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名气越大，伊万杰琳·兰德也就越发显得古怪。她受邀到东部地区迎接儿子林德伯格回国，却无视柯立芝总统及夫人同去的邀请，一个人悄悄地住进了巴尔的摩酒店。

白宫官员不知道林德伯格夫人的个性，自然甚为震惊。国家大英雄回国前夜，他们却弄丢了他的母亲，这可是不得了的大事。好在一篇报道透露了她的行踪，官员们得以派车把不情不愿的她接回华盛顿。

这时候，柯立芝夫妇并未住在白宫。3月份时，为方便对屋顶和三楼进行紧急维修，他们被请出了白宫——据说总统欣然从之，一点也不生气。他们住在所谓的“临时白宫”，那是地处15号杜邦环岛上的一处豪宅，借自《芝加哥论坛报》《纽约每日新闻报》所属报业家族的成员茜茜·帕特森（Cissy Patterson）。

林德伯格夫人到来时还有另一位客人在场——“一个地精似的54岁小个子男人”德怀特·莫罗。他的身影近来愈加频繁地出现。林德伯格夫人似乎很喜欢莫罗的陪伴（他出了名的亲切），也很放松。这很好，因为再过两年他们的儿女就要结婚，两位长辈也将结成亲家了。

身为J. P. 摩根公司的银行家，莫罗此时简直富得难以想象。莫罗在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的家里有32名仆人，而这栋房子基本只供周末短居。平日他们住在曼哈顿的一处超级公寓里。莫罗心不在焉的故事是《纽约客》“城中闲话”（Talk of the Town）一类栏目津津乐道的话题。最常重复的故事是莫罗穿着衣服就爬进浴缸。还有一次，报道里说他在访客的光头上磕烟斗。另有一次，他的朋友在中央火车站遇到了莫罗，看见他一脸困惑无奈地翻着口袋。“你的车票掉了？”朋友问。“不，还要糟糕，”莫罗闷闷不乐地说，“我记不得要去哪儿了。”

莫罗出了名的不擅长装扮，摩根银行只好在男更衣室指派一名侍从确保他总能像样地出现在公开场合。其实在上述事例中莫罗并非心不在焉，而是当时喝多了。他特别贪杯，不过他的思维极其敏锐，再多的酒也并未真正影响他的判断力。多年来他都是J. P. 摩根公司最受信任的高级合伙人。耶鲁大学和芝加哥大学都希望莫罗担任他们的校长。

莫罗和柯立芝早在阿默斯特学院上学时就是朋友了。在那个时代，认为卡尔文·柯立芝具有伟人气质的人并不多，莫罗就是其中之一。1920年，莫罗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以帮助时任马萨诸塞州州长的柯立芝竞选总统。该次竞选中，共和党选择了更有个人魅力的沃伦·哈丁，但柯立芝能当选副总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莫罗在幕后所做的努力。事实证明，柯立芝是个过河拆桥的人。哈丁去世后，柯立芝继任完成后3年的任期，人们普遍预期莫罗会被任命为国务卿或者财政部长，结果根本没有。1925年前，柯立芝没有给莫罗安排任何匹配的职位——任命他做飞行理事会负责人给美国混乱的航空业带去秩序和纪律，也显得略微贬低了莫罗的身份。

现在，总统邀请莫罗出任驻墨西哥大使——这项任命也很让人生疑，因为墨西哥正处在革命的阵痛中，有着强烈的反美意识。当时墨西哥土匪频出，经常杀害外国人，但莫罗还是接受了任命。

6月11日是林德伯格日，一大早就天气晴朗，热气腾腾的。“孟菲斯号”缓缓驶入华盛顿海军造船厂的停泊位，由4艘海军驱逐舰、88架飞机和两架巨型飞船陪伴左右，其中之一是“洛杉矶号”，新近的正式任务是在孤独的北大西洋上搜寻南杰瑟和科利，还有众多的私人游艇。这些船只数量太多，驾驶马虎，为“孟菲斯号”的行进增添了有惊无险的各种小插曲。岸边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乐队演奏欢快的曲调，一大群人怀着幸福的期待耐心等候。林德伯格夫人也在场，但叫许多人吃惊的是，她身边并无总统陪同。事实上，柯立芝总统不太适应航海环境。前不久，在汉普顿港群附近，他站在“五月花号”巡逻舰的舰桥上视察美军舰队，船根本没动，他却晕了船，还拒绝穿上海军制服——这违背了事先约定，触怒了海军。他只在船上待了20分钟，以斜倚的姿势阴郁地朝舷窗外看了几眼，就算完成了视察，之后便下了船。所以，这一回林德伯格归来他决定在城里等候。

