斯面前的继承人选有且仅有一位，那就是他的堂弟斐迪南。令人欣慰的是，1614年时，斐迪南已经是两个儿子的父亲，这也是对哈布斯堡血脉传承的坚实保障。马蒂亚斯只得开始准备斐迪南继位事宜。

1616年，与匈牙利议会的谈判拉开了帷幕。斐迪南对天主教的饱满热诚令他在匈牙利饱受质疑，所幸新上任的红衣主教，皮特·帕兹马尼极力为斐迪南开脱。帕兹马尼在匈牙利贵族聚会上称，这个王国面前只有两个选择：或者向土耳其人俯首称臣，或者“蜷缩在邻国基督国王的羽翼下”，接受哈布斯堡家族“作为我们的宗主”。帕兹马尼还说服斐迪南公开表态支持在匈牙利实行宗教自由，重申1606年签订的《维也纳和约》所规定的特权。作为对自己当选并加冕国王的回报，斐迪南信守承诺颁布了议会起草的协议，亲口承诺遵守77项条款，其中就包括“每个人的宗教信仰活动或行为都不应受到干扰”。此项协议于1619年被作为斐迪南任期内的首部法律进行颁布。

斐迪南从未违背他在匈牙利加冕时许下的诺言。彼时，斐迪南在加冕礼的神圣氛围中参加弥撒圣祭，并郑重其事地做出日后即便皇帝“本尊”也难以僭越的庄严承诺。在1622年苏普隆召开的议会上，出于对议会势力的安抚，斐迪南甚至顺水推舟，首次任命一位新教贵族领袖，斯坦尼斯拉夫·苏尔佐作为他的大臣，而不是（效仿诸位前任）执意坚持虚位以待，直到议会提出称心如意的人选。所有迹象似乎都在表明，如果不是后来波希米亚人悍然起兵犯上，斐迪南一定会全力维护《皇家诏令》对波希米亚做出的宗教妥协。

1617年，波希米亚议会选举斐迪南出任国王。此时，马蒂亚斯展现了老谋深算的政治手腕，他亲自逐一游说贵族人士，声称斐迪南继承王位已成定局，而支持这位候选人将符合每一位贵族的利益。当时，作为波希米亚人的心腹大患，摩拉维亚贵族阶层对选举国王的议会特权觊觎已久，这也对波希米亚势力在整个波希米亚联邦中的主导地位构成了威胁。通过公开拥护哈布斯堡王朝继承传统，波希米亚人希望能够维持政治现状，进而保住自己在联邦中的优势地位。在为获得王位而进行的谈判中，斐迪南亲自承诺维护《皇家诏令》，并在加冕礼上宣誓捍卫其中所有条款。

《皇家诏令》中的许多条款都模棱两可，表述含混。数年来，围绕在布拉格大主教（同时也是本地修道院院长）领地上的修建新教教堂产生的争端，逐渐演变成一桩棘手的公案，而马蒂亚斯却对双方愈演愈烈的矛盾对峙充耳不闻。最终，多次抗议拆除教堂的行为无果后，“捍卫者联盟”在《皇家诏令》下于1618年在布拉格举行集会，对马蒂亚斯进行施压。彼时，马蒂亚斯尚未正式将波希米亚政府权力移交给斐迪南，而是借助摄政议会在过渡时期维持局势。马蒂亚斯从维也纳向“捍卫者联盟”发来一封措辞激烈的短信，告诫他们不要妄图僭越自己的权威。

马蒂亚斯突然间的强硬来得毫无征兆，令“捍卫者联盟”们无所适从，他们有充足的理由怀疑，这封短信实则出自代表马蒂亚斯的波希米亚摄政议会之手。1618年5月的一天，在布拉格城堡，摄政者与“捍卫者联盟”爆发了激烈交锋，一片混乱中，两位官员连同一名政府秘书被从高高的窗户掷出了城堡，他们被认定为假传圣旨的幕后黑手。在从20米（约65英尺）的高空坠落后，三人侥幸生还——或者碰巧落在了垃圾堆上，或者如当代传说记载，在半空得到了天使的暗中保护，从而减缓了下落速度。无论如何，三人不仅没有摔死，还躲过了接踵而至的卑鄙枪弹，成功逃脱。很快，为了安抚遭受无妄之灾的政府秘书，斐迪南将他册封为贵族，而头衔正是“从天而降”。

“捍卫者联盟”将马蒂亚斯的官员掷出窗外，也正式宣告了他的统治寿终正寝。尽管依然面临内部分歧，马蒂亚斯毅然决定不再引颈待戮。他警惕地关注着叛军的一举一动，发现他们在布拉格组建政府，招募军队，与波希米亚各行省谈判结盟，试图架空国王的权力。马蒂亚斯开始了反击，他首先逮捕了梅尔基奥·克莱斯尔，指控他明目张胆的议和倾向，鉴于克莱斯尔的红衣主教身份，教皇立刻宣布对斐迪南施以破门律。然而在斐迪南心中，只有全能的上帝才是最高主宰，因而他心中暗忖自己很快就会获得赦免，事实也确实如他所料。

