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搬到那不勒斯差不多两个月了，而在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将永远改变我们家和利奥家之间的关系。

一段时间以来，我母亲每个月会在工人协会的期刊上发表专栏，名叫《安娜的占星学》。而我们家更像是一个占星的大舞台，我母亲在这里模拟着太阳、月亮以及不停穿梭的天体之间的关系。占星学是连接着我们家和现实世界的唯一纽带，不管在任何环境里，总会有人想要通过占星预知未来，尤其是那些穿着皮衣的年老妇女和伤透了心的年轻姑娘。

通过银行里一个工会领导人的介绍，我母亲接触到了工人协会期刊的负责人，经过几个星期的周旋，她才争取到了这个专栏，写一些类似“你将会参与一笔意外的经济交易”或者“你将会遇到一个特别的人”这样的内容。对于一份没有人看的杂志，编辑也不关心为什么巨蟹座的人，比如我父亲，会有更顺利的职业生涯。不能提及感情，最好不要让一个男人突然心血**，也不能提及身材体形，她的爱德华多现在这样就很帅气，只谈工作和金钱就足够了。再说，如果有什么想知道的他会主动提问。

“接下来几天我的运势如何，娜娜？”

“不好。你正受到木星不和谐运转的影响。”

“下个星期有一场国库券拍卖会，我挺感兴趣。”

“最好再等等。很快就是火星和金星双星伴月了。”

那是秋天里的一个星期二，我母亲像往常一样用打字机写下了这个月的占星专栏，来到杂志社交稿。总经理乔治正等着她，迫不及待地要跟她分享一个新点子：去采访银行里所有员工的妻子，让她们谈一谈她们自己每天所生活的街区街道，记录下来。我母亲也被要求投入一个星期的时间亲自观察周围街区街道的状况，写下自己的想法。

接下来的几天我母亲充满了干劲。在回到那不勒斯之后，这是她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小窝去尝试融入街区的生活。整整一个星期她都在街区里转悠着，俨然是一副视察者的姿态，到了最后一晚，她甚至让我父亲做晚饭并哄我入睡。那一夜，她坐在厨房里对着她的奥利维蒂打字机工作着，次日，一篇长长的报告文章便诞生了。文中激烈地批评了那些缺乏装饰的街道，从没有什么名气的街角一直批评到卡波迪蒙特公园，这个公园曾是国王夏天的度假地，而如今则沦落为一个公共垃圾场——

相比其他任何事情，我最想重点强调的是，虽然地震已经过去四年了，但灾民们仍然生活在那些破烂的棚子里，缺少各种服务设施，他们被所有人遗忘了，尤其是被政府机构遗忘了。

这份报告文章里对于民生的关注以对当权者的强烈谴责而收尾，而坐在工人协会办公室里落满灰尘的写字桌后面的乔治，将其定义为帕索里尼式的文字，尽管我母亲承认她并不了解这位来自弗留利大区的作家。“说实话，”她补充道，“我没有读过这个帕索里尼的半行文字。”

几天后，这份期刊被送到整个意大利半岛的所有银行分行。送来祝贺的电话接踵而至响个不停。包括这是一篇“有分量”的文章，具有“深刻的社会价值”等等赞誉。我母亲的成功也在父亲的同事之间传开，甚至我父亲回调后所属的流动小组副负责人，也向她发了一条信息：我们对政府的疏忽大意表示震惊，您的文章是一次里程碑式的贡献。

我父亲为他妻子的成功感到骄傲。所有能在同事面前展现优雅的事都让他感到开心得意，但很快他便不再关心这件事情，而重新专注于他的信息数据管理工作。自从有了远距离视频这项新技术之后，他便可以在办公室里远程监控这只或者那只股票的状况。菲亚特、忠利、意大利航空、中期银行，如果一个公司名字的旁边是加号他就会开心，如果是减号他就会伤心。但并不总是这样——有时候减号让他开心，加号则让他伤心。

与此同时，我也交了一个新朋友，他叫达尼艾尔，是艾达老师的儿子。每当缺少代课老师的时候，学校为了避免去寻找临时的老师，就让我们在课堂上两两组队，自己打发时间。年纪大一些的学生要负责照看年纪小的。和我配对的就是小达尼艾尔，他总是特别信任我。

尽管只有四岁，但他不会像其他同龄的小毛孩那样哭闹不停。我们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玩拍卡片游戏，那是些带有足球运动员的卡片，或者一起欺负他的斯普莫内——一个布料洋娃娃，那个年代很流行的一款。他总是和他的娃娃形影不离，同学们便开始取笑他，叫他男洋娃娃，小达尼艾尔·男洋娃娃。其他人对他并不友好，因为他不和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但对我来说，他还是挺讨人喜欢的。

在圣诞假期刚过的某一天，天气特别好，但我的游戏伙伴却突然消失了。他的母亲艾达老师也消失了。校长告诉我们他们搬家去了北方，但没有说具体去了哪儿。

生活照旧进行，直到几个月后的某一天，电视上突然开始讨论一九八〇年的地震灾民，那些住在桥下破烂棚子里的，或者那些住在西班牙人街区废弃学校里的，尤其是那些住在卡波迪蒙特公园里的。卡波迪蒙特公园是整个城市最著名的遗迹之一，电视新闻里不停地重复着，这里曾是国王的公园，而如今则沦落为一个公共垃圾场。在电视画面里你能看到铲土机在疯狂地工作着，政府人员在疯狂地驱赶灾民。

