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0年，玛丽亚·特蕾莎继承父亲查理六世的王位，开始了对哈布斯堡帝国长达40年的漫长统治，直到1780年离开人世。特蕾莎的丈夫，弗朗茨·史蒂芬于1745年当选皇帝，她也因此获得皇后头衔。1770年的春天，维也纳郊外的美泉宫中，玛丽亚·特蕾莎在谒见大厅内迎来了沃尔夫冈·冯·肯佩伦（Wolfgang von Kempelen）和他那位巧夺天工的机器棋手。这位人形机器棋手裹着穆斯林头巾，身着席地长袍，一身土耳其人装束正襟危坐，面前的柜子上摆放着一张棋盘。肯佩伦缓缓打开柜门，掀开棋手的衣襟，向观看者展示内部复杂的齿轮发条装置，同时，也证明了无人藏身其中。随后，他动作夸张地拧动棋手身上的钥匙。仿佛突然从沉睡中惊醒一般，“土耳其人”开始精神抖擞地扫视棋盘，不时吹一吹长长的烟斗，仿佛在邀请朝臣与自己一较高下。棋子仿照残局随意布置，比赛开始了。棋手和观众屏息凝神，全场鸦雀无声，空气中只剩下肯佩伦偶尔转动钥匙的声音。然而，寥寥数回合后，机器棋手就成功将它的对手悉数逼入绝境。
这匪夷所思的一幕只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柜子内的转椅上坐着一个身材矮小的人。椅子配合柜门的开合进行旋转，坐在上面的人被巧妙地隐藏起来，出现在观众眼前的始终都是一堆令人眼花缭乱的滑轮传动装置。藏身其中的人通过反光镜和磁铁操纵机器棋手的动作，而照明蜡烛冒出的烟气，则由设计隐蔽的通风口排出。人们对机器棋手作弊的质疑从未停止，但始终无人能够识破其中的玄机，肯佩伦的土耳其棋手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令观者百思不得其解。显而易见，那些藏身其中的人才是真正的象棋大师——其中一位甚至当场识破了拿破仑的骗术，并将他击败。因而，肯佩伦的技术天赋和隐身内部的无名棋手才是这一骗局得以屡试不爽的真正原因。
几个世纪以来，自动玩偶一直扮演着供人消遣的角色，而到了18世纪中叶，它们开始被赋予超越玩具本身的深层含义。机械装置的出现体现了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证明了艾萨克·牛顿所揭示的运动定律和宇宙普遍规律的实践价值。人体本身也可以被形象地比作一部机械装置——引用一段当代流行的描述——“一台可以自动运行的机器，勾勒出一幅永恒运动的生动画面”。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康德、赫尔德、卢梭、边沁）开始接受这种假设，人类身体或许就是一台结构精密的发条装置，而且，机械原理的应用场景充斥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士兵操练、医院和监狱组织架构，到车间管理，等等，不胜枚举。“努力”“效能”“力量”以及“机构”开始逐渐进入18、19世纪早期的哲学术语体系。
在哲学家和其他社会群体的抽象观念中，社会幻化为一具需要拼装组合的发条装置。在政府手中掌握着操控大众的齿轮和杠杆，同时也揭示了国家存在的本质：在统治者及其代理人全面控制下，自上而下分配权力，并实施监控的机械装置。一位“发条国家”概念的主要倡导者曾经这样说道，“一个结构合理的国家就像一台机器，所有齿轮与传动装置精确吻合，而国王就像它的操作员，或发条装置，代表了国家的灵魂……扮演着掌控大局的角色”。
自1740年起，玛丽亚·特蕾莎，就开启了对哈布斯堡领土长达40年的统治，而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1765年后作为皇帝共同参与执政，并在1780—1790年成为哈布斯堡帝国唯一的国王，母子二人的统治完美体现了“发条国家”原则。自上而下的训令、规范、监察、问责和管理机制折射出他们的特有执政方略，也见证了王权对制度的轻蔑。尽管他们取得的成就令人叹服：一场军事和财政领域的彻底变革、一套通过新任地方政府和领土区划贯彻国王意志的行政制度。统治者甚至试图将一无所有的佃农转变为拥有土地的自耕农，使他们的后代获得接受教育的权利，并对贵族阶层的种种特权进行制约。然而，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就必须要对支撑社会运行的无数齿轮和弹簧进行彻底排列重组。
