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七月二十六日，南昌。

在位于南昌东北部的水面之上，大大小小的战船被铁锁牢牢连在了一起，组成了一道“战舰长城”。在这座“长城”之上，兵马往来如履平地，战舰的箭楼上兵士盔明甲亮，这支部队就是宁王朱宸濠的叛军。就在朱宸濠以为胜券在握的时候，突然从远处的江面上冲出一艘艘“火船”，这些小船借着风势，就像脱缰的野马一般扎向宁王的战舰，顿时木质的战舰被吞噬在熊熊烈火之中。火海里，战马的嘶吼与兵士的惨叫混合在一起，有的人受不了大火的炙烤纷纷跳入水中，在水面上形成的一道道火墙映红了整个江面。此战宁王大败，叛军焚溺而死者达3万余人，朱宸濠及世子被擒。从六月十四日起兵到七月二十六日被擒，宁王叛乱仅仅持续了四十二天，而擒获宁王的人就是著名的心学大师——王阳明。

明宪宗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的一天，浙江人王华心神不宁，因为他的妻子已经怀孕十四个月了还没有分娩。这天晚上王华的母亲岑老夫人梦见神仙从云中吹奏着乐曲飘逸而来，微笑着将一个孩子送到她手中，老太太从梦中笑醒，而此时王华怀胎十四个月的孩子正好降生，于是王华的父亲王伦便为孙子取名为“云”，以应天意。小王云虽然健康机灵，但是到五岁时还不会说话，真是“贵人语迟”。有一天，王云在家门外戏耍时碰到了一位僧人，游僧看见他十分惊奇，停下脚步忍不住摸着他的头自言自语道：“好个孩儿，可惜道破！”祖父王伦知道后暗忖良久后忽然想到：“云（雲）”上有“雨（语）”，云一直被雨（语）压着，故孩子始终不能言。王伦便根据《论语·卫灵公》中“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将孙子的名字改为“王守仁”，他就是后来著名的心学大师王阳明（阳明是王守仁的号，因为他曾在会稽山阳明洞修炼，所以世称阳明先生）。不知是巧合还是真的参透了天机，改名后不久王阳明就开口说话了。

王阳明是琅玡王氏后裔，我国古代先贤不管是诞生还是成长中都会伴随着超自然的传奇故事，不管王阳明的出生是否真有过神奇的经历，他确实成了一个时代的圣人。其不仅仅是我国历史上的心学大师、思想家，他的学说更是影响到了朝鲜、日本等东亚邻邦。

王阳明的一生充满了神奇的色彩，经世治国、文武双全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作为文人，除了在心学方面的巨大成就，诗词文赋也是无所不通，其文章多篇收入《古文观止》，晚年的《居越诗》十六首更是佳作。王阳明深知文治国、武定边的道理，弓马骑射样样精通，充满豪侠之气。年仅十五岁的他有一次到关外游历的时候碰见了两个越边的鞑靼人，王阳明拈弓搭箭便射，两人双双中箭惊惧而逃，少年英气可见一斑。

王阳明三十四岁时，因为反对当朝宦官刘瑾弄权而被贬到贵州龙场驿。这里蛇蝎横行，瘴气弥漫，驿站也是破败不堪，他只得前往驿站不远处的山洞寄宿。恰恰是在龙场驿“居夷处困”，让他有了足够的时间顿悟心学，在这里独处时，王阳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他认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他领悟到天下事物的对错本是存于人心中的。一次在和朋友出游的时候，友人不太赞同王阳明的观点，于是指着山间岩石中开花的树质疑道：“这株花树在山间自开自落，这和我们的内心有什么关系？”王阳明说道：“你未见花时，它黯然无色；当你深入山间欣赏到这一美景时，花朵便鲜艳无比。怎么能说和我们的内心没有关系呢？”“心外无理，心无外物”——王阳明认为天地万物的主宰就是自己的“信念”，每个人的心中都存在着良知，存在着智慧，每个人都能通过自己的磨砺达到圣人的境界，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

除了在心学领域的成就，王阳明非凡的军事才能更是让他超出了心学大师的范畴。我们前面提到他曾经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也因为此次战功被封为新建伯。除此之外，嘉靖年间，王阳明还平复了思州和断藤峡的叛乱，展现出惊人的军事才能。思州和断藤峡的叛乱平复速度之快，付出代价之小，甚至一度让嘉靖皇帝觉得王阳明是在虚报战功。据《明史》记载：“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意思是说有明一代，文人善于用兵的，没有人超过王阳明。