接下来的几秒钟里，娜娜一动不动，像是瘫痪了一样。

如果知道事情会发展成这样，她绝不会写那篇文章，再说，她在自己的占星分析里也警告过：水星一次不和谐的运转，可能会导致人们思维混乱，与他人交流变得困难。现在，那些可怜的灾民被驱赶，流浪街头，无处可去。如果谁都可以随意把别人的话语拿来卑贱地加以利用，那么写作还有什么意义？她决定与期刊划清界限，也不再写《安娜的占星学》了，即使是乔治也劝阻不了。我父亲则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反驳她：“不要说蠢话，娜娜。你真的相信电视上的那些人读了你的文章吗？你知道那份期刊的复印件最后都被用来做什么了吗？工人协会只不过是寄生在银行身上的垃圾……”

没有人能够理解她的痛苦，愧疚感淹没了她。她不习惯这种感觉。在这一天之前她一直试图做一个隐形人，只想安心度日。一个女人不能自以为很强势或者很有能力。在这件事情之前，她就像一个乖女儿，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学习，然后安心生活在一个男人的阴影下。一九六八年她十八岁。她成功避开了这个世界的混乱，嫁了人，然后生下了一个儿子。她从不反抗，从不任性，总是衣着得体，总是能够包容大男子主义。她以为所有女人都会是这样，但真相是她也无法预料到今天。这一次，就只有这一次，她抛弃了过去的自己，去追随个人野心这个恶魔。接着便是一场灾难。

过去有一个法利赛人，叫尼科迪姆，他是犹太人的领袖。他在夜里去找耶稣，问他：“一个年老的人如何能获得新生？也许他能够再进入母亲的子宫，第二次出生？”耶稣回答他：“真相是，我只说真相，如果一个人不是从水里出生，不是从圣灵里出生，是不能进入主的天国的。从肉体里出生的还是肉体，从圣灵里出生的则是圣灵。你不要觉得诧异，如果我跟你说，你们必须从高处获得新生。风是自由的，你能听到风的声音，却不知道风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每一个从圣灵里出生的人都是这样。”

又过了几个月，街区里新来了一位牧师，唐·卡洛，但因为其进步主义的思想所以在教区里并不受爱戴。有一次在唐·卡洛布道的时候，我母亲得知有几位忠实的信徒为无家可归的灾民新成立了一个食堂。“最近这段时间，尤其是在电视上那些人无耻地驱赶灾民之后，”牧师说道，“街区里明显多了很多在街上游**的人。恶主宰了这个世界，但这个食堂是善对恶的一次有力回应，因为上帝的圣灵无处不在。”

虽然唐·卡洛看过她那篇文章的可能性极小，但母亲觉得他所说的那些话都是针对她的，教堂里聚集着的人群的目光都是投向她的，每一次窃窃私语的声音也都是议论她的，她就是所有法利赛人中最卑鄙的那一个。

第二天她来学校接我。她让我陪她去一个地方，我没有提出疑问。那是六月份的前几天，风和日丽。我们开车进入了庞蒂·罗西街，那是一条有很多弯道的上坡路，穿过一大片摇摇欲坠的古罗马水渠一直连通到卡波迪蒙特公园，或者说卡波迪蒙特树林，人们都这样称呼它。车沿着公园外围疾速前行，从窗外涌进的热风让我有些头晕。

渐渐地我们在一栋像是废弃了的矮楼前停了下来，我们走进庭院，钻进一个通往地下室的楼梯，迎接我们的首先是一阵食物的香气。接着往里走，一张塑料桌旁围坐着一些身体虚弱无精打采的男人。其中一些快要吃完饭了，另外一些则趴着打盹儿。再往里走，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沉寂。我当时感到极度惊慌和不知所措。我转身面对我母亲，惊讶地发现她的眼睛再次放出了光芒，就像她第一次走进工人协会杂志社时那样。

她走向某个留着长胡子的人，他看起来比其他人稍微精神一点。“我想找这里的负责人。”她说道。那个人用长满脓包的食指指向厨房，就在那时，从厨房里走出来一个正常的女人。她戴着一条沾满油渍的围裙，哼着老旧的那不勒斯民歌，而当她注意到我们的存在，便立刻停止了哼唱，歌词像碎骨头般散在了她的嘴里。

“您好。”她用严肃的口吻向我们打招呼，“我可以为你们做点什么呢？”她一边整理着头发往帽子里塞，一边认真地打量着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认出来她是埃丝特，利奥的妈妈，那个美国女人。“您是住在三层的夫人，对吗？”她问我母亲。

“您是四层的那位……”长时间的停顿。两个女人在相互交换着尴尬的眼神，“我想在这里帮忙，出份力。”我母亲低声说道。

美国女人脱下围裙，向衣帽架上一扔。“这里永远都会需要更多的帮助。”她说道，“关于食堂的宣传已经散布出去了，城市各个角落的流浪汉都来了。现在我们需要能够快速盛饭的人……”

“一般来说，直到午饭的时候我都是闲着的。”我母亲回答道，表现出一副准备就绪的样子。

美国女人开始收拾餐桌，“不过我得先和唐·卡洛说一下。我们这样吧，一旦有了什么消息，我就去你们家……”

母亲的脸色突然变得惨白。有那么一瞬间她的目光在试图寻找我。尽管我还只是一个小孩子，但我也立刻明白她给自己找了一个怎样的大麻烦。但和一件即将要发生而我们目前还一无所知的事情相比，父亲吵架时的喊叫声根本不算什么。我们即将被甩进一个全新的世界，那是一个阳台必须完全敞开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