林德伯格夫人被迎送上船，在船长舱里私下见了林德伯格，接着两人一起走上甲板。林德伯格身着蓝色西装，经过一星期的海上生活看起来精力充沛、精神焕发。群众因林德伯格的出现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海军放出21响礼炮，通常只有国家元首才可获得此番致敬。整个城市的工厂扬起汽笛，教堂鸣起钟声。

在快活的喧嚣声中，电台播音员格雷厄姆·麦克纳米（Graham McNamee）以沉着的语气解说着。麦克纳米自己也创造了历史，他的声音由新成立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经50家电台向全国传送。这是美国，也是全世界第一家无线电网络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19 300千米的电话线缆首次贯通东西海岸，为全美人民提供广播服务。据信，美国的每一台收音机此时都转向了这次现场广播。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谁像麦克纳米这样，一次性地向这么多人同时讲话。

麦克纳米成为美国最受信赖的声音，这完全是意外事件。他跟林德伯格一样是明尼苏达州人，年轻时搬到了纽约，想在严肃和轻歌剧领域做歌手。在1923年他顺着下百老汇大街散步时，路过了广播电台WEAF的办公室，他知道电台有时会播出歌唱独奏节目，就去问有没有试唱机会。电台经理塞缪尔·罗斯（Samuel Ross）认为麦克纳米有着适合广播的完美嗓音：温暖、清晰。当场就聘请他介绍节目、播报新闻，偶尔还唱歌。那年秋天，WEAF获得了世界大赛中洋基队对抗巨人队的广播权——这是第一次广播世界大赛，吸引了海量听众。《论坛报》[7]的W. O. 麦吉汗受聘进行详细报道，麦克纳米前往协助。麦吉汗没有广播天赋，他讲话时语调呆板，丝毫没有花心思填补赛间空白。到第3场比赛的第4局，他对麦克纳米说不想干了，于是甩手走人。麦克纳米没办法只好接手，但这对他而言有点难度，因为他对职业棒球的认识不多。

麦克纳米是个天生的广播员。麦克纳米介绍人群，介绍天气，介绍球场上空飘**的兴奋氛围。他也观察寻找名人，他让听众感觉身在现场，像老朋友一样备受欢迎。人们喜欢他的节目，虽然他并不怎么清楚赛场上发生了什么。体育评论家林·拉德纳（Ring Lardner）有一回写道：“我不知道该描写哪一场比赛，是我今天看见的那一场呢，还是从格雷厄姆·麦克纳米口中听说的那一场，虽然在波罗球场上我就坐在他身边。”很快，麦克纳米就成了全美最出名的播音员，不光播报世界大赛的比赛，也播报所有重要活动、会议——拳王争霸赛、政治会议、玫瑰碗的大学橄榄球赛事和林德伯格回国。

从很多方面来看，华盛顿的“林德伯格日”为广播时代揭开了序幕。你需要有些想象力才能理解20世纪20年代时收音机是何等的新颖有趣，那简直是时代的奇迹。在林德伯格越洋飞行的年代，美国人用在置办家具上的钱有1/3花在了收音机上。广播电台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光是1922年这一年，美国广播电台的数量就从28家激增到570家。似乎任何人都能办上一家电台。俄亥俄州新黎巴嫩的一家养殖场就有自己的电台。很多百货公司、银行、五金店、教堂、报纸、公共场所和学校也都自办电台。哪怕是大型电台制作的节目有时也会略显业余。WHN在纽约的广播员诺曼·布罗肯希尔（Norman Brokenshire）发现自己有漫长的节目空窗期要填却找不到更多的话可说，于是宣布：“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在为您带来纽约城里繁忙的都市之音。”然后把麦克风伸出窗外，现场拾音。

