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2年，潮州重新修建韩愈庙，潮州知州王涤请苏东坡写了一篇碑文，于是就有了《潮州韩文公庙碑》这一篇碑文。在这篇碑文里，最核心的一段话是：

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镈、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盖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大意是，韩愈的精进诚恳，能够拨开衡山的乌云，却不能挽回唐宪宗的迷惑；能够驯服鳄鱼的凶暴，却不能消除皇甫镈、李逢吉的诽谤；能够在南海的人民中得到信任，建庙祭祀，世代相传，却不能使自己在朝廷上有一天的安生。大概是由于韩公能感动的是天，不能感动的是人！

苏东坡认为，一个人可以骗人，但是骗不了天。他说自己曾经做过研究，发现有些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但老天不容许他作假，他的狡猾可以欺骗王公贵族，却骗不了小鱼、小猪这类小动物；武力可以征服天下，却不一定能够得到天下人的心。

苏东坡写韩愈，但也是他的夫子自道，借韩愈在写自己。更重要的是，这篇碑文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侧面探寻古代士大夫的自我定位，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回答一个问题，像韩愈、苏东坡这样的士大夫，几乎都得不到皇帝的重用，不仅得不到重用，还受到迫害，但为什么他们却一直保持着忠诚和努力？

苏东坡得出结论，韩愈虽然得不到皇帝的欢心，得不到权贵的支持，却得到了上天的支持，得到了潮州老百姓的支持。所以，他取得的成就，挽救了一个时代的堕落。“古文运动逆转了衰败已久的文风，他的道德挽救了天下人的沉迷不悟，他的忠心使他敢于冒犯皇帝的恼怒，他的勇气折服了三军的统帅，带来了一股与天地并立、关系国家盛衰的浩然正气。”韩愈在潮州任职的短短八个月里，塑造了那里的文化，他的精神长久地影响着潮州。

这里，苏东坡点出了中国士大夫内在的自我期许，不管做什么，不是为了做给人看的，而是做给天看的。皇帝不欣赏没有关系，得不到别人的欣赏也没有关系，只要我做的事情是应该做的，那么上天就会看得到。韩愈创立了“道统”这个概念，认为士大夫在政治体制之外，另外有一个自己的系统。在政治体制里，权力的大小决定了你的地位，但在道统里，你的品德、你的能力决定了你的地位。一个人可能官职很小，甚至遭到贬谪，但是，在士大夫的阶层和民间，声望却很高。

所以，苏东坡和韩愈一样，虽然“不能一日安于朝廷之上”，不能在朝廷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是，并不影响他的道德文章流传于天下，也不影响他在朝廷之外的地方取得成就。苏东坡两次在朝廷任职，尤其是第二次，几乎到了士大夫所能达到的权力顶峰，却难以施展自己的理想和才华，倒是外派地方做地方官，被贬谪到黄州、惠州、儋州等地，为当地人民留下了丰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被传颂至今。

苏东坡最早在凤翔府任签判时，发现那里的老百姓要负担一种差役—把从终南山砍伐下来的竹子和木头，编成木筏，装载着西北诸州县的官物，沿着渭河，经过三门峡等险峻之地，运抵汴京，才算完成任务。如果途中官物有所损失，运送的人往往会被治罪或倾家**产。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苏东坡经过实地调查，提出一个方案，在涨水期到来之前，由服役者自己决定运送时间，就可以避免损失。他一方面写信给宰相韩琦，反映情况和提出建议，以期引起朝廷的重视；另一方面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积极寻找破解的办法，向上级报告后，就修改了差前衙役的规则。

1071年至1074年间，苏东坡第一次到杭州做通判，看到杭州的饮用水问题很严重。唐朝时李泌做杭州刺史时，在城内挖了六口大井，引入西湖的水，解决了老百姓的饮水问题。后来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进一步疏通六井。但到苏东坡做通判时，六井已经渐渐淤塞，于是他和知州陈襄一起，请来精通水利的僧人，治理了淤塞。

