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新教的星火以燎原之势席卷欧洲大陆。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天主教相继遭到封禁。与此同时，尼德兰各行省也纷纷落入新教政权的控制中。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利沃尼亚地区争相投入路德新教的怀抱。就连世代生活在北极圈的萨米族人（或称拉普人）也不知不觉变成了新教徒，将古老的萨满教遗忘在极地的寒风中。在波兰和法兰西，声势浩大的新教少数派公然向天主教霸权发起挑战。波兰的宗教自由政策暂时缓和了教派分裂局面，而教派冲突和解无望的法兰西，则从16世纪60年代始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1]。此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欧洲大陆第一位新教国王却诞生在名不见经传的摩尔达维亚（其当时的领土现在分属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两国），出生于希腊的国王雅各布·赫拉克利德（1511—1563）挥舞独裁专制的大棒统治着这个公国。

16世纪后半叶，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新教势力同样势不可当。在较大的公国中，只有洛林和巴伐利亚依然效忠天主教会。尽管多达40位天主教主教和大主教依然在位，但他们连同其他80余位男修院院长和布道者却不得不和充满敌意的民众苦苦周旋，圣事圣礼屡屡被干扰，财物器皿时常遭到侵占，僧尼修行间或受到扰乱。早在16世纪50年代，一位到访的意大利红衣主教就已断言，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天主教会已经名存实亡、徒具其表——最好任其自生自灭，他声称，人们只能寄希望于在一片宗教废墟之上重新结出圣洁的果实。希尔德斯海姆主教的感慨则更加露骨：“我的教堂和我早已万劫不复。”

在奥地利和附近的哈布斯堡公国中，新教势力给天主教古老的躯体烙下了触目惊心的疤痕。16世纪中叶，几乎所有——80%—90%——的城市和贵族阶层改信新教，他们接管了教区教堂，并开始组建自己的学校。底层民众同样发出了自己的宗教诉求，农民们要求允许使用两种弥撒，并在圣餐仪式中使用德语。当他们的要求被拒绝后，有的牧师遭到民众驱逐，有的牧师则被自己的教众抛弃，眼睁睁看着他们前往其他教区参加圣事。在施蒂利亚和卡尼奥拉的广大农村地区，说斯洛文尼亚语的农民阶层对被视为“日耳曼宗教”的新教无动于衷，这里的宗教真空为古老的邪教死灰复燃提供了可乘之机。在“跳跃者和投掷者”（leapers and hurlers）的带领下，亢奋的人群扭动身躯，跳起狂野的舞蹈，此情此景在众多森林部落中屡见不鲜。

天主教会的各级机构也日益凋敝。即便在作为天主教心脏地带的蒂罗尔，各地修院尼庵也变得门庭冷落。1574年，曾经名噪一时的施塔姆斯西多会大修院只剩下两位年迈的修士。放眼蒂罗尔，目之所及无不教纲崩坏，风纪糜烂，松嫩堡的修女在当地酒馆大快朵颐，喝得烂醉如泥，乘夜色潜入贵族府第寻欢作乐。即便如此，彼时的松嫩堡女修院依然被前来巡视的神职人员赞赏有加，称其“尚未如其他修院一样堕落腐化”。为数众多的明娼暗妓、私生子女以及修士姘妇如白蚁般贪婪地蛀蚀着修院的财产。神职人员的境况也大同小异。1571年，在对布里克森天主教堂的例行检查中，人们发现只有5位司铎到场，而且全部当场背弃誓言，辞去教职。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宽松包容的宗教氛围得益于当时欧洲社会的哲学思潮，依据风靡一时的赫尔墨斯主义，事物的各种不同表象之下都隐藏着唯一的思想本质。这不仅与当时在各种极端立场中探寻“中庸路线”的人道主义诉求不谋而合，而且体现了新斯多葛学派思想的精髓，这个在16世纪最后几十年逐渐兴起的学派推崇温和节制的处世风格，避免采取任何极端行为。宗教宽容背后同样隐藏着来自政治博弈的考量。面对疯狂蔓延的新教势力，似乎只有铁血手腕才能实现天主教的伟大复兴。然而欧洲各国采取的激进政策在实践中屡屡被证明得不偿失——16世纪60年代末，西班牙占领军在低地国家制造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1572年法兰西的圣巴托洛缪大屠杀中，成千上万名新教徒被残忍杀害；1576年，西班牙军队发动了摧毁安特卫普的战役，同一时期，在掩人耳目的宗教狂热驱动下众多国王和政治领袖遭到暗杀。