不是所有人都为新技术着迷。许多人认为在空中飘**的所有无形电波必定十分危险，有一种广为传播的看法是，鸟儿跌落在地上就是被无线电波袭击导致的。但整体来看，民众其乐融融。坐在自己的客厅里收听遥远地方的现场活动，似乎就跟远程传输一样神奇。一位广告商写道：“无线电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障碍！”与其说这是对事实的表达，倒不如说是在形容奇迹。在很多人眼里，林德伯格回国的广播跟林德伯格回国这件事情同样重要，同样叫人兴奋！

“那孩子来啦！”林德伯格刚出现在“孟菲斯号”的甲板上，麦克纳米就叫嚷起来。“他安静地站着，毫不张扬……他表情非常严肃也非常和蔼。真是个好小伙子！”据估计，那天有3000万听众为他的每一个字心醉神迷。但这些听众没看到的是，麦克纳米的脸颊上挂着喜悦的泪水。

在岸上的欢迎队列里，有海军部长和陆军部长，以及海军军官方阵，理查德·伯德中校也身着耀眼的白色礼服在列（虽然他还没出发这一点显得挺奇怪的）。人们想知道伯德还打不打算飞往欧洲。不过，此时不是他和林德伯格进行讨论的好时机，因为林德伯格和他母亲被匆匆推搡进了一辆皮尔斯敞篷汽车上，骑兵要护送他们前往华盛顿纪念碑那里。

没有人知道那天华盛顿街道上站了多少人，但普遍看法是，首都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集会。车队前往国家广场途中，林德伯格偶尔向密不透风的人群挥挥手，但大多数时候是直直地瞪着。当他经过时道路两旁的许多人都哭了，作家兼探险家菲茨休·格林（Fitzhugh Green，林德伯格《我们》一书的编辑）说：“哭的人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华盛顿纪念碑旁，人头的海洋覆盖了所有看得见的地方，小孩子们全站到了附近的树杈上，就像是圣诞树上装点的玩具。在华盛顿纪念碑脚下站着柯立芝总统和内阁所有成员，只有一个人缺了席，这唯一缺席的人是胡佛，他还陷在密西西比州的格尔夫波特，应付着密西西比河大洪水。洪灾状况跟此前一样糟糕，但在这一刻，没有直接受到影响的人完全忘了这回事。即使胡佛不懈地努力宣传，也无法让它跟林德伯格一样出现在全国报纸的头版。

等林德伯格终于来到演讲台，他向在场者点头致意，接受人群的欢呼。柯立芝总统发表了简短的欢迎致辞，并将飞行优异十字勋章别在了林德伯格的衣领上，做手势请他演说。因为话筒的设置略低于自己的身高，林德伯格把身子往前倾了倾，表达了喜悦之情，说了几句感谢的话，之后退了回去。一阵怪异的寂静随之而来，观礼的人群恍然大悟：大多数人在烈日下守候了几个钟头，却盼来了全美最沉默寡言的两个人，仪式就这么结束了。但随后，人群恢复了理智，迸发出狂热的掌声，“把手都拍麻了”。许多人这时也哭了。

就这样，林德伯格开始了他作为公众人物的新生活。从现在起，他清醒着的每一刻都伴随着无尽无休的宴会、演讲和握手。在华盛顿的短短36小时里，新任的林德伯格上校会出席3场宴会，发表若干演讲，拜访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的伤兵，为无名战士的墓敬献花圈，参观国会大厦。他所到之处，民众都夹道欢呼。这是过分赞美的生动展示，但跟他之后到纽约所碰到的情形相比，这只算得上是微不足道的序幕。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正在大兴土木。1927年，全美据说有5000栋高层建筑，这占了全世界的绝大部分。就连在得克萨斯州的博蒙特也有6栋10层以上的高楼，超过了巴黎、伦敦、柏林或者其他任何欧洲城市。1927年在底特律开张的J. L. 哈德森百货公司（J. L. Hudson）拥有全世界最高的百货大楼，有20多层。克利夫兰出现了高达52层的车站塔楼（Union Terminal），成为当时全世界第二高的建筑。[8]洛杉矶对建筑物的高度确立了严格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这也反映了为什么如今的洛杉矶呈铺大饼式横向发展），但市政厅仍然违背了自己规定的法令，修了28层。一时间，美国的建筑就像止不住地要往高处长似的。