随着时间的推移，叛军很快与盘踞在上、下奥地利的极端贵族势力相互勾结，后者希望借此机会促成保卫新教势力的统一战线。1619年，马蒂亚斯去世，叛军趁机对斐迪南继承皇兄王位的资格发起挑战，迫使其做出让步。一伙大呼小叫的下奥地利贵族来到维也纳向斐迪南请愿，要求承认他们的宗教自由以及与波希米亚结盟的权力。城外，一支波希米亚大军兵临城下，虎视眈眈。千钧一发之际，一支效忠斐迪南的部队不期而至，方才解了皇帝的燃眉之急，此时维也纳城中守备空虚，除了少量卫队外，只剩一群据称奉老师之命匆忙集结的学生军。

即便差点就丢了国都，也并未妨碍斐迪南于8月在法兰克福成功当选皇帝。他获得了三位大主教选侯以及萨克森公爵的一致支持。尽管身为一名新教徒，萨克森公爵依然主张对天主教阵营采取谨慎温和的“保守”政策，以避免矛盾公开激化。同时作为波希米亚国王——选帝侯之一，斐迪南将选票投给了自己，并辩称此举乃出于公平竞争之精神，实属无奈。眼看大势已去，同属新教的勃兰登堡和普法尔茨选帝候只好顺水推舟，帮助斐迪南全票当选。次月初，斐迪南如愿在法兰克福大教堂加冕查理大帝的王冠。

在1618—1619这关键的一年，两个重要决策直接导致这次叛乱最终蔓延扩大为一场国际冲突，而始作俑者皆非斐迪南。发生在波希米亚的叛乱令远在千里之外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1598—1621年在位）寝食难安。他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居然是派出一支皇家舰队平息叛乱，与莎士比亚一样，腓力三世显然也认为波希米亚理所当然是一个沿海国家。为谨慎起见，他还是将这一外交议题留给国家议会进行讨论。议会于1618年6月召开，并很快分裂成两派。一派以莱尔玛公爵为代表，主张采取保守战略，将西班牙的战略资源收缩集中在地中海地区；另一派以祖尼加公爵为首，提出了深层战略的担忧，担心对哈布斯堡家族中欧帝国的弃之不顾会给西班牙的补给线和士气带来致命打击。

关键时刻，祖尼加投下重磅炸弹。据他报告，西班牙驻维也纳大使在没有知会马德里皇室的情况下，已经私自承诺调动意大利驻军协助镇压叛乱。祖尼加辩称，“下令解散正在部署的军队将陷皇帝于不义之地，倘若陛下此刻选择袖手旁观，恐将令皇帝颜面无存”。当命运的骰子停止旋转，西班牙国王惊喜地发现自己已莫名其妙地卷入了战局。在这出外交闹剧的恶意裹挟下，腓力三世只得立即调拨军费派兵驰援奥地利旁支。1619年4月，首批7000人先遣队抵达神圣罗马帝国，此外还有3万大军将在之后两年内陆续到达。

另一个决策则来自布拉格的波希米亚叛军。1619年8月，波希米亚议会宣布正式废黜斐迪南，借口是他当选国王时的流程有失公允。苦于没有合适人选接替斐迪南的王位，波希米亚议会最后选择了徒有其表的加尔文宗诸侯，普法尔茨的腓特烈五世（1596—1632）。腓特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狂人，他坚信自己肩负推翻天主教暴君的使命，幻想着重夺日耳曼人丧失已久的自由。在化装舞会上，腓特烈时而装扮成日耳曼英雄阿米尼乌斯，这位传奇人物在公元1世纪曾击败了罗马人的军队，时而又化身偷取金羊毛（哈布斯堡家族象征）的神话人物詹森。加尔文宗牧师和宣传家在漫不经心地翻阅《圣经》时发现，腓特烈正是《旧约·以斯拉记》中怒吼的午夜雄狮，他的统治将为基督的敌人敲响最后的丧钟。深信自己就是“命中注定的天选之人”，腓特烈在众望所归中欣然戴上了波希米亚王冠。