肯佩伦的机器棋手中，蕴含着整个时代的隐喻，棋手的土耳其装束更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当历史的时钟拨回17世纪，奥斯曼土耳其还是令欧洲各国闻之色变的嗜血蛮族。如今，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腐朽，曾经的梦魇烟消云散，土耳其人成了散发着异域风情的时尚玩偶。维也纳的贵族用土耳其长衫和头巾装扮自己的仆从，开始附庸风雅地饮用咖啡，甚至出入乘坐的轿椅也由土耳其人搬运。作为玛丽亚·特蕾莎接见肯佩伦的迎宾室，（后命名为）聚宝厅（Millions Room）内也毫无例外地装点着各种阿拉伯图饰。在经过数百年的漫长对抗后，奥斯曼帝国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狰狞，曾经战场上的刀兵相见，如今被和风细雨的棋盘对弈所取代，人们只能从锦标赛事的马背长矛比武中，依稀回味当年血染长缨的战斗场景。随着奥斯曼土耳其的彻底衰落，一位神秘的对手悄然崛起。这就是钟表大师，来自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亦称腓特烈大帝——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对他这样评价，“这位心思缜密的国王精通小型机械，擅长军事训练和长途操演”。正是这位国王的出现，开启了哈布斯堡家族不堪回首的屈辱回忆。
17世纪即将画上句号，在命运慷慨的眷顾下，枝繁叶茂的哈布斯堡家族不断迎来呱呱坠地的皇子皇孙。每逢直系子嗣出现空缺时，众多皇室子侄总能挺身而出维持皇室血脉的延续。凭借得天独厚的基因财富，哈布斯堡家族相继控制了勃艮第、西班牙、匈牙利、波希米亚，并于1580年占领了葡萄牙。然而命运的公平之处在于，每一件看似华美的馈赠都被暗中标上了价码。经年累月的近亲通婚必然导致持续下降的受孕概率和节节上升的婴儿死亡率。1700年，原先笼罩在哈布斯堡西班牙分支上空的绝嗣阴霾，此时仿佛成了中欧帝国挥之不去的梦魇，查理六世以及各位皇室宗亲都没能诞下一位皇子，而他的女儿无权继承父亲的皇位。哈布斯堡家族面临着绝嗣的严峻考验。
早在1708年大婚之前，查理六世就开始未雨绸缪，他安排自己风华绝代的新娘，布伦瑞克的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接受了近乎羞辱的妇科检查，以确保她拥有足够可靠的生育能力。婚后，他又让新娘大量饮用红酒作为辅助受孕的手段。然而近10年的时间一晃而过，皇后的肚子始终风平浪静，在接连生下3个女儿之后，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再次陷入无法怀孕的怪圈。时人认为，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模棱两可的天主教信仰正是她无法受孕的罪魁祸首（皇后的童年是作为一名路德教徒度过的），然而为了助孕而大量饮用的红酒看上去倒更像是悲剧的原因，可能正是这些红色的**将那朵曾经娇艳欲滴的皇室“白百合”变成了一位身材臃肿的醉鬼。
早在女儿们出生之前，查理六世就已经预先布局，以应对没有男嗣的尴尬结局。1713年，他制定了一份继承方案，允许自己的女儿在未来成为继承者，并在阁僚中传阅。四年后，随着第一个女儿，玛丽亚·特蕾莎的诞生，查理将自己的继位安排公之于众，并要求各行省议会予以批准。这份文件的条款获得一致通过，并被加上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字——《国事诏书》（Pragmatic Sanction），赋予了它基本的法律效力。然而《国事诏书》并不只是一份处理王位继承的文书。作为首部全国通用的公共法律，这份实质上的王位继承方案，将包括奥地利公国、波希米亚、匈牙利、克罗地亚，以及意大利属地在内的哈布斯堡中欧领地紧密黏合在了一起。作为斐迪南二世于1621年亲笔书写的准则，“不可分离与不可分割”如今已成为众多领地和王国间紧密关系的真实写照，正是《国事诏书》不可侵犯的宪法约束力，为这一局面的实现提供了法理依据。然而直到1915年，随着一枚别致纹章的设计诞生，这一约束才被符号赋予了诠释证明。