相较于一味地进行武力弹压，温和的宗教妥协政策却换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1568年，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将宗教自由的权利赐予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的贵族阶层，作为回报，他获得了奥地利省级议会表决通过的250万杜卡特巨额拨款。马克西米利安的兄弟，卡尔二世随后将宗教宽容政策推广至施蒂利亚、卡林西亚以及卡尼奥拉等内奥地利各公国中，这一举措为他在1578年赢得了170万杜卡特经费，以及各公国议会对继续支援克罗地亚防务事宜做出的财政承诺。此外，通过主动疏远罗马天主教廷，在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和鲁道夫二世的操纵下，新成立的寺院会议沦为他们攫取教会收入的工具，尽管马克西米利安设立这一机构的表面初衷正是为了矫正滥用公款行为。

1555年签订的《奥格斯堡和约》规定，诸侯可以自行决定公国臣民的宗教信仰。奥地利以及临近公国的哈布斯堡统治者需要为自己的臣民选择信仰。然而，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向来对自己的宗教倾向三缄其口，让他为自己的臣民确定宗教信仰着实显得勉为其难。鲁道夫二世虽然表面上是一位坚定的天主教拥护者，但他却长期对圣事活动充满排斥。1578年，正在大教堂附近主持宗教仪式的鲁道夫二世受到袭击（史称牛奶战争，骚乱中成罐的牛奶被倾倒泼洒），这次发生在维也纳的骚乱也令他心灰意懒，决意迁都布拉格寻求心灵慰藉。

鲁道夫离开维也纳后，宗教事务的控制权落入他的两位叔叔，蒂罗尔的斐迪南（1529—1595）与施蒂利亚的卡尔（1540—1590）手中。斐迪南作风奔放，不拘小节，他在投掷步兵长矛时颇具标枪运动员的英姿。在婚姻问题上，斐迪南的决定同样惊世骇俗，他决定迎娶在化装舞会上一见钟情的平民女孩，菲律宾·韦尔瑟为妻。作为一位奥格斯堡银行家的女儿，菲律宾的舅舅是查理五世皇帝的债权人，因此作为抵押，菲律宾从查理五世手中获得了委内瑞拉王位继承权。然而此笔债务在她成婚前被一笔勾销，蒂罗尔公国也因此坐失成为殖民地王国的机会。作为发起人之一，斐迪南雄伟的珍奇馆至今仍屹立于因斯布鲁克郊区的安布拉斯城堡中，他还主持修建了布拉格郊外的星星夏宫，这是一座参照占星术原理设计建造的六角形建筑。

斐迪南的兄弟，卡尔二世[2]，以吝啬闻名于世，在他位于格拉茨的宫廷中，所有仆役和官员总数不足30人。然而没有人能对他的勤俭节约说三道四，正是他的公国施蒂利亚，承担着在克罗地亚边境抗击土耳其的军费开支。无独有偶，也正是查理，在利比卡（如今位于斯洛文尼亚境内）的的里雅斯特附近发现了珍贵的种马，并与来自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马匹进行杂交，培育出了闻名世界、通体雪白的利比扎马。这种马经过训练可以高抬膝盖表演雍容华丽的西班牙“盛装舞步”，也因此获准进入与维也纳霍夫堡宫毗邻，由马克西米利安修建的临时体育场，并成为那里的固定演出嘉宾。曾经木质结构的罗斯特恩广场在18世纪30年代被改建成西班牙骑术学校，又称冬季骑术学校。