有明一朝，文人尚武是一个明显的社会现象，很多文臣都成了文武双全的治世之才，撰写的兵书都成了后世传诵的经典之作，这与明朝的政治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曾说过：“明代一困于也先，再困于满洲，三困于倭，四困于流寇，士大夫皆有用兵之心，故就古籍论兵及纪兵事者加以讨究，遂成巨帙。”明朝国家边防始终处于动**之态，蒙古、倭寇、女真等外敌无时无刻不在觊觎明廷，北疆不宁，海防动**，几乎每朝都有边患战争。另一方面，由于孝宗的军备改革，文臣统率兵马的机会大大增加。武以定国，文以治国。文武二途“不可偏废”成了明朝中后期士人的共识。这种共识不仅仅体现在出现了诸如王阳明、王越这样的“文臣元帅”，民间的基层士子之中对于尚武情怀也是达成了高度一致。如安徽徽州人吴子钦早在中生员之前，就喜欢“习技击”，考取功名之后出门仍旧是身穿窄衫，袖中藏双铁尺，俨然一副大侠打扮；徽州生员王寅，曾经上少林寺习武，后转投胡宗宪幕府；崇祯时期复社成员诗人孙临谈兵法、习武功、穿胡服、骑战马，作战时经常是“跃马深入，为诸军先”，自号“飞将军”。由此便不难理解，在这种政治环境中，王阳明理所当然地成了士人心中的榜样。

梁启超曾经说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半圣人”，两个圣人指的是孔子、王阳明，半个圣人指的是曾国藩，出发的论点是：立德、立功、立言——品德高尚，世人皆认同；立下不朽之功；创立经得起论证的学术理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王阳明当之无愧。王阳明最后在绍兴居住的时候，很多学生从四面八方赶来研学，他们“裹粮而来”，王阳明住所一时成了“打卡胜地”，学生们“更相就枕席，歌声彻昏旦”。比起战功，王阳明的心学更是被传习百年，堪称经典。阳明心学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知行合一”——要知，更要行，这与我们常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另一方面，王阳明反对程颐、朱熹对事物追求“至理”，他认为事物的发展是无穷无尽，随时变化的，“理”只有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故提倡“致良知”。我们现在常说“不忘初心”，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很多人都在生活中蝇营狗苟，既忘记了自己的初心，也丢掉了道德的底线。良知既可以是人格中的道德底线，也可以是“大智慧”，只有去探寻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才能真正领悟到为人处世的真谛。在阳明心学中，还提出了不论是圣人还是普通人本质都是相同的观念，这一观念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是思想的超越与进步，阳明心学也被学术界称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最早的启蒙哲学。

不但如此，阳明心学还漂洋过海成为朝鲜、日本等国学者研究的对象。以知行合一、致良知等为主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实用学说在日本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一度被誉为“显学”。

由于阳明心学强调以心为本，可以说是体验式哲学，这与认知式的西洋科学和朱子理学相比，更适合注重实用主义的日本人的思维习惯。大多数学者认为，阳明心学在日本的开创者是中江藤树（1608—1648），他早年学习朱子理学，后来接触到了《王龙溪语录》，逐渐开始研究《阳明全书》。读了《阳明全书》，竟然令他“心似回春”，并赋诗曰：“致知格物学虽新，十有八年意未真。天佑夏阳令至泰，今朝心地似回春。”他力求像王龙溪那样把阳明心学普及到庶人中去，并断言“心学为由凡夫至圣人之道”。于是在近江设馆令其徒皆攻读《阳明全书》，中江藤树被奉为“近江圣人”，也被称为日本阳明学派的开山鼻祖。他主张处事要以实践为主，以变化的角度看待和思考问题，提倡经世、事功，形成了日本阳明学派的思想。日本幕府时期的文教政策对官学以外的学派比较宽容，阳明学说也正是在这个文化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得到了快速传播，18世纪以后，阳明哲学普遍受到了日本庶民阶层的青睐。佐藤一斋（1772—1859）对阳明心学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在日本社会上层朱子学独尊的形势下，大力传播心学。他从事教育70年，听其讲学者常满堂盈庭，开创了幕末王学的先河。他在《言志四录》等著作中大力宣扬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如“就心曰知，知即行之知；就身曰行，行即知之行”等，在广大民众中有广泛的影响。特别是他培养的大批学生中有很多人成为明治维新的骨干，安积艮斋、渡边华山、佐久间象山等都出于其门下。佐久间象山还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口号，为开港倒幕作了思想准备。另一位阳明心学的忠实拥趸——吉田松阴（1830—1859）认为王阳明的《传习录》“皆言会当心”，他主办了松下学塾，也培养了一大批倒幕维新志士，其中就包括日本近代著名的政治家——伊藤博文。

