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3年，当时的杭州知州陈襄，也就是陈述古，看到牡丹开放，就写了一组诗。苏东坡和了一组，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

和述古冬日牡丹四首·其一

一朵妖红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

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

意思是牡丹盛开，鲜红得像是在流动。春天到了，暖和的阳光在慢慢融化霜雪。苏东坡却说，春天的阳光照得霜雪很害羞，霜雪变成了人害羞的样子。

化工，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化工，而是指造物主。造物主为了表现新奇巧妙，不让牡丹这样很悠闲的花有休息的时间。毫无疑问，后面这一句联想是在批评当时的新政。

后来在密州，苏东坡写过一篇《盖公堂记》，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他用看病来比喻，说有一个人得了病寒而咳嗽，为了尽快治愈，就不停地换医生看病，每一个医生用的药都不一样，结果病情越来越严重。有一个老人对他说，你这个病其实不需要折腾，只要好好休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等到体力恢复，再找一些针对你症状的药，就可以了。然后，苏东坡说，治理国家也一样，不断地出台新的政策，瞎折腾，只会让人民疲惫不堪。

这些批评，在乌台诗案发生之前，只是正常的不同意见。北宋开国以来一直信奉“言者无罪”的原则，所以，苏东坡发表这些言论的时候，应该完全想不到会有乌台诗案那样的后果。那么，为什么到了1079年，北宋一直奉行的“言者无罪”的传统突然遭遇挫折，苏东坡因为言论会差一点获死罪呢？

分析起来，有五个原因。

第一，方向性分歧。在王安石变法之前，“政见”不同，不过是对于具体政策的看法有不同的意见。比如对外应该“议和”还是“打仗”，一直有两派意见。某个具体意见的争论，基本上是局部的、阶段性的，苏东坡以及他的同僚已经习以为常。

但宋神宗和王安石的改革，是一个系统性的变革，牵涉到方方面面，关乎国家的方向和政体。因此，不再是具体意见的不同，而是对于国家发展方向的分歧，是体系式的。所以，叫作“党争”，意指新党和旧党之间的争议。但是在北宋，整个社会还没有为政党竞争提供一套制度性的空间，所以，当这种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候，手段也会变得越来越极端，而且引发了没完没了的连锁反应。

神宗时代的人，包括苏东坡，当然都看到了这种变化，但并不明白这种变化真正会带来什么后果。所以，他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还是沿着以前的惯性。根据以前的经验，最坏的情况也就是行政降职到地方上任职，再差也就是退隐到地方养老。所以，当御史台的人到湖州去抓苏东坡的时候，他很愕然，其他人也很愕然。苏东坡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很多人为他求情，甚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也为他求情。他觉得按照惯例，不应该这样对待苏东坡。

第二，权力格局发生了微妙变化。王安石于1069年开始主持改革工作，以强硬作风推行改革，引起上下官员的激烈反对。1074年，神宗被迫罢免了王安石，但一年后又任用了他。这个时候，王安石新党内部出现了严重矛盾。1074年王安石被罢免后，推荐吕惠卿做参知政事。没有料到吕惠卿掌握大权后，很想接着做宰相，他怕王安石再回到朝廷，居然设计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甚至意图陷害王安石本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神宗又把王安石请回来继续做宰相，但王安石获得的支持很少。所以，1076年他提出辞呈，加上儿子去世，更加心灰意冷，坚决请辞。当年10月，获得批准，到江宁过着半隐退的生活。王安石的辞职，引发了新一轮的权力斗争。

当时主政的是吴充和王珪，都很平庸，却又相互不和。神宗大概对于他们两人都不太满意。以李定为首的一些官员，是靠着支持“变法”而获得高位的，很担心这样发展下去，新党里没有一个强势的人让神宗满意，神宗会不会召旧党的人回来？旧党的人里，最有影响力的当然是司马光，但已经是一个老人，赋闲在洛阳，写他的《资治通鉴》。旧党第二号人物是苏东坡，正值中年，一直是呼声很高的宰相人选。当年中进士的时候，仁宗皇帝看了苏东坡、苏辙的文章，兴奋地对皇后说：“我今天为子孙找到了两个太平宰相。”神宗皇帝虽然不喜欢苏东坡对于变法的态度，但很喜欢他的文章，据说每次看到苏东坡的文章，都赞叹不已。对于苏东坡在地方的政绩，也予以表扬，可见苏东坡当时的名声很高。

所以，李定等人选中苏东坡作为目标来打击新党，阻碍新党重回朝廷，这里面有权斗的因素，也有嫉妒的因素，有很复杂很微妙的心理纠缠，慢慢酝酿，最后成了乌台诗案。但这一切，在酝酿过程中，苏东坡浑然不知，正应了一句话：真正影响我们命运的，往往是我们完全不知道的事情。