鉴于西班牙的前车之鉴和自己当年的切肤之痛，查理六世深知，围绕王位进行的争夺战极易成为国际势力趁机干涉的托辞，因此他极力寻求欧洲列强对《国事诏书》的认可，然而欧洲各国却一味地对查理六世虚与委蛇，一心只想榨取更多领土和商业利益。在与法兰西进行的谈判中，查理许诺割让洛林，玛丽亚·特蕾莎的未婚夫，洛林公爵弗朗茨·史蒂芬曾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二人在1736年正式成婚。然而随后，查理六世插手了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33—1738），不仅葬送了本就有限的斡旋成果，还成功令自己陷入了外交孤立，并失去了刚刚吞并的西里西亚和那不勒斯。此时，查理所谓的盟友只剩下俄国的安娜女皇，他随即又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后者在巴尔干半岛发动的战争[1]，结果不仅一无所获，反而又接连失去了塞尔维亚和贝尔格莱德，并被迫与奥斯曼土耳其单独媾和。
1740年10月，查理六世突然去世，强敌环伺之下的哈布斯堡帝国失去了最后的皇室血脉。巴伐利亚的查理·阿尔布雷希特立刻要求继承已故国王的遗产，理由是他的妻子，玛丽亚·阿玛丽亚作为查理六世的侄女理应享有合法继承权。查理·阿尔布雷希特凭借雄厚实力最终当选皇帝，然而面对固守哈布斯堡家族领地的玛丽亚·特蕾莎，他依然束手无措。身为勃兰登堡选侯，年轻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也早已厉兵秣马。查理六世死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腓特烈就出兵侵占了西里西亚。
腓特烈对西里西亚的主权声索缺乏事实依据。当他的外交人员根据签订于两个世纪前的条约捏造出一份历史证据时，腓特烈对这位作者赞赏有加，称他的杰作“为所有江湖骗子树立了良好的职业标杆”。然而腓特烈不计后果的军事干涉，仿佛打开了地狱之门，法兰西、萨克森、巴伐利亚以及波旁政权控制下的西班牙也迅速加入了这场杀戮的盛宴。波希米亚、上奥地利和托斯卡纳相继沦陷，这些地区曾作为对失去洛林的补偿，被赐予弗朗茨·史蒂芬公爵，在紧锣密鼓的密谋后，特蕾莎的遗产很快被瓜分殆尽，年轻的皇后手中只剩下无人问津的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
阿尔高州的哈布斯堡城堡，千年家族的发祥地。
“智者”阿尔布雷希特，鲁道夫一世之父，通过迎娶基堡家族最后的女继承人，开创了哈布斯堡家族借助联姻扩张的先河。
1273年，加冕的鲁道夫一世进入巴塞尔的入城仪式。
1278年，迪恩克鲁特战役，鲁道夫一世战胜波希米亚国王奥托卡二世。
巴本贝格家族，奥地利的原统治者，1246年绝嗣后领地逐渐为哈布斯堡家族所占据。
确保哈布斯堡家族对奥地利合法统治的《大特权》，由鲁道夫四世所伪造（1512年副本）。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迎娶“大胆”查理之女玛丽，哈布斯堡家族由此获得勃艮第领地。
“疯女”胡安娜
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查理五世的首要对手。
查理五世与妻子葡萄牙公主伊莎贝拉，伊莎贝拉去世后，查理五世再未娶妻。
1519年，赫尔南·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当时如日中天的西班牙王国正处于查理五世的统治之下。
勒班陀海战，击败奥斯曼帝国使腓力二世获得全欧洲的赞誉。
1618年布拉格，第二次掷出窗外事件。
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
1683年维也纳之战，欧洲联军大败土耳其，图中央为波兰国王扬·索别斯基。
欧根亲王
《宫娥》委拉斯凯兹