建筑越修越高，涌入城市中心的工人也越来越多。到1927年，波士顿每天有825 000人进入市中心——比全城的总人口还多。匹兹堡每天吸纳355 000人，洛杉矶和旧金山每天50万人，芝加哥和费城全都超过了75万人，而纽约最多，每日负荷高得惊人：300万人。

1927年，纽约刚刚超越伦敦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也是最国际化的城市。800万纽约居民里，有1/4的外来移民，比费城的总人口还多。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也蜂拥至此。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20万来自南方的黑人搬到纽约，此刻的密西西比河大洪水又逼来了数万人。

此时的纽约不光驻扎着全国诸多主要服务商的总部，如银行、证券经纪、出版、广告、大部分艺术行业等等。并且是全美最大的工业中心。它是3万家工厂的所在地，全美国商品的1/10产自这里。美国海外贸易的40%以上是通过纽约港运输出海的，其国际客运量也占了压倒性份额。每天有多达12 000名旅客从曼哈顿西侧的桥墩出发，来送别的人接近25 000人次。每一天，从早晨8点到下午1点，都有密集的人群聚集在码头上，造成了周围街区的大拥堵。

每隔4年，纽约的人口增长量就相当于波士顿或者圣路易斯的总人口数。房地产开发商根本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光是在1926年，就有上千栋新的办公楼正在兴建或重建。为了尽量减少拥挤，纽约市颁布了严格的新条例，禁止高层建筑占地面积过大，并规定建筑师在设计时应考虑更多的楼间通风和地面采光。此举反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加速了商业发展的步伐，因为设在巨型建筑中的大卖场才能获得更好的经济回报。它还鼓励摩天大楼朝着曼哈顿以北的方向推进。到1927年，纽约拥有全美一半的摩天大楼，而其中一半都在市中心。我们现在提起纽约时所联想到的街道下陷有如置身峡谷，天际线外高低不平，基本上是20世纪20年代才出现的景象。

不少新建筑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办公楼格雷巴大厦于1927年年初投入使用，位于列克星敦大道420号，一次性就带来了12 000名上班族。而今曼哈顿的一栋大楼可轻松容纳5万名员工。飙升的人口密度令纽约成为全世界生活最紧张、最具挑战性的城市，也为一场即将展开、全世界从未见过的盛大游行提供了最兴奋、最完美的后备部队。

6月13日是星期一，林德伯格开着一架从海军部队借来的飞机，来到长岛的米切尔机场，一架等候在此专用于短途飞行的两栖飞机立刻将他带到了城市上空。他完全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形正等着自己，没有人料得到。他来到纽约港，看见了此生最不寻常的景象：在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全城人都站在街上欢迎他。

港口密密麻麻停满了船。岸上，从曼哈顿最靠下的地方到中央公园，每一条人行道、每一处屋檐、每一扇办公室的窗户前都挤满了人。没人说得出到底有多少人来看游行，据估算，人数在400万~500万。有史以来，人们聚集起来向一个人致敬的规模恐怕以此为最了。

在码头上，林德伯格登上了市长的游艇（这是罗德曼·沃纳梅克送给纽约的礼物），前往游行的出发地巴特里公园[9]。自助午餐本已上桌，但因为一群记者和摄影师先行到达，把它吃了个精光，林德伯格只好饿着肚子参加庆祝活动。

巴特里公园约有30万人等候，林德伯格钻进了一辆派卡德敞篷轿车，跟市长吉米·沃克一同坐在后座上，市长戴着一顶有点过时的大礼帽。林德伯格一如既往地没戴任何东西。他们在密密麻麻的五彩纸屑中穿过了百老汇大街，天上飞舞的彩带太多，以至于排队的人几乎要看不见林德伯格和沃克了。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场面。1918年停战游行结束后，全城扫出了155吨碎纸片。而林德伯格游行后，扫出了1800吨。一些观众太过兴奋，把办公室纸篓里所有的纸张都倒了出去，却完全没考虑纸篓里有没有什么重物。第二天，从街上扫出来的东西包括电话簿、企业名录等大件纸制品，都是从临街大楼的窗户里快乐地飞出来或者抛下来的，好在没伤着人。

