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约公元前四五〇年左右起，雅典成了希腊王国的文化中心。从此以后，哲学走上了一个新的方向。

自然派的哲学家关切的主题是自然世界的本质，这使得他们在科学史上占了很重要的一席之地。而雅典的哲学家的兴趣主要在个人本身与每个人在社会的地位。当时，一个拥有人民议会与法庭等机构的民主制度正在雅典逐渐成形。

为了使民主能够运作，人民必须接受足够的教育以参与民主的进程。在现代，我们也看到新兴的民主国家如何需要开启民智，当时的雅典人认为，最重要的事就是要精通演说术，也就是说要能够用令人信服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这时，有一群四处游历的教师与哲学家从希腊各殖民地来到了雅典。他们自称为哲士或智者(Sophists)。Sophist这个字原来指的是一个有智慧而且博学的人（按：一般贬称为诡辩学家）。这些诡辩学家在雅典以教导市民为生。

诡辩学家与自然派哲学家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他们都批评传统的神话。但诡辩学家不屑于从事在他们眼中了无益处的哲学性思考。他们的看法是：虽然哲学问题或许有答案，但人类永远不可能揭开大自然及宇宙之谜。在哲学上，类似这样的看法被称为“怀疑论”。

诡辩学家认为，我们虽然无法知道所有自然之谜的答案，却可以肯定人类必须学习如何共同生活。因此，他们宁愿关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的问题。

诡辩学家普罗塔哥拉斯（约公元前四八五年～公元前四一〇年）曾说过：“人是衡量一切的尺度。”他的意思是：一件事情是对是错、是好是坏，完全要看它与人类的需求有何关系而定。当有人问他是否相信希腊的诸神时，他答道：“这个问题太复杂，而生命又太短促了。”一个无法确定世上是否有神的人，我们称他为“不可知论者”。

这批诡辩学家多半都是一些游遍各地、见过不同政治制度的人。在他们到过的各个城邦中，无论传统规范或地方法律可能都各不相同。这使得那些诡辩学家不禁质疑哪些事物是与生俱来，而哪些事物又是社会环境造成的。就这样，他们播下了雅典城邦内社会批评的种子。

例如，他们指出，像“天生害羞”这样的说法并不一定成立，因为假使害羞是一种“天生”的性格，那一定是人一出生就有的，是一种出于内在的品格。但是，苏菲，害羞的个性果真是天生的吗？还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对于某个已经游遍世界的人来说，答案应该很简单：害怕展露自己**的身体并非“自然”的，也不是天生的。害羞——或不害羞——最主要还是受到社会规范的制约所致。

你应该想象得到，这批游历四方的诡辩学家宣称，世间没有绝对的是非标准，这种说法在雅典会造成多么激烈的争议。

相反的，苏格拉底则试图证明此类的规范事实上不容置疑，而且是放诸四海皆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