美景宫视角下的18世纪维也纳
“大帝”腓特烈二世，引领普鲁士通往富强的领袖。
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瓜分波兰。
美泉宫，特蕾莎时代哈布斯堡王朝的荣耀象征。
考尼茨
“赤字夫人”玛丽·安托瓦内特，特蕾莎皇后的小女儿，法国大革命期间与丈夫路易十六一同被处死。
1805年，奥斯特里茨会战，俄奥联军惨败，一年后神圣罗马帝国寿终正寝。
复杂的帝国首相梅特涅
1848革命之年，哈布斯堡王朝在中欧的统治摇摇欲坠。
茜茜公主
弗朗茨·约瑟夫时期的维也纳
1900年维也纳街头，人类群星闪耀的瞬间。
《玛丽亚希尔夫大街》奥古斯特·曼德里克，1934年。
而正是匈牙利，为玛丽亚·特蕾莎卷土重来保留了唯一的希望。1741年6月，玛丽亚·特蕾莎加冕匈牙利女王，随即在布拉迪斯拉发召开匈牙利议会。玛丽亚·特蕾莎头戴皇冠，泪流满面，怀中紧抱着只有三个月大的皇子，约瑟夫（后来的约瑟夫二世），所有到场的匈牙利贵族纷纷慷慨陈词，许诺将为她献出“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尽管对宪法准则充满困惑，他们依然尊称她为“我们的国王”。尽管议会从未真正打算兑现自己的承诺，但匈牙利女王的头衔无疑为玛丽亚·特蕾莎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大大鼓舞了部队的士气。她决定暂时放弃与腓特烈在西里西亚的争夺，集中力量对付巴伐利亚人，1742年，波希米亚光复，数月后，查理·阿尔布雷希特的都城慕尼黑也被占领。作为对捷克人投靠腓特烈的惩戒，她在摩拉维亚城市奥洛莫乌茨市中心拆除了集市广场，并在此处建起了一座规模巨大的兵工厂以儆效尤。
在1741年的布拉迪斯拉发，玛丽亚·特蕾莎还是一位悲痛欲绝的少妇。而连战连捷之后，现在的她俨然一位英姿飒爽的亚马孙女战士。1743年1月，玛丽亚·特蕾莎为国人精心准备了一场盛大的女子马背秀。16名来自皇家宫廷的妇女，紧随头戴三角帽的皇后，分别骑马或驾车在维也纳穿城而过，行进中的队伍不时举枪向天空射击。在西班牙马术学校中，一场别开生面的演习赛已接近尾声，玛丽亚·特蕾莎与诺斯提茨伯爵夫人正在对冠军锦标展开角逐，只见年轻的女王高举长矛，接连刺中裹着土耳其头巾的陶人脑袋。女骑手们“洋溢着雄性荷尔蒙”的精湛骑术令现场观众过目难忘。出于特殊的身体原因，女王只能横坐在马鞍之上。尽管当时只有25岁，但她已经怀上了第六个孩子——在前后20年时间里，玛丽亚·特蕾莎一共产下了16个孩子。
玛丽亚·特蕾莎完美融合了母性的博爱柔美和雄性的坚韧勇敢，成为欧洲大陆广受追捧的君主。在英国，为了招揽生意，酒馆外会挂上她的肖像。一位英国人在回忆哈布斯堡王位争夺战时说道，“当年，匈牙利女王的肖像遍布大街小巷，在整场战争中，我们心甘情愿为她而战，也为她沉醉”。如果年轻的玛丽亚·特蕾莎能听到这番真情告白，她一定不会辜负这些溢美之词——即便在身怀六甲时，玛丽亚·特蕾莎依旧夜夜笙歌，通宵玩牌，不醉不休。一直到进入生命的第30个年头后，在第11个孩子的妊娠期中，她才稍加收敛，每晚十点按时就寝。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一直持续到1748年。尽管玛丽亚·特蕾莎对和平的代价耿耿于怀，但胜利无疑是属于她的。的确，她几乎将整个西里西亚拱手送给了腓特烈，但在其他各处战场上，玛丽亚·特蕾莎所向披靡，从敌人手中夺回了失去的领土。1745年，时运不济的查理·阿尔布雷希特（史称皇帝查理七世）寿终正寝，通过游刃有余的外交斡旋，玛丽亚·特蕾莎成功协助自己的丈夫，洛林的弗朗茨·史蒂芬登上了帝国最高权力宝座。弗朗茨·史蒂芬全票当选皇帝，就连普鲁士选侯腓特烈也为他投出了自己的赞成票。然而，玛丽亚·特蕾莎却以节约开支为由，拒绝站在弗朗茨·史蒂芬身旁加冕皇后，而是从一座私宅的阳台上，默默观看了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加冕礼。即便如此，在公开场合中，她依然采用皇后的头衔。在这对皇室伉俪的所有画像中，皇后总是散发出一股舍我其谁的强势气场。弗朗茨·史蒂芬的朝代也没有依照惯例，根据他的出身被命名为洛林王朝，而是作为妻子显赫家族的注脚，共同缔造了奥地利洛林王朝（后世称为哈布斯堡-洛林王朝）。
