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市），总兵府。

一位异装打扮的猛汉被总兵府的兵士牢牢按住，他不停地大声呼喊，咒骂声中不时夹杂着听不懂的语言。离总兵府不远的驿馆，一百多位异装兵士冲向大街，但还没走多远就被街巷中埋伏的明军团团围住，一场厮杀在市井之中顿时展开。刀光剑影之后，异装士兵中有二十六人被当场斩杀。这些人是来自辽东的建州女真人，而被擒的猛汉是建州女真首领之一——爱新觉罗·董山（充善）。

董山被擒后不久，一支装备精良的明军就出现在了辽东的白山黑水之间。这支部队以左都御史李秉为提督、武靖伯赵辅为总兵官从抚顺出关，在东北牡丹江、绥芬河的广大区域之间对建州女真进行了一个月的“地毯式”围剿，配合参战的还有朝鲜军近万人。

此次军事行动中，建州女真老营被明朝联军完全摧毁，明军攻破女真佛阿拉、戴咬纳、嘹哈、朗家等寨。朝鲜军队更绝，主将康纯、大将鱼有诏分别扑向建州卫所在地婆猪江两岸与吾尔府等处，攻破李满住（ 建州女真首领之一，清朝皇室先祖之一）父子据守的山寨后，大肆斩杀女真人，李满住与其子李古纳哈死于乱战之中。意犹未尽的鱼有诏令军士在寨中大树上刻写“朝鲜主将康纯、大将鱼有诏等灭建州卫兀弥府诸寨，捣落屯落而还”，随后押解俘获的建州卫人畜而返。经过此战，建州女真被明廷剿灭殆尽，山寨尽毁，牛羊全无。剩余的部族成员遁匿于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而被俘获的女真人则被谪戍福建等省份。

这就是“成化犁庭”事件，也称“丁亥之役”。此次军事行动之后，明军主将赵辅在其《平夷赋》中描述道：“强壮就戮，老稚尽俘，若土崩而火灭，犹瓦解而冰消，空其藏而潴其宅，杜其穴而空其巢，旬日之内，虏境以之萧条。”此次战役让建州女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为东北地区争取了半个世纪的稳定状态。而这场军事行动的最高指挥者就是明帝国的第八位君主——明宪宗朱见深。这位继位没几年的皇帝，对建州女真在东北地区的劫掠行为忍无可忍，做出了“犁庭扫穴，绝其种类”的指示。然而，清朝入主中原后在组织撰修《明史》的时候将此事刻意地淡化了，所以这场战役不为大多数人所知。

成化三年的犁庭军事行动结束不久，董山就被明廷处决了，而董山还有一个身份——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五世祖。《明史》是清廷组织编修的，对于这种祖先被灭的丑事，怎么能大肆宣扬呢？于是宪宗成了清廷眼中的灭族仇人，清朝谷应泰（清代文苑第一人）在《明史纪事本末》中对明宪宗的评价极为负面：“宪宗躬法桓灵，养奸甫节。卿贰大臣，直皆收问；局司近侍，直得更张。槛车逮治，南署空曹；缇骑行边，北门不守。明世中人，多窃宠灵，亦未有显挈利器，授人断割如宪宗者昔。”谷应泰专挑宪宗被人诟病的地方，说宪宗照着历史上著名的昏君汉桓帝、汉灵帝学样子。封建帝王，即便是唐宗宋祖般的一代雄主，也有很多被后世诟病的缺点。我们现在品读的历史，很多的资料都经过了作者的主观加工，评价一个帝王是否伟大，应该尊重客观事实，看其在位期间社会及国家的发展程度。

宪宗在位二十三年，但是名气却不大，以至于大家熟知宪宗之父英宗，了解宪宗之子孝宗，唯独遗忘了宪宗，但这个皇帝也绝对没有谷应泰说的那么昏庸。

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北京。

这一年，景泰三年被废皇太子身份改封为沂王的朱见深，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二次转机，在夺门之变中复位的英宗恢复了朱见深的皇太子身份。然而，就在恢复身份的这个节骨眼儿上，大家发现册立诏书上写的名字居然是“朱见濡”，有的人甚至猜这家伙是不是英宗的私生子，最后才搞明白是起草诏书时把皇太子的名字给写错了。