活色生香的私生活并未妨碍斐迪南兄弟狂热的天主教热情。1579年的慕尼黑，查理和斐迪南密会巴伐利亚的威廉公爵，三人密谋在蒂罗尔和内奥地利各公国实施宗教颠覆计划。翻开当年的会议记录，其中天衣无缝的周密部署今天读来依然令人不寒而栗。三人达成共识，此前赐予贵族阶层的宗教自由特权“应择机尽快予以废除”，但此事不宜轻举妄动，而应对贵族阵营进行分化瓦解，使其在浑然不觉中丧失宗教特权。鉴于各城市所获特权从未获得官方承诺，因而可以在宗教事务上对其采取强制措施——作为一种分化其贵族同教者的策略。如果遭到质疑，大公们完全可以声称自己是在执行《奥格斯堡合约》的内容。他们还蓄意混淆宗教虔诚和对大公本人效忠的概念，为了推波助澜，甚至开始只对信仰天主教的贵族进行提拔任用。

1579年发生在慕尼黑的皇室密谋，是当时波澜壮阔的“宗教忏悔”大潮中一朵绚丽的浪花，在彼时的神圣罗马帝国中，保持宗教活动和信仰的纯洁统一已不仅是一种强制命令，甚至被上升到了关乎政治忠诚和统治者权威的新高度。正如卡尔二世在卡尼奥拉议会上演讲时所说，诋毁圣事亵渎神明的行为势必引发局势混乱，威胁统治根基。他也因此断言，强制推广天主教信仰“不再是单纯的宗教事务，还关系到至高无上的主权以及国王权威的维护”。未来的维也纳主教，梅尔基奥·克莱斯尔则更加直白地说道：“邪教异端的身体中天生流淌着不忠的血液。”此时，一个散发着浓郁时代气息的天主教政治词汇诞生了：“叛异”（herebel），由“异端”（heretic）与“叛变”（rebel）两个单词组合而成。

此后数年中，1579年制订的慕尼黑计划得到了变本加厉的执行。蒂罗尔和内奥地利的城市中，成群结队的传教士遭到驱逐，地方法官们被迫签署天主教“效忠声明”。1585年，蒂罗尔的斐迪南下令对包括赞美诗集和学校教材在内的所有宗教材料展开全面审查，同时他还强调，只有死心塌地的天主教徒才有资格得到升迁。在施蒂利亚，一场针对所有城镇居民的宗教考核正在紧张进行着。未能通过考核的人将被剥夺公民身份和居住权利。正如1579年制订计划时所预想的那样，满腹怨言的贵族阶层并未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支持他们的同教者。

下层民众率先掀起了抵抗运动。1590年，格拉茨的新教徒发动暴乱，威胁要让“血腥的巴黎婚礼”还施彼身——暗中影射发生在近20年前法国圣巴托洛缪日针对新教徒的宗教屠杀。一场雷阵雨驱散了参加暴动的民众。此时在广大乡村地区，新教徒不得不背井离乡踏上寻找容身之所的旅途，劳动力的大量流失给施蒂利亚和蒂罗尔的采矿业带来了灭顶之灾。那些滞留下来的新教徒也将宗教活动场所转移到偏僻的乡野丛林中。从“林中教堂”“小礼拜堂草甸”以及“布道石”等一个个沿用至今的生动地名中，后人不难感受当年新教徒矢志不渝的虔诚和热情。

