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开国的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刚刚登基的魏帝曹丕当众公布了第一批人事选任的诏书，排名首位的当朝太尉居然是那个多年来闷声不响的原太中大夫—贾诩！不禁惊翻了一大堆文武百官。

当这个消息传到千里之外的江东时，孙权也忍不住笑了。他的这个“笑”是“讥笑”的“笑”，讥笑“中原无人”。

然而，到了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贾诩竟被一部分史学家和读者大肆吹捧，甚至被称为“谋略鬼才”“曹魏帝国的幕后推手”。这就未免太过夸张了。当然，他那种“明哲保身、随机应变”的韬略和能力似乎也呼应了某一股社会思潮，而这股思潮的名称，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

实际上，纵观史籍，贾诩只是汉末三国时期诸多谋士当中并不特别冒尖的一个。他早年能够功成名就，多半凭借的是他的平台和运气；他晚年能够位极人臣，大半又靠的是曹丕的滥赏“作秀”。像司马懿那样的真才实学，像诸葛亮那样的远见卓识，像陆逊那样的文韬武略，认真分析起来，他其实一样都没有。

在入仕早期，贾诩最主要的平台是西凉武人集团。西凉武人集团内部十分缺乏谋略型人才，而贾诩有西凉第一智士阎忠所谓“（张）良、（陈）平之奇”的赞誉和加持，很顺利地就做到了讨虏校尉的职务。当年董卓遇刺后，西凉武人集团群龙无首，王允又昏头昏脑地下了“绝杀令”，逼得“校尉李傕、郭汜、张济等欲解散，间行归乡里”。而贾诩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身为西凉诸校尉之一，与李傕、郭汜等同席共议，说服他们来个“绝地反击”，杀回长安。后世竟对他这一计赞扬有加、吹嘘不已。

但在笔者看来，他此举不过是顺势而为、触机而发，引动西凉诸将“困兽一斗”罢了！其中的算计得失如此之分明，以李傕、郭汜等人之政治头脑尚能接受，又何难之有？他只是激发了他们“孤注一掷”的勇气罢了。当然，贾诩亦颇有自知之明，在李傕等人攻下长安后要重赏他时，他认为自己是“此救命之计，何功之有”，硬是推辞不受。这并非他真的过谦，而是他确实知道自己那时候不过是“矮子群里当高人”，李傕、郭汜他们恰巧被自己以利害得失说动了而已。他这一计，尽管弄得中原神州从此是“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可他本人的利益却得到了最大化的保全和拓展。在他眼中，这便足够了。

贾诩后来东奔西走，为了跳出动乱的“旋涡”，又在建安年间说服西凉大将张绣在曹操最需要外援助力的关头归降了曹营。他这一计对时机的拿捏确实比较精准。不过彼时钟繇坐镇关中，也将马腾父子和韩遂等人说服而归顺了曹操，一样是立功赫然。相比之下，他的计策并不算多么出类拔萃。但贾诩借张绣降曹之事，又在曹操那里狠狠地捞了一大把，官拜执金吾，封爵都亭侯，食邑数百户。

到了曹操的身边，在“谋士如云”的曹氏幕府之中，贾诩“黔驴技穷”“江郎才尽”的原形很快就暴露无遗了—“泯然众人矣”。对此，我们可以从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来研判：曹操一向是赏罚分明、毫不阿私的，在他手下，有功者则必赏、有过者则必罚。贾诩早在建安四年（公元199年）之时便投到了曹操的阵营中。曹操当时很大方地封赏他为“都亭侯”、位居执金吾。然而，二十年过去了，直到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之春曹操去世，贾诩仍然是挂名“都亭侯”、官居太中大夫，食邑未增一户，秩位未进一级。而且，在曹操私属的封国魏宫里，其相国是钟繇，其御史大夫是华歆，里面居然也没有贾诩的位置。由此可见，这二十余年间，贾诩在曹操手下的表现，真称得上是“平平无奇”四个字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这一现象：也许，在这二十余年许都小朝廷里拥曹派和拥汉派的明争暗斗之中，贾诩为了绝对地保全自己，于是绝对地严守了中立。所以，曹操就是想赏他，亦无法可赏吧？

可贾诩毕竟是谋士，是“以谋为生”“以谋为业”的。他也给他的主君们出过不少计策。从他的这些计策来看，他的谋略生涯有三个特点，即“三有余而三不足”。

其一，他应变有余而前瞻不足。在长安之乱时，他能因势利导说服李傕、郭汜等西凉诸将“绝地反击”以保命，这是他的应变之才超乎常人。但打下长安之后，他却难以制约西凉武将们的恣意妄为，也无法说服他们跃出思维的“井底”而实施“奉天子以制关东”之大略，最后闹得君离臣散、鸡飞狗跳，这便是他前瞻性不足，不能未雨绸缪而占据主动。故而，他自身最终也被时势所驱动，似浮萍一般游移而出，随遇而安，却难以独树一帜而争雄天下。