腓特烈悍然篡夺王位的行径一出，就在神圣罗马帝国的诸侯王公中引起一片哗然，天主教和新教势力罕见地达成共识，一致谴责此举是对君主政体不可饶恕的公然挑衅。就连他的岳父大人，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国王（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也与腓特烈划清了界限。当发现自己的公国面对斐迪南兵临城下的波兰骑兵时，特兰西瓦尼亚的加尔文宗国王，加布里埃尔·贝特朗也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昔日的盟友腓特烈。为了挽救自己千疮百孔的反天主大业，腓特烈甚至不惜以缴纳岁贡为条件，奴颜婢膝地祈求土耳其苏丹的保护。一位土耳其特使最终姗姗来迟现身布拉格，但他显然只对一睹那扇曾经扔出过摄政官员的著名窗户兴味盎然。

直到自己被罢黜前一刻，斐迪南还始终幻想着与波希米亚叛党握手言和。然而此刻，随着推举新王登基，波希米亚人亲手葬送了最后一缕和平的曙光。斐迪南被迫开始着手组建自己的联军。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无疑是一位天然盟友，他以斐迪南之名召集的天主教联盟已经蓄势待发。斐迪南也对马克西米利安投桃报李，许诺用上奥地利来犒劳他的鼎力相助。下奥地利的贵族阶层同样善于见风使舵，为了获得他们的支持，斐迪南对马蒂亚斯曾经许诺过的宗教自由再次做出了保证。在征求教皇关于此次宗教妥协的意见时，斐迪南被告知他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尽量模糊自己的立场。果不其然，多年以后，当斐迪南对曾经的承诺反攻倒算时，他就声称当时得到自己豁免的只是新教徒的虔诚之心而非整个教会阶层。无论如何，在宽宏大量的姿态下，斐迪南赢得了萨克森的约翰·格奥尔格的支持，这当然是在他承诺让出卢萨蒂亚作为回报之后。与此同时，来自西班牙的大军正如潮水般涌入低地国家严阵以待。

结局无须赘言，斐迪南的大军以圣母马利亚之名取得了一场大胜。1620年11月，在布拉格郊外的白山（现为布拉格机场）战役中，巴伐利亚指挥官提利将军率领的3万虎狼之师仅用不到两小时就击溃了陷于数量劣势、军纪涣散的敌军。腓特烈五世，所谓的寒冬之王，坐上波希米亚王座还不到15个月时间，就仓皇逃离布拉格城堡，留下了自己的大量通信原件。随后，这些被缴获的信件经过篡改，在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授意之下结集出版，其内容充斥着对腓特烈肆无忌惮的诋毁中伤——将他及其党羽污化为“寡廉鲜耻，堕落糜烂之流，对王冠垂涎已久，必欲先除奥地利皇室而后快，灭亡天主教廷之心不死不休”。

波希米亚大局已定，提利将军随即挥师向西挺进普法尔茨领地，与来自低地国家的西班牙军队成功会师。腓特烈所剩无几的新教盟友被彻底摧毁，随后，他位于海德尔堡的梦幻宫殿以及曼海姆的七面堡悉数陷落在猛烈的炮火中。腓特烈本人逃窜到荷兰海牙寻求庇护。1623年，最后的羞辱如期而至。在公审仪式庄严的氛围中，腓特烈的罪行被当众宣读，他的领地与头衔被如数褫夺，并转赐予马克西米利安公爵，除此之外，斐迪南还命人在仪式章程中将腓特烈及其子孙后代贬为法外之徒。

波希米亚在无声地哭泣。48名叛军首领被处以极刑，其中只有一位侥幸在绞刑台上获得了赦免，这一幕充满了浓厚的戏剧色彩。1622年6月，布拉格老城广场俨然成了一座“鲜血淋淋的剧场”，一群鼓手奉命奋力敲打，试图掩盖死囚们鬼哭狼嚎般的临终演说。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境内（并不包含西里西亚和卢萨蒂亚，两地当时被萨克森的约翰·格奥尔格占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宗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叛逆分子”面临着缴纳罚金和没收土地的双重打击。此外，拒绝改宗信仰天主教的新教徒将遭到强制流放，同时失去自己的土地，万念俱灰之下，多达15万人被迫踏上了逃亡的旅途。哈布斯堡家族的忠实鹰犬被安插补充进入各政府部门。作为散播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温床，布拉格大学也被并入耶稣会名下的克莱门特学院，而广大乡村地区则布满了改宗委员会的触角。

包括加冕礼在内，斐迪南曾经两度宣誓维护《皇家诏令》。为了名正言顺地废除自己曾经拥护的条款，斐迪南又一次想到了罗马法，并于1627年在波希米亚强制通过了一部增补宪法，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对罗马法的活学活用。尽管名为增补宪法，这部新法实质上彻底摒弃了波希米亚法律传统，对公共法体系进行了脱胎换骨的重建——自此以后，皇位通过世袭加以继承，议会彻底沦为对国王随声附和的傀儡机构，尤其在涉及征税问题时（不得仿效以往陋习，以任何不当方式“人为增设条件或蓄意进行拖延……”），新的宪法甚至可以根据国王“本人喜好”随意更改。