朱见深被复立为皇太子时已经十岁了，但到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才出阁读书。他作为明朝的第八位君主，正好在明朝十六帝中间，而成化年也确实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大明王朝经历了土木堡之变、夺门之变之后，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大藤峡起义、荆襄流民暴乱，就连天府之国四川也是动**不安；边境土木堡的影响迟迟未消，蒙古不断犯边，女真也在东北蠢蠢欲动。十七岁的朱见深初登大宝，就遇到这一系列棘手的事，但是这位年轻的帝王却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成化犁庭就是成功案例之一。

明朝的疆域，在中外史学界一直存在争议。虽然在盛世的势力范围最大时东北抵日本海、外兴安岭，北达阴山，西至新疆哈密，西南达缅甸和暹罗北境，明廷还在青藏地区设有羁縻卫所，甚至一度击败安南，设交趾布政使司，但由于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复杂的民族关系，中央政府在西藏、辽东等边疆地区大多采用的是羁縻统治的方式，给予地区民族很大的自治权。

东北地区，虽然早在洪武时期就设置了兀良三卫，但蒙古旧部——鞑靼、瓦剌在此地区拥有着实际操控权；而明朝建国之初在东北设立的奴儿干都司，虽然范围囊括了今日亚洲远东地区的外兴安岭，直达鄂霍次克海，但是同样也是以册封女真部落首领世袭的间接统治为主。王朝强盛的时候以上地区还能臣服，土木堡之变之后这些部落就开始蠢蠢欲动，东北的女真人就是这样。

东北广袤的白山黑水之间，繁衍生息的女真人主要分为三大部：建州女真（主要分布在牡丹江、绥芬河及长白山地区）、海西女真（主要分布在松花江流域）和野人女真（散布于黑龙江沿岸与库页岛等地）。

永乐二年，明廷设立建州卫管理女真，后来又在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设建州左卫，委任猛哥帖木儿专管建州左卫事宜。这里的猛哥帖木儿就是清朝肇祖原皇帝爱新觉罗·孟特穆，猛哥帖木儿死后其弟凡察被明廷封为都督佥事。到了正统三年，建州卫迁到今天的赫图阿拉为中心住牧，随后建州左卫也迁移到不远的居佛阿拉城（今辽宁新宾永陵镇）。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明廷又设建州右卫，凡察掌右卫，委猛哥帖木儿之子董山掌左卫，以马尔墩岭为界，至此建州三卫形成，但是辽东地区却没有像明政府期望的那样风平浪静。因为建州女真接受汉化程度比较深，整体实力远大于其他两部，他们开始表达出对明廷朝贡体系的不满，要求提高入贡的关东货物和朝见使者的数量。同时建州女真频繁侵扰边境，掠夺边民的粮食财物，就连明廷的“小兄弟”朝鲜都不放过。

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辽东总兵官郑宏奏报董山带领部众从开原庆云堡以西深入大肆抢掠，庆云堡以东的见刺、榆埚等哨所也连升烟火告急。这一地区的矛盾本质在于女真族的逐渐崛起与明廷势力的冲突，让人不由得联想起几百年前女真人在完颜阿骨打的统领下席卷中国北方，打得辽和北宋无还手之力的景象。虽然这时候女真还没有强大到那个地步，但是前车之鉴历历在目，于是便有了本章开头一幕的“成化犁庭”。

实际上宪宗在位时期针对女真的成化犁庭军事行动一共进行了两次，第二次是成化十五年的建州之役。此次战役由抚宁侯朱永为总兵官，太监汪直监军，右副都御史陈钺参赞军务。经历过第一次犁庭事件的建州女真纠合海西、毛怜等部及蒙古兀良哈卫进犯开原、铁岭、广宁，并因朝鲜曾出兵帮助明朝攻建州卫而越境进行扰掠。虽然前期明廷进行了一系列的招抚举动，但是女真族还是咽不下这口气。据《明宪宗实录》记载：“成化十五年夏四月辛卯。治辽东守臣太监叶达、都督同知欧信、都指挥韩斌、崔胜、陈雄、叶广、罗雄、文宁、常凯、白祥、李宗，定辽等卫指挥夏时、王鉴、张宏、田俊、刘旺、石俊、萧凯、傅斌罪。各降级、罚俸有差，而右都御史陈钺、太监韦朗、都指挥周俊。……虏贼屡入辽阳、开原、叆阳堡等处掳掠杀伤官军，达等不能御，为监察御史所劾。”就连前期负责招抚的官员马文升也被朱见深撤职下狱，而后宪宗命朱永、太监汪直和陈钺进军辽东，征讨建州女真。此次军事行动的战果用朱永的话讲就是：“贼大败，擒斩六百九十五级，俘获四百八十六人，破四百五十余寨，获牛马千余，盔甲军器无算。”战后，抚宁侯朱永进爵为保国公。