日本幕府末期到明治维新时期，因为国家面临着巨变和动**，这一时期的学者普遍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些有识之士认为，确立以深刻的自我体验为本的心学才是维系国家社会之纲纪的根本，唯有如此才能使国家社会开始实现真正的安宁与和平。在日本明治维新的过程中，很多重要人物都研究过阳明心学，他们十分看重阳明心学中强调人的精神力量、意志，强调实践的说法，要求以实际行动变革社会。而王阳明的思想也被当时日本“开国”“求维新”和“独立主权”者用以反对“锁国”，为他们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和理论基础。幕末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高杉晋作曾作诗盛赞阳明心学：“王学振兴圣学新，古今杂说遂沉湮。唯能信得‘良知’字，即是羲皇以上人。”

王阳明虽然出身于官宦之家，但从未有过安于享乐、不思进取的时候，反而从小就立志要堪比圣贤，而自强不息也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核心之一。在社会主流价值观沦丧的环境中，他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与目标，执着地与困难作斗争，并且始终保持着独立的思想与人格，这才是其在后世被海内外所传颂与敬仰的重要原因。正德时期是大明历史上最为荒诞不羁的时期之一，相对于出在民间的圣人王阳明，正德皇帝朱厚照不但没有仁君之相，反而更像是个历史的“玩笑”。

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正月十六日，紫禁城。

因为过年，宫内一片张灯结彩，充满了喜庆祥和的气氛。这年春节，宁王还特地进献了许多样式新奇、造型别致的花灯，配上宫内御制的宫灯，紫禁城顿时变成了“不夜城”。这天夜里，为了烘托节日的气氛，宦官们在城内燃放了烟火，谁知不幸引燃了储存的火药，顿时大火在宫内蔓延开来，就连乾清宫也着起了大火。这场大火来势凶猛，火光在黑夜中数十里可见，就在宫人奋力救火的时候，远在西华门的一个人凭栏观望着火势，似乎一点也不着急。看了一会儿，他竟然嬉笑着对左右的人说：“是一棚大烟火也。”这个人，就是明朝第十位皇帝——明武宗朱厚照，而武宗所在的正德朝，就是这么的荒诞不羁，既不“正”，也无“德”。

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紫禁城内诞生的一位皇子引起了众人的注目。因为这个孩子的出生日期“弘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申时（辛亥年甲戌月丁酉日申时）”所对应的“八字”太好了，刚好是“申、酉、戌、亥”，这在封建社会看来是“贯如连珠”的大贵命相，和太祖朱元璋颇为相似。朝臣们似乎看到了大明雄起的希望。更为特殊的是，他是明朝立国到弘治朝为止，真正有希望成为皇帝的第一位血统纯正的嫡长子。我们前边说过，在我国封建社会，皇位的继承讲究的是“嫡长子”继承制，而从明朝开国到弘治一朝，只有洪武时期立的太子朱标勉强算得上是嫡长子（朱标出生时朱元璋还不是皇帝）。这个血统纯正的男孩被寄予了厚望，并且取名“厚照”，这个来自《周易》和《尚书》的名字意为“光被四方”。

朱厚照确实是大富大贵之相。他在五个多月大时就被册立为太子，这比起世宗时代太子之位悬而未决长达几十年来说简直是光速。他出生的时候，父亲打造的“弘治中兴”让大明王朝从英宗时代土木堡之变的阴霾中走了出来，明朝的国力得到了一定的恢复。比起明朝其他太子多是在兢兢战战中度过储君的时光，朱厚照可以说是从蜜罐里长大的。他不到八岁就出阁读书，父亲孝宗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为了让这个孩子日后大有出息，精心挑选了一班鸿学大儒组成太子的讲师团，课程也是安排得满满当当——早朝后，皇太子出阁升座，先读“四书”，则侍读官向前伴读十余遍，次读经书或史书，则侍读官也向前伴读十余遍，务要字音正当，句读分明，读毕散班。至巳时，皇太子复升座，先讲早所读“四书”，则侍讲官向前进讲一遍，次讲所读经史之书，则侍讲官亦向前进讲一遍，务要直言解说，明白易晓，讲毕散班。其他如练字、骑射也是一样不落。