围观者中有一位叫格特鲁德·埃德尔（Gertrude Ederle）的年轻姑娘，或许她够格成为全美被遗忘得最快的名人。她作为德国移民的女儿——父亲在阿姆斯特丹大道上开着一家肉铺，可谓美国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游泳选手。1922年的一天，她打破了6项纪录。她体壮如牛，能游极长的距离。在1926年8月，她成为了第一个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女性，而且比此前所有的男选手游得更快。美国同胞们被她的这一壮举深深感动了，也备受鼓舞，为她举行了盛大的彩带游行。有一阵子无论她走到哪儿去，都有一大群人簇拥着她。

在她名声最盛的短暂时期，埃德尔接到了价值90万美元的商业邀约，但她的教练认为她要比这值钱得多，不准她签约。遗憾的是，就在这时，世界注意到，出了水面埃德尔既不有趣也不怎么吸引人。她矮墩墩的，缺乏魅力。她的听力也颇成问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显得急躁不耐烦。埃德尔刚回国，另一位女性、丹麦出生的美国人米勒·盖德（Mille Gade）同样横渡了英吉利海峡。这让埃德尔的成绩顿显失色，世界迅速对她失去了兴趣。最终，埃德尔只挣了19 793美元的个人出场费。到林德伯格游行时，她已沦为周薪50美元的游泳教练，走上大街丝毫也不会引起别人注意了。如果有人提起她，无疑是想借此昭示林德伯格未来的命运。

游行活动在市政厅、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和中央公园分别稍作停留，用去了差不多整个下午。接下来的4天，林德伯格的行程更为密集——更多的演讲、招待会、颁奖典礼和游行，还有一趟迟来的齐格菲尔德剧院之旅，即观看《里奥·丽塔》。访问期间，林德伯格和他母亲借住在公园大道270号的一栋大公寓里，房东不是别人，正是把贝比·鲁斯卖给洋基队的哈里森·弗雷齐。事有凑巧，南杰瑟也对弗雷齐的公寓熟悉得很，他向心爱的孔苏埃洛·哈特梅克求婚时，哈特梅克小姐就定居此处。在弗雷齐的公寓，林德伯格的母亲勉强答应在一场非正式的新闻发布会上见见记者们，然而她表现出了大师级拒不回答问题的姿态。

“您认为令公子接下来会做什么？”一名记者问她。

她说：“不知道。”

“他从巴黎给您带回什么纪念品了吗？”另一名记者问。

“没有。”

“您曾想过要和儿子一起飞越大西洋吗？”

“他没问过我。”

“接下来的几天，您有什么打算？”

“一切尽听组委会安排。”

过了半个多小时，记者们的问题问完了，此后便是让人尴尬的漫长沉默。助理走进来结束了发布会，说林德伯格夫人在别处有约。她如释重负地大出一口气。“我说了太多话了。”她坦言道。

不管怎么说，林德伯格母子都有点奇怪，两个人在一起就更显得奇怪。游行的当晚，林德伯格和母亲在沃克市长的陪同下，驱车前往富翁克拉伦斯·麦凯（Clarence H. Mackay）在长岛的庄园参加晚宴及舞会。晚饭后不久，人们发现林德伯格不见了。惊慌失措的麦凯搜遍了整座庄园，不知道他尊贵的客人发生了什么。结果，林德伯格和母亲竟然早就离开了曼哈顿，全然不记得向晚宴的主人、州长、市长，以及在场的其他500名客人说一声感谢和再见。母子俩显然没告诉市长，因为他们离开时并没有乘车，而是悄无声息地走了。

连续3天，林德伯格的故事完全占据了《纽约时报》的头版，甚至非头版的大部分篇幅。游行当天，林德伯格的故事占了报纸前面整整16页。人们对与林德伯格有关的所有事情都太感兴趣了，就连6月15日林德伯格夫人到宾夕法尼亚车站搭火车回中西部时，都有500名警察手挽着手拦住人群。