其二，他精明有余而高明不足。《三国志·魏书·贾诩传》记载了他这样一条故事：

是时将军段煨屯华阴，与（贾）诩同郡，遂去（李）傕托煨。诩素知名，为煨军所望。煨内恐其见夺，而外奉诩礼甚备，诩愈不自安。张绣在南阳，诩阴结绣，绣遣人迎诩。诩将行，或谓诩曰：“煨待君厚矣，君安去之？”

诩曰：“煨性多疑，有忌诩意，礼虽厚，不可恃，久将为所图。我去必喜，又望吾结大援于外，必厚吾妻子。绣无谋主，亦愿得诩，则家与身必俱全矣。”诩遂往，绣执子孙礼，煨果善视其家。

可见贾诩在对人性的洞察和对利弊得失的算计之上是何等的精密！然而，纵览史册，荀彧有建议曹操“奉天子以讨不臣”“借天子以纳人心”之大略，诸葛亮有建议刘备“联孙抗曹、跨有荆益、两线作战”的“隆中对”之奇计，司马懿有建议曹操“军屯兴国”之长策和“联吴制关、借人驱敌”之巧计，所以他们三人皆能高瞻远瞩而推转历史之巨轮。而贾诩呢？仅有明哲保身之小计小谋，终无济世安民、拨乱反正之宏图大猷！

其三，他保守有余而进取不足。据史书所记，贾诩一生中针对曹魏集团谋求对外扩张之全局性建言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汉末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

太祖破荆州，欲顺江东下。诩谏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摘自《三国志·魏书·贾诩传》）

第二次是在曹魏黄初年间：

帝（指魏文帝曹丕）问（贾）诩曰：“吾欲伐不从命以一天下，吴、蜀何先？”

对曰：“攻取者先兵权，建本者尚德化。陛下应期受禅，抚临率土，若绥之以文德而俟其变，则平之不难矣。吴、蜀虽蕞尔小国，依阻山水，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孙权识虚实，陆议见兵势，据险守要，泛舟江湖，皆难卒谋也。用兵之道，先胜后战，量敌论将，故举无遗策。臣窃料群臣，无备、权对，虽以天威临之，未见万全之势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为当今宜先文后武。”

他这两次进献的计策之主旨皆是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裴松之针对他的第一次建言已经做了非常精辟的评论。

（贾）诩之此谋，未合当时之宜。于时韩（遂）、马（超）之徒尚狼顾关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怀吴会，亦已明矣。彼荆州者，孙、刘之所必争也。荆人服刘主之雄姿，惮孙权之武略，为日既久，诚非曹氏诸将所能抗御。故曹仁守江陵，败不旋踵，何抚安之得行，稽服之可期？将此既新平江、汉，威慑扬、越，资刘表水战之具，藉荆楚楫棹之手，实震**之良会，廓定之大机。不乘此取吴，将安俟哉？至于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然则魏武之东下，非失算也。诩之此规，为无当矣。

其实，贾诩第二次在黄初年间的建言亦是如此：曹丕伐吴，并非是他的部将之中没有诸葛亮、陆逊那样的英才，其失利之关键在于曹丕本人好战而不善战、刚愎而又自用，当然是劳而无功。他若大胆建议曹丕放手任用臧霸、曹休、夏侯尚等人，令他们各当一面、各尽所长，必能大有斩获，又岂会在伐吴之役中郁郁而归？

其实，深究下去，我们可以发现：裴松之只看到了贾诩之计“未合当时之宜”的一面，而未洞彻贾诩献上此类“保守之计”的真正用意。贾诩念念以自保门户为重，深知“无过便是有功”。他表面上建议曹操父子以“不战而胜”为上策，说得是冠冕堂皇，而实则是让曹操父子“不战则无错，无错则无咎，无咎则不迁怒于己”。

归根到底，他如此进言，还是为了巧妙保全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这也符合他一贯的处世风格：“多言则多失，少言则少失，不言则不失。”他宁可在曹操父子面前说得四平八稳、滴水不漏，亦决不破格出奇、授人以柄。就凭这一点，贾诩堪称三国时期最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正是靠着这一份精致的利己主义作风，他才在魏宫夺嫡之争达到最激烈的关头精准出手，隐在幕后以刘表父子、袁绍父子之事例警醒曹操，为自己未来的主君曹丕献上了一份“大礼”。所以，曹丕刚一登基便回报了贾诩的暗助之功，立刻将他从亭侯升为了乡侯，从虚职升到了高位，还实打实地增邑三百户。

然而，贾诩如此之作为，终究是“功在一人而不在天下”，故而才被孙权讥笑为“沐猴而冠、德不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