尽管不断遭遇抵抗，慕尼黑计划还是在执政官的部署下开始在上、下奥地利境内进行推广。城市又一次成了首要目标，16世纪80年代，下奥地利城市维也纳、克雷姆斯以及施泰因的新教势力基本得以肃清。上奥地利的局势却不容乐观，温文尔雅的加尔文教贵族乔治·切尔能贝尔操纵省议会，对改革措施横加掣肘。然而，1596年爆发的农民起义为天主教联盟采取强力措施提供了口实。在未来的维也纳主教，时任维也纳新城主教的梅尔基奥·克莱斯尔授意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改宗运动蓄势待发。即便所有证据表明，农民起义的根源在于入不敷出的经济困境，但克莱斯尔依然坚持，当地领主对愚昧和异端的纵容才是起义爆发的原因。改革后的寺院议会被赋予整顿教会风纪，以及向普罗大众兜售正统信仰的职责。而克莱斯尔的提议则散发着令人毛骨悚然的信号：调动部署西班牙在低地国家招募组建的天主教兵团，理由既简单又直接，“那些人百无禁忌，是一伙以杀人越货为乐的战争贩子”。

地位日益显赫的军事改革委员会成了克莱斯尔宗教政策的代言人，广大农村地区都在这一强权机构的**威之下噤若寒蝉，甚至还发生过直接将人扔入河中加快受洗速度的荒诞闹剧。教堂争先恐后建起洋葱式穹顶宣誓它们的天主教新身份。天主教机构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宗教渗透：它们主持兴建学院和大学，尤以格拉茨的耶稣会分部为代表，嘉布遣会传教士进行着春风化雨般的传教布道，包括组织游行、乡土朝圣以及集体祈祷构成的各种新式宗教集体活动层出不穷。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和社会现象，自上而下的“宗教忏悔”运动成功塑造了一个纪律严明，令行禁止的民众群体。

1593年，奥斯曼土耳其对匈牙利发动了一场耗时长达13年的战争。枯燥乏味的行军，旷日持久的围城和没完没了的袭扰奠定了这场战争的主要基调，1596年在双方有据可查的唯一一场战斗中，哈布斯堡军队在迈泽凯莱斯泰什遭遇惨败。战争尚未结束，鲁道夫就与天主教廷仓促和解，并开始着手在匈牙利实施改宗计划。在布拉格所谓西班牙势力集团的蛊惑下，鲁道夫决定放弃在宗教事务中畏首畏尾的态度，1601年他以特兰西瓦尼亚的动**局势作为托辞，悍然出兵占领了这个公国。随后，他将兵峰转向了匈牙利北部的主要宗教堡垒。1604年，不顾匈牙利议会的竭力反对，鲁道夫授意帝国大臣以议会名义伪造了一份法令，对所有新教活动进行全面取缔。

此外，鲁道夫还借清洗叛国嫌疑犯之名，对匈牙利贵族阶层展开全面迫害。在匈牙利法律中，对叛国罪的定义含混不清，鲁道夫的鹰犬借机大肆罗织罪名构陷无辜，他们将包括忤逆国王司法权力、**乃至故意伤害在内的普通罪名统统归于叛国罪名下。叛国者的罪名一经坐实，财产自动充公，匈牙利的统治者抱怨道，鲁道夫仿佛被古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阴魂附体，不惜重金为自己打造了一顶崭新的皇冠（该皇冠最终于1804年成为奥地利帝国的皇冠）。出于对罚没家产的极度恐惧，匈牙利的达官贵人们隐瞒了巴托里·伊丽莎白的罪行——这位伯爵夫人以残杀侍女臭名昭著——唯恐鲁道夫将她的财产也尽数充公。

结果不出所料：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同时爆发了新教叛乱。叛军首领史蒂芬·博克斯凯曾是一名天主教地主，如今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加尔文宗教徒，叛乱获得了土耳其人的支援，就连匈牙利大草原上的放牛娃和牲口贩子也在《圣经天启》的感召下燃起了蓬勃的战斗热情。1605年，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议会一致选举博克斯凯为国王，鲁道夫的统治正式终结。至此，哈布斯堡王朝曾经在这个王国和这块封邑享有的权威几乎彻底崩塌，仅对位于匈牙利最西段的寥寥数个城市还掌握着控制权。为了奖赏博克斯凯的胜利，土耳其苏丹将一顶宝库中闲置的王冠赐予了他。尽管博克斯凯无意也从未登基称王，但他依然保留了这顶皇冠。