林德伯格现在成了全地球最贵重的人形商品，各种报酬诱人的邀约向他狂轰滥炸——拍电影、写书、写报纸专栏、宣传形形色色的商品、在杂耍表演里露个脸、周游世界巡回讲演。据他自己回忆，有人出价50万美元请他出演以其人生故事为基础改编的电影并享受分成，还有人出价5万美元请他代言一种畅销的香烟。如果他找到了梦想中的姑娘并与之结婚的话，另一家公司向他开价100万美元以求把整个过程拍摄成电影。华盛顿的资深人士劝他进入政界。“他们告诉我，”林德伯格后来写道，“如果我想在政界闯**一番事业，有很大的机会能当选总统。”回国后第一个月，他总共收到了价值100万美元的种种邀约。

未经授权和通知就想用林德伯格的名字赚钱的人实在太多了，他甚至无奈到要聘请侦探社调查那些最为恶劣的行径。《纽约时报》报道了克利夫兰一名企业家的案例，此人找来一个同样叫作查尔斯·林德伯格但对航空飞行一无所知的铁路机械师，让其担任林德伯格航空集团公司的名义负责人，打算向仰慕真正林德伯格的轻信公众发售1亿美元的股票债券。

在这个为林德伯格而狂热的一星期里，最盛大的活动是纽约市在康莫德酒店为他举办的一场晚宴。《纽约时报》称来宾有3700人，全是男性，因为主办方没有邀请任何女性。这是有史以来该市举办的规模最大的晚宴。所有的报纸都欢天喜地地罗列出了数量庞大的食物和餐具：1130升的绿龟汤，1吨鱼，680千克弗吉尼亚火腿，2.7吨鸡肉，470升豌豆汤，15 000片面包，2000棵生菜，380升咖啡，800夸脱冰激凌，12 000块蛋糕，136千克黄油，36 000份杯盘，50 000份餐具。但有一点需要指出，各出版物给出的数字完全一致的很少。晚宴预计7点钟开始，但因为太多人都在寻找自己的位置，场面一片混乱，直到9点所有人才正式入座，开始上菜。讲演到11点才开始，整整推迟了3个小时。

6月15日那天晚上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林德伯格的生活是多么荒诞和离谱。经过一整天的讲演和招待会之后，他终于有机会去看《里奥·丽塔》了。但观众们一看到他就欣喜若狂，剧院只好打电话叫来了警察，剧目推迟了一个多小时才开演。但远远不到结束的时候，林德伯格便被迫离席，要到罗克西剧院参加为南杰瑟和科利举办的慈善晚会。他在剧院中很有礼貌地坐了一个小时，紧接着就被拉出去送到了米切尔机场，他在燕尾服外面套上了飞行服，驾机前往华盛顿。

在华盛顿，林德伯格小心翼翼地验收了对“圣路易斯精神号”的维修工作，随后爬进了他熟悉的驾驶舱，开着它又返回纽约。早晨7点半，他降落在了纽约米切尔机场。终于能跟自己心爱的座机团聚了，他心满意足地回到弗雷齐的公寓迅速洗了个澡，换过衣服，之后，整夜未眠的他又继续参加活动去了。

结果，这一天为林德伯格安排的活动密集、疯狂得几乎不切实际。他先被送去参加布鲁克林的游行，包括在展望公园对着20万人讲演，接下来是跟天主教“哥伦布骑士会”的分会成员进行正式午宴。接着，他要到洋基体育场看洋基队跟圣路易斯布朗队比赛，再立刻回到曼哈顿，在布雷武特酒店接受奥泰格为他颁奖。随后又是一场正式晚宴。

在洋基体育场，为迎接林德伯格一行的到来，人们将整整3个区段的座椅粉刷一新，20 000名球迷到场想向他致意。贝比·鲁斯答应为他打出一个本垒打，但等比赛开始这位伟大的飞行员仍然不见踪影。球队和观众等了半个小时后才有消息传来说林德伯格还在曼哈顿，裁判这才示意比赛正式开始，不再等待。