太子也是很争气，日常对学业是勤学苦练，寒暑不辍，对孝宗及其他朝臣也是举止得体，礼仪到位。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明朝很有可能会迎来一位复兴之主。但是慢慢地，孝宗发现太子“学坏了”。经过调查，孝宗终于发现症结所在——在正德朝有名的大太监刘瑾等人的陪伴下，太子渐渐养成了喜好游乐骑射、放鹰逐犬的顽劣性格。选了好老师，却忘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孝宗忽视了朝夕相伴的人才是影响最大的，这给朱厚照的成长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朝官杨廉曾经上疏建议选择年少、品学兼优者每日与太子伴处，可惜孝宗未能接纳。在朱祐樘看来，猎鹰骑射也没有坏处，成祖、宣宗都是文武兼备的一代英主。尚武是没有错，但是朱厚照的骑射不过是纯粹的玩乐，正所谓“患生所忽，事起细微”，就是这个不经意的习惯，让朱厚照与英主失之交臂。孝宗在晚年弥留之际曾经反思过自己的这个过失，谓太子“年幼好逸乐”，然而悔之晚矣。

朱厚照这个年纪正是一个人价值观养成的重要阶段。虽然七岁就出阁读书，但是在刘瑾等人的影响下，朱厚照的学业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到武宗登基，他前后一共学习了七年的时间，前期的学习成绩尚可，可是登基之后，武宗逐渐将包括日讲在内的所有学业都停了下来，前后七年所接受的教育仅仅是未读完的《尚书》与《论语》，这在以科举取才闻名于世的明朝简直就是个“半文盲”。继位之后，朱厚照年幼时期养成的顽劣性格也毫无保留地表露出来。仅仅四个月后，武宗就开始微服出宫游玩，并且在刘瑾的引导下“越玩越大”。

他在宫中模仿建立市井，其中充斥商户甚至是妓院，自己则模仿富商易市。不久之后更是搬出了大内，居住在西华门的豹房之内，日夜作乐，甚至连朝会都停止了，开启了“君王不早朝”的先例。从种种荒诞的表现来看，朱厚照完全没有做好执掌帝国的准备，就是一个还未脱离青春期的“懵懂少年”。在他的眼里，九州万方、军国大事都只不过是游戏罢了。但就是这样一位少年，却也有过人之处，那就是对军事的天生爱好，并且有幸在短暂的一生中展示了自己的军事天赋。

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十月，鞑靼小王子叩关来袭，朱厚照以“大将军朱寿”的名义统兵出战。此战中，武宗展现出超常的军事天赋，整个战役期间调兵遣将，运筹帷幄，临危不乱，最终指挥明军在山西应州击退蒙古军队，使得明帝国北方边境取得了难得的安定。

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六月十四日，江西宁王朱宸濠起兵作乱，朱厚照再次御驾亲征。但就是在如此紧要的时刻，朱厚照还不忘记在行军路上寻花问柳，以至于还未赶到战场王阳明就已经将叛乱平定下来。任性的朱厚照甚至想要将宁王放走自己再亲自捉拿过过瘾，他怎么也想不到这次南征断送了自己的性命。在大军经过清江浦时，朱厚照玩性大发，自驾小船捕鱼玩耍，结果跌落水中，不懂水性的武宗虽被人救起但是却患上了肺炎，一病不起。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自知大限已到，良心发现留下了“前事皆由朕误，非汝曹所能预也”，驾崩于豹房，年仅三十一岁。

武宗一朝，先后有两位藩王反叛起事，可见朝政废弛到何种地步。更危险的是第二次宁王造反，朝中居然还有些大臣持观望态度。作为一个皇帝，朱厚照的顽劣成性和荒诞不羁让刚缓过劲的大明帝国又遭受到了重创，本来逐步趋向政治清明的朝局又逐渐被宦官把持，权奸跋扈盛极一时，而首推代表者就是正德朝的著名太监——刘瑾。

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六月，刘瑾成了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权力最大的司礼监的掌印太监，开启了自己的“立皇帝”生涯（由于权势滔天，人们将刘瑾形容为“立皇帝”）。在怎样擅权方面，刘瑾可谓做足了功课。他总是趁皇帝寻欢作乐时才上奏本，每次武宗玩得高兴，一看有工作要烦自己，就对刘瑾说：“我用你干什么？”于是，很多事情刘瑾便自作主张定下来。