在为自己颠覆波希米亚传统宪法的行为进行辩解时，斐迪南傲慢地宣称自己拥有世间的最高权威。除去国王自愿分享出的权力外，贵族和议会本身并不享有任何权力。此种论调出自典型的罗马法逻辑，因为根据法理传统或习俗，国王与议会拥有平等、自主以及互相独立的权力。鉴于波希米亚人起兵犯上，因而自动失去了享受任何权利的资格，斐迪南进一步解释道，据此他理应废除自己以及前任赐予他们的所有特权。自此，斐迪南将“颁布法律法规，以及所有国王专有的司法大权”这一权限紧紧地抓在了自己和儿孙们手中。

然而，并非所有波希米亚人都参与了叛乱，斐迪南不得不再次搬出罗马法试图自圆其说。本次叛乱，他辩称，是在“群体意识”下发生的集体行为，而集体中的每一名成员都无法独善其身。因此，当叛乱发生时，没有一个波希米亚人是无辜的，他们每个人都犯着不同的罪，除了接受惩罚之外别无选择。尽管捷克民族历史学界关于波希米亚自此踏入了长达三个世纪“漫长暗夜”的争论确有危言耸听之嫌，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个历史悠久的古老国度已在事实上沦为了奥地利政权的附庸。1624年，为了表示彻底臣服，索性连负责处理主要政府日常事务的波希米亚总理府也从布拉格搬到了维也纳。

1627年，就在增补宪法颁布实施的同年，斐迪南的第二任妻子，曼图亚的埃丽奥诺拉·贡扎加为维也纳的奥古斯丁教堂捐建了一座小礼拜堂。小礼拜堂的尺寸完全参照洛雷托的圣家进行建造，采用了同样雕琢粗糙的石块作为原料。洛雷托的圣家成了斐迪南进行祈祷的专用场所。他用手下败将的旗帜装饰那里的墙壁，并将自己的灵魂再次奉献给了圣母马利亚。30年前，斐迪南在圣家宣誓将异端从自己土地上铲除的传闻是否确有其事，我们不得而知。若传言属实，当他在崭新的洛雷托小礼拜堂祈祷时，想必一定会记起曾经那个他现在正付诸实践的遥远承诺。

洛雷托小礼拜堂所代表的不仅是一项即将落幕的伟业，它已然成为哈布斯堡家族的化身，见证着一代代哈布斯堡皇族新婚宴尔的誓言和子孙满堂的祈祷。小礼拜堂的墙壁上被开凿出一处壁橱（之后又进行了扩建），其中摆放着一个个骨灰瓮，里面盛放的是哈布斯堡家族历代国王、大公包括女大公的心脏。他们的遗体在死后被分割成三个部分，取出心脏的躯干被运送到维也纳嘉布遣会教堂地下室中，肠子在解剖时取出，随后送往圣史蒂芬大教堂的地下室中保存，这里也是创世者鲁道夫为其子孙后代选定的长眠之所，然而此处皇陵却很快遭到遗忘，取而代之的分别是维也纳新城和布拉格。

依照勃艮第的传统风俗，16世纪中欧哈布斯堡国王和王子们去世后，心脏和遗体通常分葬两处。1619年，马蒂亚斯首开遗体三分安葬的先河，他的遗体直到17世纪30年代，洛雷托小礼拜堂和嘉布遣会地下室完工时才得以全部入葬。哈布斯堡家族成员的遗体死后一分为三的传统并非基于某种狂热而变态的死亡崇拜，而是有其深刻的宗教根源。分别保存于不同教堂的三份遗体可以为逝者增加“福报”。弥撒圣祭在存放遗体的三座教堂中同时进行，“福报”从而得以增强，因此逝者亡魂升入天堂的速度也是普通有罪之人的三倍。

死后被分割的遗体仿佛升腾出一条无形的纽带，在神父不绝于耳的祷告声中若隐若现，勾勒出哈布斯堡王朝和万能的天主亲密无间的真挚情谊。斐迪南不仅传承了西班牙家族的战斗精神与光荣使命，还用自己对圣母马利亚的虔诚甚至死后对圣餐权力的致敬，为哈布斯堡中欧皇室蒙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他的皇子皇孙们无不心怀虔诚，操持圣事，兴建教堂，声势浩大地缅怀万能的天主，并借此追忆鲁道夫国王以及他对分发圣餐的神父毕恭毕敬的传统。斐迪南二世的后代们满怀着天主教热诚为古老的“AEIOU”五字箴言注入了崭新的含义“EUCHARISTIA”（感恩），在打乱字母重新排列后，一句简短而气势磅礴的口号跃然于纸上：HIC EST AUSTRIA（这就是奥地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