第三，御史台机制。古代中国皇帝专制，但也有对于皇帝的制约，就是设立“言官”，对于皇帝的行为有所观察，提出意见，叫作“谏言”。唐代时有御史台，属于宰相管理的下级部门，针对的是皇帝。到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御史台不归宰相管理，而是归皇帝直接管理。但皇帝的领导往往是名义上，这样一来，御史台的地位就很特别了。御史台批评的是宰相，是政府，加上宋代特别强调“言者无罪”，所以，御史台的谏官虽然职位不高，但特别敢言，也特别重要，可以影响舆论。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有一段评论：

谏官本是以言为职，无论什么事什么地方他都可以讲话，不讲话就是不尽职，讲错话不要紧。……他们讲话错了，当然要免职，可是免了职，声望反而更高，反而更有升迁的机会。所以，宰相说东，他们便说西，宰相说西，他们又说东。总是不附和，总爱对政府表示异见……

御史台很像舆论监督机构，也有点像监察机构，但缺乏现代政治的制度基础，渐渐变成了权斗的工具。有时候皇帝加上宰相，对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们在道义上预设性地占了优势。这是北宋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另外，为了控制舆论，御史台成为一个重要的权力机构，发展到后来，台谏官还会兼任其他职务。而宰相为了让御史台和自己达成一致，也会安插自己的人在御史台里。1079年，坚决执行新政的蔡确担任宰相，那个时候，负责御史台的人叫李定，宰相和御史台已经成为一个阵线的同盟。

第四，传播技术的发展。传播手段的变化，引发的不仅仅是社会生活的变化，还会深刻影响到整个人类发展的方向。20世纪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分析了西方文明从口语、手抄书到印刷术出现时期，人类如何从听觉文化过渡至视觉文化，以及印刷术最后如何促成人类意识的同质性、民族主义，以及个人主义的诞生过程。在西方，15世纪约翰·古登堡发明的活字印刷，开启了印刷文明时代。麦克卢汉的一本传播理论的书就叫《古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

中国学者在研究苏东坡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传播。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也就是说，苏东坡的童年时代，遇到了一个时代性的文化事件—印刷术的革命，见证了从手抄本到印刷书籍的转折。苏东坡不仅仅见证了这个转折，还是这个历史的参与者。印刷术的出现，催生了出版业，当时的杭州已经有私营的出版商。苏东坡到杭州做通判的时候，有出版商出版了他的作品，名字叫作《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估计销量不错，不久又推出一部《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这部“续添”的钱塘集后来成为苏东坡被定罪的重要证据。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文字狱。苏东坡以及他的同时代人，都没有意识到印刷术的深刻影响。现代的中国学者研究苏东坡时，也忽略了这个关键的历史细节。反而是日本学者内山精也捕捉到了这个细节，他在《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一书里提到这个细节的意义：

在这一事件（乌台诗案）从弹劾到审议的过程中，起了极其重要作用的，是当时民间印刷刊行的苏轼诗文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由现存的文献可以确认，在中国，作者的诗文集在生前，而且在创作活动的鼎盛时期（壮年期）几乎现时地得到刊行，要数苏轼的这个集子为先例。而最具有象征意味的是，本来应该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传媒与同时代文学初次合作之宣言的这个诗文集，同时也引起了中国史上第一次文字狱。

以前手抄本流传很有限，基本在少数朋友间传播。但印刷的书籍让文字变成公共传播，性质发生了变化。儒家一直以来主张“言者无罪”，宋朝的开国者，也特别重视士大夫的言论自由，但到了苏东坡公开出版诗文集，“言者无罪”就遇到了挑战，甚至可以说开始崩溃。

第五，皇帝和宰相的位置发生了变动。本来官员议论、批评时政，被认为是批评宰相，就像王安石担任宰相时，虽然大家都知道神宗在后面支持他，但毕竟在前台活动的是王安石，无论对新政有多大的意见，针对的都是王安石。批评新政，被认为是批评王安石。北宋皇帝在宰相和官员之间，会扮演平衡的角色。神宗虽然态度鲜明地支持新政，但对于司马光等旧党，还是会进行安抚。

从1074年王安石被罢相，到1076年他辞官，这一段时间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前面提到过的吴充和王珪，都很平庸，所以，实际上是神宗自己担任宰相的职责。于是出现了一种模棱两可的判断，这一段时间，如果你抨击朝廷的政策，既可以看作是对政府的批评，也可以看作是对皇帝的抨击，而抨击皇帝，在古代是要杀头的。

总之，乌台诗案的发生，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朝廷里的“小人”要整苏东坡，更不是一个正邪对立的斗争，而是各种因素聚合发生的一个无法预测的事件，其对于个人的命运带来的深刻影响，是一个时代与个人关系的典型案例。

早在1072年，苏东坡在湖州和孙觉吟诗喝酒的时候，上面讲的五个因素，已经体现在他的生活之中。但苏东坡以及同时代的其他人，都无法想到这些变化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也并不知道这些微妙的变化，会在后来改变他们的命运。所以，1072年的苏东坡，还是典型的北宋士大夫，并不知道一些微妙而深刻的变化正在发生，正在改变他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