当时臣工要给皇帝上书，要先用红色帖子誊抄送给刘瑾，称为“红本”，奏疏中对刘瑾只准称“刘太监”。一次都察院在奏疏中不小心写上了“刘瑾传奉”的字样，刘瑾看到后恼羞成怒，骂得都御史屠滽带领下属下跪道歉才算了事。有些大臣拜见刘瑾时为了巴结他竟称他为“顶上”，或自称“门下小厮”，毫无文人风骨。对于敢跟自己作对的大臣，刘瑾则全方位地打击报复，甚至滥杀无辜。御史王时中，郎中刘绎、张纬，参议吴廷举等因曾上疏揭发刘瑾、两厂总镇太监潘忠劣迹或其他一些小过失，被施以戴枷的刑罚，这些大臣被枷得奄奄一息后又被流放充军，顺天府丞周玺以及五官监候杨源因为触怒阉党竟然被廷杖致死。刘瑾一时间权倾朝野，不要说文武大臣了，就连王公贵族见他时都要叩头、作揖。

正德一朝，宦官乱权尤为严重，武宗在东、西厂之外又设内行厂，由刘瑾指挥，东、西二厂也要受他监视。两厂派出的特务在民间横行，以至于乡间有人见到鲜衣怒马、操京师口音的人就吓得四散躲避。刘瑾在掌权的同时也大肆搜刮民财，他向武宗建议更换镇守太监需要新人上贡费用一万到二万两银子不等，又奏请设立皇庄三十多处敛财，供武宗挥霍并从中贪墨，这些皇庄共占地三万七千五百九十五顷。他还插手盐务和官员的考核任免，在这些事务中中饱私囊。

明朝中后期很大一部分士人读书做官就是为了“衣锦还乡”，而还乡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整修祖坟，以乞求先祖保佑，太监也不例外。刘瑾在自己的家乡大兴土木，为父母兴建了祠堂、坟茔，令地方官每年祭拜。这还不够，他又在京师朝阳门外霸占了几百顷地用来盖玄明宫，供奉玄天上帝，其规模极为宏大壮丽，用材奢华考究，彼时人称为了这个工程“千人力尽万牛死”，工程完毕后“南国楩樟尽，西峰土石穷”。不久之后，刘瑾又奏请在朝阳门外猫竹厂地以供香火，拆毁了官民房屋一千九百余间，发掘了民坟两千五百余家，以至于白骨累累暴露于野，冤号之声沸于郭外。

刘瑾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民变。一次刘瑾下令把在京师谋生的外地佣工全部轰走，寡妇一律嫁人，未葬的尸体都要火化。如此离谱的命令引得京师**，酒保、磨工、卖水者等千余名“京城务工者”相聚于城外，声言拼死要刺杀刘瑾。此次民变虽然被平息下去了，但是更大的事件马上又发生了，那就是正德朝的另一起藩王叛乱——安化王叛乱，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刘瑾的败亡。

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四月，安化王朱寘鐇以诛刘瑾为名起兵造反，明廷派遣都御史杨一清、太监张永为总督前往讨伐。张永、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等几个曾侍候过太子的宦官和刘瑾一起组成了正德朝的权宦集团，称之为“八虎”。而张永和刘瑾虽然同是宦官，但是两人却有嫌隙。

杨一清乘机煽动张永，二人遂决心除掉刘瑾。在平定叛乱后武宗设宴慰劳张永，等刘瑾离席之后张永拿出安化王的讨伐檄文给武宗看，朱照厚看完之后沉默不语，突然低着头说了一句：“刘瑾辜负了我。”于是下令连夜缉捕刘瑾，之后在抄家的时候从刘瑾家中搜出私刻的皇帝印以及盔甲、弓箭、龙袍、玉带等各种禁品，还发现刘瑾经常拿着的扇子里竟然藏有两把锋利的匕首，与此同时，抄没出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元宝五百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两斗等巨额财产。武宗勃然大怒，下令把刘瑾千刀万剐，凌迟三日。行刑当天，被刘瑾迫害的人家纷纷以一钱买下从他身上切下的一小片肉，祭祀被冤死者，甚至有人生吃刘瑾的肉以泄愤。一代阉首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

正德时代，是颇有争议的一朝。很多学者认为武宗荒**暴戾，荒诞不经，一生所建实无；但也有学者认为明武宗天资聪颖，思路清晰，大事上一点不糊涂，应州大捷就是佐证。另外武宗在语言方面颇有天赋，甚至于梵文、阿拉伯文都是一学就会。历史就是这么讽刺。正德一代如果非要说有和年号匹配的事情发生的话，可能就是阳明心学的发扬光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