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于20世纪90年代初启动的制度转型，彻底改变了原苏联高度集权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并促使政府、市场与社会各自内部的制度结构以及三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发生了剧烈重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虽然一度对其社会经济发展有过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入推进其固有的弊端凸现出来。当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解体之后，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构建就提上议事日程。虽然俄罗斯的国家治理模式进行了长时间的边际性调整，但只有到普京执政以后，俄罗斯的国家治理模式的重大调整才取得显著成效。

俄罗斯社会管理模式呈演进式，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17年至1951年，这是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形成阶段，它以超强国家和不存在市场和公民社会为特征。第二阶段从1952年至1992年，这是对国家治理模式进行边际性调整的阶段，虽然试图引入商品货币关系，建立公民社会，但效果很差。第三阶段则是叶利钦对国家治理模式进行根本性的摧毁阶段，这一阶段虽然摧毁了全能主义的国家治理模式，但却扭曲了现代社会管理模式。第四阶段是从1999年年底至今，在这一阶段，按照现代社会管理模式的要求重新调整国家、市场与公民的关系，逐步建立起符合俄罗斯国情的社会管理模式。

作为传统“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一个重要成员国——俄罗斯从具体国情出发，把握不同历史阶段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俄罗斯政府强调要把“市场经济+民主原则+俄罗斯现实”作为俄罗斯的发展道路。注重一手抓经济发展、改善民生；一手解决突出的社会问题，加强国家对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调控，以建设“公民社会”为目标，采取综合措施，竭力弥合社会裂痕。

现今俄罗斯的社会福利政策包括：

1.免费教育

即便是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俄罗斯也没有停止实施义务教育制度，正所谓“再穷不能穷教育”。在俄罗斯，孩子上学，一律免费，连教科书，都由学校无偿提供。非但如此，所有学校，每天都免费向学生供应一顿丰盛的早餐或午餐。

2.全民公费医疗

在俄罗斯，民众人人享有免费医疗，不管工人、农民、还是无业者，只要是俄罗斯公民，就一律享有公费医疗。

3.居民住房不收费

俄罗斯的住房改革，是把公有住宅转给私人，政府规定，人均18平方米以下的部分无偿转给个人，18平方米以上部分只收很少的钱。比如，自来水、热水（每天24小时供应）、供暖，从来不收费，索性连水表都省了，以致于俄罗斯公民根本不知“水表”为何物。仅对天然气和电，有极低收费，然而，这种收费，对居民来说，根本就算不上开支。综合全部社会福利，包括对住宅和物业管理的补贴，2003年，俄罗斯社会福利政策耗资2.8万亿卢布，相当于政府全部预算的68%。

巴西是拉美第一经济大国。巴西的行政区划共分26个州和一个联邦区（巴西利亚联邦区），州下设市。巴西的城市化水平大大高于中国，81%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巴西实行政治民主。在20世纪80年代初结束了军人政治后，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规范和约束社会各派政治力量的较成熟的游戏规则，使各界各派的社会呼声均能得到较充分表达，在很大程度上平息了社会的不满。其次，调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布局和分配政策，向可持续发展和公平分配方向努力。比如，加大基础教育投资，改善中小学教育质量；推行著名的微型贷款计划，可使数百万过去无法取得银行贷款的人能以低息获得300美元以下的贷款；实施“零饥饿”和家庭补助金等社会救济计划，经长期调查摸底后开始施行，目前已有近千万人受益。如在圣保罗等大城市设有一元钱可得一顿丰富正餐的福利餐厅，任何人只要愿排队均可获得。再次，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劳工法。在巴西，农民也可获得每月不低于100美元的退休金。此外，巴西有世界上最维护劳工利益的劳工法，使雇主一般不会因劳工纠纷诉诸法庭。

另外，巴西还借助社会“第三部门”，努力促进社会发展。所谓“第三部门”是指除政府企业以外的非政府组织、行会组织、私人基金会组织、非营利协会和其他法人机构。主要从事谋求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和动员社会维护公民权益等事业。

巴西还把社区和谐作为社会和谐的基础，十分重视引导发挥宗教、非政府组织在和谐社区建设中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巴西“争取道德运动”和其他非政府组织致力于创造就业机会和安置无地农民。

巴西重视激发社会良知、爱国精神和民族自豪感。提倡净化社会空气，在某种意义上抵消了金钱至上观念造成的社会恶习。2004年以来，有关媒体组织了“巴西之精华就是巴西人”的大型宣传活动，旨在动员巴西全社会、企业界、媒体和公共机构提高巴西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无论是军人还是文人，都在利用足球和本民族的足球狂热来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改善执政形象，激发爱国热情和提高民族凝聚力。

印度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形态较为复杂的社会。由于实施了宪政和联邦制度，印度各个邦都有自己的执政党。这些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千差万别，但就印度的主要部分来看，民主思潮还是占据了上风。但印度又很奇怪，从建国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个国家一直都是实施计划经济制度，经典社会主义的成分反而更多。印度存在社会转轨问题，也都存在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群体冲突等威胁社会治理的问题。

印度的土地是私有制，但同时宪法又规定：“一切公民均享受在印度领土内自由迁徙，在任何地方居住和定居的权利。”这样就理解了为什么在孟买这样的大都市，富人区和贫民窟可以比邻而居。富人区的建筑是在私有土地上，他人不能自由侵占，而印度的公有土地只要你是印度公民，就可以搭个棚子居住，居住达到一定年份，你就拥有了随之而来的选举权、医疗权、教育权，等等。

印度之所以较少出现群体性事件，保稳定具有四方面原因：第一是印度政府为公民提供了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和自由居住权，这使得印度人不论贫穷与否都具有最起码的生活底线；第二是印度的宗教功能强大，人们大多认为现实生活是前世种下的因，因此虽然有种姓问题，但人们恪守传统，在各自的种姓内部寻找尊严，相安无事；第三是圣雄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影响深远，人们一般用对话而不是暴力来进行意志和利益诉求；第四是印度的选举制度使得社会泄愤渠道较多，由于政党较多，人们不论如何都能在议会中找到代言人，这样就有了意见的表达平台和舒缓机制。这几大方面综合起来，使得印度在物质、精神、政治等多个方面对社会情绪有一个较好的传导和疏解渠道，因此，印度的保稳定就具有了较好的社会基础。

印度人口约为世界的14%，但是其贫困人口就占了世界总贫困人口的37.6%，应该说，贫困一直是困扰这个国家的大问题。因此，如何缓解贫困状况、发展经济就成为印度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印度的贫困人口情况也是历届印度政府最为关注的问题。许多反贫困的政策和措施得以制定、实施、执行，这些政策和措施涉及农业、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指导思想和侧重点。

印度的养老体系仍处于不断探索中，与之前提到的几个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相比，尚未达到成熟阶段。而且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其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进程在政策选择和实施方面还面临着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