面对日益失控的局势，忍无可忍的哈布斯堡家族被迫与鲁道夫摊牌。1605年春，他的兄弟马蒂亚斯以及三个侄子要求皇帝交出匈牙利的管辖权，万般无奈之下，鲁道夫任命马蒂亚斯代表自己出任匈牙利总督。在采纳了主教克莱斯尔的建议后，马蒂亚斯决定“在有关宗教的事务上委曲求全”， 1606年他与匈牙利人签订了《维也纳和约》，授予他们完全彻底的宗教信仰自由。按照博克斯凯的要求，和约条款由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施蒂利亚以及上、下奥地利共同保障，上述各方均有权使用武力依法维护和约的落实。与此同时，马蒂亚斯与土耳其在吉特瓦图洛克签订和约，正式承认伊斯坦布尔对多个匈牙利军事重镇的长期占领。

1848年，弗朗茨·格里帕泽的经典剧目《兄弟之争》（The Brothers’ Quarrel）进行首演，剧中马蒂亚斯被刻画成一位利用了自己兄弟的忠诚，并在他自顾不暇之际处心积虑篡夺皇位的无耻窃贼。当然，马蒂亚斯的西班牙皇室表亲们永远不会原谅他对低地国家的“无心”干涉——16世纪70年代末，为了达成协议，马蒂亚斯甚至不惜与叛军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现实中，马蒂亚斯性格体贴开朗，待人友善（英格兰特使，菲利普·西德尼爵士认为他是马克西米利安五个儿子中最温文尔雅的一位），正是碍于他的兄弟鲁道夫飘忽不定的行事风格，马蒂亚斯才无奈扮演了篡位者的角色。鉴于鲁道夫拒绝签署《吉特瓦图洛克条约》（Treaty of Zsitvat?r?k），土耳其人威胁重启战端。马蒂亚斯恳请鲁道夫公开承认条约的效力，但他仅仅被告知，皇帝“不想受到任何打扰”。鲁道夫同样拒绝召开匈牙利议会，而这正是《维也纳和约》生效的条件之一。

匈牙利又一次站在了叛乱的边缘。此时的马蒂亚斯别无选择，只能亲自召开匈牙利议会，并派遣特使向土耳其苏丹澄清己方绝无任何违背条约的企图。曾经支持马蒂亚斯与他的兄弟抗衡的子侄们，此刻选择袖手旁观，马蒂亚斯只能寄希望于承诺维护《匈牙利协定》的奥地利、波希米亚以及摩拉维亚议会出手相助。上述各国议会联合起草了支援马蒂亚斯为匈牙利带来和平的条约，同时也在其中加入了共同防御条款。至此，马蒂亚斯的匈牙利在法理上与各国议会紧密捆绑，在半推半就之下登上了旨在颠覆天主教改革成果的新教战车。

天道好轮回。上、下奥地利的广大民众已经在残暴政权的压迫下苦苦挣扎了10年之久，无时无刻不生活在被强制改信天主教的宗教迫害中。此刻，两方议会携手并肩，共同谋求获得彻底的宗教信仰自由，上奥地利在林茨号召，“此刻，议会、骑士和城镇应勠力同心，互帮互助，在城镇教堂学校中恢复神圣的宗教生活”。为了敦促马蒂亚斯尽快采取行动，议会威胁将收回向他效忠的宣誓。马蒂亚斯彻底陷入了绝望。“万能的主，我该何去何从？”他大声嘶吼，“拒绝让步，我将失去土地和子民；而同意它，将置我于万劫不复之地。”最终他选择出卖自己的灵魂，并于1609年在上、下奥地利实行全面宗教信仰自由。同时在匈牙利，马蒂亚斯最终于1608年获得了他孜孜以求的王冠，作为交换，他不仅要承认《维也纳合约》，而且不惜将耶稣会势力赶出匈牙利，并关闭他们的学校。