1089年至1091年间，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做太守，全面治理了西湖水系，还修了一条长堤，就是现在的苏堤。此次任期内，杭州发生瘟疫，苏东坡自己配制了一种叫“圣散子”的药剂，在街上用大锅煎熬，给路人喝。据说，这是苏东坡从老朋友巢谷那里得来的治疗瘟疫的秘方。瘟疫过后，苏东坡认为杭州这样的商贸城市，来往的人很多，传染病传播频繁，应设立“病坊”。于是就通过公款和捐赠的办法，在众安桥建立了一所名为“安乐坊”的病坊。苏东坡自己带头捐了五十两黄金。这应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面向民众的官办医院，后来搬到西湖边，改名“安济坊”。

1074年至1076年间，苏东坡任密州知州，上任途中就发现当地官员没有如实向朝廷报告蝗虫灾害的严重性。他一到官所安顿好行李，就开始了田野调查，并写成了《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把他调查的情况详细汇报，并实施了驱除蝗虫的方案。另外，在密州，苏东坡还解决了历来盗贼严重的社会问题，写有《河北京东盗贼状》的报告。在密州期间，当时执政的吕惠卿推行手实法，让百姓自己申报自己的财产，然后官府根据财产的多少来分派役钱。为了确保大家如实申报，还鼓励相互举报。苏东坡对于这种鼓励告密的做法很不以为然，认为会败坏社会风气，他利用这个法案推行中的一个漏洞，以拖延的方式没有执行这个来自中央的法令。

1077年至1079年间，苏东坡任徐州知州，他治理洪水的事迹被写入了《宋史·苏轼传》。有一段记录苏东坡在徐州处理水灾的情况，可以看到苏东坡作为地方首长的形象：

（苏轼）调任徐州任知州。黄河在曹村这个地方决口，泛滥于梁山泊和南清河等地，最后洪水汇集到徐州城下。暴涨的洪水没有被及时疏导，徐州城将要淹没在洪水里，富人争着出城躲灾。苏轼说：“富人们出城，老百姓就会动摇，谁和我一起守卫这座城池呢？只要我在这里，就决不允许洪水危及城池。”于是，将逃出城外的富人们又赶回城里。苏轼拜访守卫的军队，对士兵头目说：“黄河水将危害到徐州城，事态非常紧急，即使你们是禁军，也要听从我的命令为我效力。”士兵头目说：“您太守大人尚且不躲避洪水和污泥，我们都是小人，理应为您效命。”于是带领手下人拿着畚锸等走出军营，修筑起东南长堤。大雨日夜不停，城墙仅有三版没有淹没到洪水里。苏轼在城墙上过夜，路过家门时也没有进去。他让各级官员分别堵住各自防守的地方，最后终于保全了徐州城。

1091年至1092年间，苏东坡任颍州知州，刚上任就遇到一个有争议的水利工程—开挖八丈沟。这是朝廷下旨决定的项目，一般地方官员都会表示赞同。但苏东坡认为水利工程关系到民生，不可儿戏。他亲自去实地勘查，走访专业人士，得出的结论是开挖八丈沟会带来很多问题，这个项目应该终止。他上奏朝廷之后，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

1092年，苏东坡任扬州知州。上任的时候，正好是阳春三月，每年这个时候当地政府都要举办芍药花会，场面很大，很华丽，但花费的全是公款，获利的是官员和承办的商人。苏东坡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了这个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

1093年至1094年间，苏东坡任定州知州。这是苏东坡一生中最后一次任地方官。定州是一个边境重镇，与契丹相邻。宋代的军队分为几种禁军，直属中央，是主力部队；厢兵，属于各个州的地方部队；乡兵，临时组织的民兵；蕃兵，边境各个部落的军事组织。苏东坡发现禁军很疲弱，又因为不敢刺激契丹，不能公开训练，更加缺乏战斗力。怎么办呢？苏东坡注意到一个叫“弓箭社”的本地乡兵组织，觉得可以加以利用，弥补边境军力的不足。于是他向朝廷上奏《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但可惜，没有得到回应。苏东坡就一心整顿废弛的军纪，处分了一些违反纪律的军人。

经过一个大略的梳理可以看出苏东坡，作为一个士大夫担任地方官时所能达到的高度。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也称得上是优秀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