1748年签订的《亚琛条约》，为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画上了句号，却没能给欧洲大陆带来久违的和平。玛丽亚·特蕾莎立即开始组建盟军，幻想从腓特烈二世手中重新夺回西里西亚。数百年来，法兰西一直是哈布斯堡帝国的主要威胁。然而皇后现在意识到，“无论奥地利对法兰西的仇恨多么根深蒂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才是皇室的致命天敌”。此后，她开始重用伯爵考尼茨，亚琛和谈期间的首席谈判代表，后来的奥地利首相。1749年考尼茨建议皇后放弃她的海上盟友英国与荷兰联省共和国，转而与路易十五进行联合。法兰西国王对奥地利人大胆的提议满腹狐疑，但在情妇蓬帕杜夫人的从中斡旋，以及英法北美开战的双重影响下，路易十五打消了顾虑，法奥同盟的建立奏响了“外交革命”的崭新乐章。
不出所料，腓特烈二世率先打破了和平。1756年，腓特烈入侵萨克森，只因错误地相信其国王加入了反对自己的联盟。在随后的七年战争（1756—1763）中，哈布斯堡家族本已胜券在握。除法兰西之外，哈布斯堡阵营中还包括了瑞典、俄国以及大多数神圣罗马帝国诸侯，联军总数多达50万之众——是腓特烈军队人数的整整两倍。1757年，匈牙利骠骑兵甚至短暂攻占了柏林城，然而，皇后的将领们长期浸**在防御战的传统模式中，对在敌国领土上开辟战场的想法不以为然，决胜的良机就这样转瞬即逝。就这样，在收取了一笔赎金之后，柏林被轻易放弃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赎金中还包括12双献给皇后本人的手套。此时，面对英军在北美和印度战场上的步步紧逼，路易十五不得不从欧洲抽调兵力支援海外作战。然而祸不单行，1762年俄国盟军的背信弃义，迫使孤军奋战的玛丽亚·特蕾莎再次求和，并吞下失去西里西亚的苦果。
考尼茨的“外交革命”无意中帮助英国实现了全球霸权的美梦，同时见证了法兰西军事实力的日薄西山，而这一切并未给玛丽亚·特蕾莎带来任何利益。讽刺的是，玛丽亚·特蕾莎的领土野心几乎都是在宿敌腓特烈二世的协助下实现的。1770年，在腓特烈的默许下，她占领了波兰边境的斯皮什地区，两年后，她又加入了普鲁士和俄国首次瓜分波兰-立陶宛的行动（随后两次瓜分行动分别发生在1793年和1795年，导致波兰-立陶宛被从地图上彻底抹去）。皇后本人也意识到，自己乘人之危的行径堪称“寡廉鲜耻”，而考尼茨则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失体面”，但是就像腓特烈本人对皇后的评价一样，“她一边哭泣一边掠夺，哭得越凶，拿得越多”。的确，在瓜分波兰的盛宴中，相较于玛丽亚·特蕾莎，无论是腓特烈二世还是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大帝，都无法望其项背，贪婪的皇后为她的国家掳夺了8.3万平方千米（3.2万平方英里）的领土和260万人口。在玛丽亚·特蕾莎皇后的统治末期，在她的中欧领地上，人口总数几乎达到了惊人的2000万。
战争几乎耗去了玛丽亚·特蕾莎统治生涯的半数时间。以财政改革为标志的开源节流措施，为她顺利开展军事行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老谋深算的霍格维茨伯爵的建议下，她增加赋税，并通过签订十年协议对议会进行约束，从而节省了每年讨价还价浪费的大量时间。此外，她还废除了许多曾被议会把持的财政特权。当议会势力发出抱怨时，皇后做出了强势回应。面对喋喋不休的卡尼奥拉议会，她就税赋议题批复道，“皇室明确要求以下款项获得即刻批准”。同样，1775年，在为自己吞并的波兰-立陶宛领地颁布宪法时，她剥夺了议会关于税赋的一切话语权，如今这块领地被冠以宏伟的名称——加利西亚和洛多梅里亚王国。当他们收到筹款命令时，她这样补充道，议会无须考虑“是否妥当”，只应思索“如何完成”。