事情走到这般田地，鲁道夫并非清白无辜。为了压制马蒂亚斯，他早已与上、下奥地利的新教领袖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加尔文宗诸侯暗通曲款，鼓动他们寻求宗教自由的渴望。在马蒂亚斯加冕前夜，鲁道夫对匈牙利事务的横加干涉迫使这位新国王在宗教事务中付出了令他本人也意想不到的巨大代价。如今，在波希米亚局势即将失控之际，鲁道夫准备将新教徒拉入自己的阵营。1609年，为彻底迎合新教徒的要求，他颁布了所谓的《皇家诏令》。

回溯到1575年，为了推动新教获得普遍认可，路德宗和圣杯派在波希米亚共同起草宗教信仰宣言，并呈送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批阅，这份信仰宣言正是《皇家诏令》的前身。然而，当时的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仅仅口头应允，凡遵守“波希米亚忏悔宣言”的新教徒均应享有不被任何人打扰的权利。如今，这份文件获得了完全的法理认可，遵照其中宽泛的信仰规定，所有教众都可以进行自由的宗教活动，“不应受到任何来自宗教或世俗的人为干扰与阻碍”。为了确保条约得到彻底执行，议会还任命了24位“捍卫者”。模棱两可的权力边界使“捍卫者”获得了巨大的操作空间，他们在现实中扮演着影子政府的角色。

《皇家诏令》的条款很快便在波希米亚国王治下——包括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和卢萨蒂亚在内的广大领土上推广开来，但即便如此也未能拯救鲁道夫的皇冠。当鲁道夫试图撕毁约定，并威胁调动帕绍主教集结于边境的军队时，波希米亚议会紧急呼唤马蒂亚斯的支援。马蒂亚斯趁势挥师挺进布拉格，逼迫鲁道夫放弃波希米亚王位，1611年3月马蒂亚斯正式当选国王并在他的驻地获得加冕。在布拉格，马蒂亚斯很快便遇到了他的新妻子，也是他的表妹蒂罗尔的安娜。安娜是名温柔善良、体形壮硕的少妇，她精湛的琴艺与她时常自我鞭笞的高度虔诚一样，令常人难以企及。1612年，当年迈体衰的皇帝鲁道夫因心脏衰竭在布拉格溘然长逝时，守在遗体旁的正是马蒂亚斯的妻子安娜。占星师的预言得到了印证，鲁道夫心爱的狮子也在城堡苑囿中与他同时去世。

马蒂亚斯继承了鲁道夫的皇位，1612年，他当选为罗马人的国王，并在法兰克福加冕。在马蒂亚斯登上权力巅峰的背后映衬着宗教异端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大获全胜的沉重现实。除去蒂罗尔以及内奥地利的施蒂利亚、卡林西亚及卡尼奥拉等公国外，新教势力不仅在哈布斯堡帝国广袤的领土上茁壮成长，而且获得了合法的宗教地位。从上奥地利的林茨到西里西亚的弗罗茨瓦夫，路德教势力公开举行各种宗教活动。在匈牙利，加尔文宗随心所欲地进行布道。在特兰西瓦尼亚，这块鲁道夫和马蒂亚斯曾经占领的土地上，路德宗、加尔文宗和圣杯派的圣事活动也恢复了往日的盛况。然而这一切都只是虚假的黎明，作为鲁道夫和马蒂亚斯的表亲，来自施蒂利亚的斐迪南二世即将登上历史舞台，已然遍布中欧的新教势力将随着他的出现而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1]　胡格诺战争。——编者注

[2]　即施蒂利亚的卡尔。——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