棒球赛季缓缓推进，到了眼下这个阶段，没人看出有什么兆头显示今年对鲁斯或者洋基队的其他球员来说会是丰收的年景。赛季开始之前，鲁斯亲口告诉记者恐怕没法打破自己1921年的本垒打纪录。“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尽早开始，而且投手得给你投球才行。”他说，“我今年开始得不够早，而且4个赛季以来，投手并不真正给我投球了。”似乎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在赛季的第一场比赛就抱怨头晕，先行离开了。第一个月里打得也没什么活力。到了林德伯格在巴黎降落的5月21日，鲁斯在32场比赛里才打出了9个本垒打。

之后发生了两件事：《贝比回家》上映和鲁斯突然振作起来。只有老天才知道这部电影带给了鲁斯多大的刺激，但它上映的时间跟他打出大量本垒打的时段完美重合——两天之内就打出了5个本垒打。其中一个是在费城，球高高地飞出了球场，落在了街对面一栋两层小楼上。到6月7日，鲁斯的本垒打总数已攀升到18个——这个数字更体面，也更有上升空间。两天后，在洋基体育场对阵芝加哥队时，鲁斯竟然成功盗上本垒——这种事情，一个顶着大肚子的32岁男人通常可做不到。这个赛季突然变得有趣起来。

鲁斯说话算话，在林德伯格日那天为林德伯格打出了一个本垒打。它出现在第一场对阵汤姆·扎卡里（Tom Zachary）的下半局中，而扎卡里则将在本赛季最后对阵鲁斯时打出一个更加重要的本垒打。鲁斯之后上场的是卢·格里克，他在近乎完全相同的位置也打出了一个本垒打。只可惜林德伯格根本没来，这两个球都不曾看到。“我为他打出了本垒打，可他却不曾露面，”鲁斯赛后说，“我猜他大概以为这是一场傍晚打的比赛。”

林德伯格无法赶到的责任并不在他自己。因为太多人想跟他说话、握手了，他当天的每一轮活动安排都拖后了，等他终于得空赶到洋基体育场时已经下午5点多，比赛就要结束了。这时候，他怎么也没时间进去了，车队只好掉头回到城里，送他去格林尼治村的布雷武特酒店接受雷蒙德·奥泰格为他颁奖。和在所有地方一样，一大群人把他堵在了酒店门外，他被强行推拉着才通过大片胳膊的海洋进了酒店。

林德伯格明显开始见怪不怪了。在这一片混乱当中，著名历史学家亨德里克·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见到了他，表达了真正的担忧：“我还从来没见过哪个人像他这样累得如此绝望而勇敢，大脑仍在履行职责，身体其他部分却跟不上了。再来3天这样的日子，围观荣耀的狗群一定会把他追逐至死。”

事实上，林德伯格要熬的日子远远不止3天，局面还将越来越糟糕。

至少，见到雷蒙德·奥泰格时林德伯格一定是高兴的，因为奥泰格是个讨人喜欢的可爱人物，很擅长宽慰人心。奥泰格出身贫寒，本是法国比利牛斯山下的牧童，1882年时，他刚满12岁便跟着叔叔来到美国。他自学了英语，找到一份酒店服务员的工作，一路顺着机会之梯往上爬，先是领班，而后成了经理，最终当上了曼哈顿两座最富丽堂皇的酒店拉法耶特和布雷武特的主人。对奥泰格而言，林德伯格是个救星。设立奥泰格奖，是他出于一时冲动的慷慨之举，结果却成了他的噩梦。为了赢得奖金，已经有6人丧命，若非林德伯格胜出，这个数字很可能继续往上涨。批评家开始评论说，不管用心多么良苦，奥泰格也得算杀人犯。可以理解，这个说法让奥泰格痛苦得无法忍受。

所以，奥泰格满心宽慰和喜悦地把支票递给了林德伯格，尽管他一定也有些心疼。因为在1927年，25 000美元可算是笔巨款，不是他随随便便就能拿出来的。

令人惋惜的一点是，就在这个时候，奥泰格的事业在逐渐下滑，并且即将被一件害死了许多人的东西害死：禁酒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