在玛丽亚·特蕾莎的治下，议会势力日益衰落。有些议会化身礼仪机构，每年仅象征性召开几个小时，有些议会成为中央政府的传声筒，忙于分担冗杂的政务、视察乡土民情，还要应付中央没完没了的政令通告。即便在匈牙利，议会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1765年后，无论是玛丽亚·特蕾莎，还是他的儿子兼继承人，不约而同地选择对议会的存在视而不见。政务事宜一概下放至地方郡县政府管辖。尽管没有主动配合的义务，但郡县政府人员极少忤逆上级命令，他们明白，抗旨不遵只会招来军队的粗暴干涉和钦差大臣的严厉审查。在哈布斯堡的所有领地中，或许只有匈牙利，依然处于贵族阶层而非公务人员的统治之下，然而作为名义上的统治者，如履薄冰的匈牙利贵族实际上早已在玛丽亚·特蕾莎**威下，沦为任人摆布的政治木偶。
在行政体系顶端，盘踞着一个日益膨胀的中央官僚系统，在一个“超级内阁”的带领下，维持着众多职能重叠、运作混乱的政府部门。这套霍格维茨伯爵于1749年为波希米亚和奥地利量身打造的行政体系，被称为行政与财政总部。然而，随着财政职能被收归国库，行政职能被单独剥离，由此而诞生的新机构被命名为波希米亚奥地利宫廷联合总理府，其下依次设立了省政府和特区政府两级行政机构。1760年，考尼茨设立国务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各级行政机构，七位国务委员不但需要为国王提供宏观决策咨询服务，同时负责处理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具体问题。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继续保留独立的总理府，17世纪90年代，两国总理府被迁往维也纳，在位于一个小酒馆二楼的局促空间内共同办公。
政府依然行使着基本行政职能，首都分布着各种权力部门。直到18世纪70年代，大部分公务人员的办公时间仍毫无规律可言，甚至经常在家办公（其后，政府内部开始在名义上推行早8点到晚7点工作制，午休时间三小时，周末加班）。在约瑟夫的亲身感召下，政府公务程序日益步入正轨。约瑟夫对公务员进行严格约束——要求他们务必献身行政事业，谋取公共福利，自觉抵御贿赂及一切**的腐蚀，并接受年度评估的监督。作为回报，公务人员可以定期领取一份微不足道的俸禄、享受退休养老金的保障、获得各种荣誉勋章以及一套镶有金色或银色纺锤形纽扣的深绿色制服。事实上，现实中的工作场景常常与约瑟夫的设想大相径庭。几十年后，公务员兼剧作家弗朗茨·格里尔帕策（1791—1872）简短概括了自己每天的工作状态：“正午时分到达办公室，于百无聊赖中，开始阅读修昔底德。”
尽管行政系统的规模并不庞大，首都公务人员数量有1000左右，但政务工作的开展已经日益浸入哈布斯堡社会的肌肤纹理中。玛丽亚·特蕾莎的连年征战需要将现有军队规模扩充3倍。当时，军队兵源主要来自志愿入伍和行省当局强制征募两种渠道。有关身患残疾的旅行者被强征入伍，以及强迫普鲁士战俘换上奥地利军服之类的下作之举在当时屡见不鲜。1760年，一套全新的“区域征兵制”开始得到推广，这一制度完全仿效了普鲁士的兵役制度。新设立的各大军区，负责为哈布斯堡军队输送兵源，征兵委员会和民政官员共同负责对适龄劳力进行登记造册。他们首先遴选出缺乏经济价值的男性居民，这也是最适合参军入伍的群体，同时派出征兵队进行兵源选拔。
全新的兵役制度要求对人口信息进行彻底普查，普查对象甚至还包括在战时可供征用的牲口家畜。尽管考尼茨发现了整个普查运动的骇人之处，因为它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全面军事化，“这是一种闻所未闻的奴役和暴政，是令普鲁士政权臭名昭著的罪魁祸首”，但仅凭一己之力他也无法阻挡历史的进程。数年后，普查人员公然开始对市民住宅进行编号，以便提高征兵工作的效率。编号格式遵照统一规定：使用黑色数字，在正门上或正门旁离地三英寸处进行标记。面对民众对编号行为侵犯隐私的控诉，官员狡辩称即便皇宫建筑也不能例外。无论如何，人口普查和房屋编号都释放出清晰的信号，一个面目全新的官僚主义政权已经开始了热火朝天的运转，其中，一位普鲁士支持者鼓吹道，“每一位市民都是组成这架国家机器的齿轮和零件”。
[1] 第四次俄土战争。——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