此战过后，建州女真“流离四散，其余存者无几”，东北迎来了安定局面。成化犁庭对抗外族袭扰的铁血军事行动对维护国家安定具有重大意义。东北稍定，朱见深又将目光转向了西北。

“西有奢延水，西北有黑水，经卫（指榆林卫，今陕西榆林）南，为三岔川流入焉。又北有大河（指黄河），自宁夏卫（今宁夏银川）东北流经此，西经旧丰州西，折而东，经三受降城南，折而南，经旧东胜卫（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托克托县），又东入山西平虏卫（今山西朔州平鲁区）界，地可二千里。大河三面环之，所谓河套也。”这是《明史》对河套地区的描述，也是历史上第一次给这片东起贺兰，西至吕梁，南连长城，北依阴山的广袤又肥沃的土地一个统一的称呼。黄河在此集聚回流成一个巨大的“几”字，犹如一个巨大的套索，将这方圆两千里的肥美土地套住，故名“河套”，它还有个蒙古语名字——鄂尔多斯。

河套地区水草丰美，自古就是名马的产地，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击败中山与林胡，设立云中郡（今内蒙古），命代相赵固专管胡地，为赵国提供优良战马。河套马高近两米，耐力惊人，速度奇快。赵武灵王也凭借着这块风水宝地建立了自己的骑兵队伍，从此赵国傲视群雄。就在黄河画出的“几”字的另一端，甘肃、青海、四川三省交界处的青海省河南县则是另一种名马河曲马的产地，明廷专门设立朵甘都指挥使司，加强对当地的管理。通过茶叶换马匹的方法，明廷获得了大量的河曲马。洪武年间，一匹上等马最多可以换茶叶120斤，“茶马古道”也因此逐渐兴盛。

河套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外加秦渠、汉渠等人工灌溉系统的普及，整个地区非常适合农牧业发展，民间也有“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说法。其军事上的战略地位也十分重要，它像一个楔子插在大同、延绥与宁夏之间，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序》中说：“河套南望关中，控天下之头项，得河套者行天下，失河套者失天下，河套安，天下安，河套乱，天下乱。”因此河套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

北方的蒙古一直是明朝的噩梦，其就像一块牛皮癣一样，死死地粘在大明的肌肤上，怎么也摆脱不掉，让历代明君头疼不已。成化年居住在辽河、西辽河、老哈河流域（今吉林、辽宁西部及内蒙古东部）的兀良哈三部已归附明廷，但是居住在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及贝加尔湖一带的鞑靼部与分布在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流域（今我国准噶尔盆地和蒙古国西部一带）的瓦剌一直是北方边患。两部交替坐大，但是不论谁坐庄，都总是骚扰明廷。到了成化一朝，鞑靼部成了北方的新霸主。

作为游牧民族，本来居无定所。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长期骚扰北方边界的鞑靼孛来部被凉州都督毛忠大败，蒙古人遣使臣求和，要求“由陕西兰县入关（今甘肃兰州附近）”。之前的蒙古朝贡，都是由大同入关，大同是明朝的边防重镇，防守森严，入关后就只能老老实实地按照明廷的规划行贡。而兰县兵力薄弱，而且是通往河套地区的必经之路。每次入关鞑靼都在此地捎带着“打家劫舍”，同时河套地区水草丰美，鞑靼阿罗出部、孛来部、毛里孩部相继进驻河套地区，并长期驻扎，明政府给这种现象起了一个名字叫“套虏”。

鞑靼驻扎河套，明廷的北方防线完全暴露在了蒙古人面前。蒙古人的到来，也令当地的“土达”们十分兴奋。元朝对明朝的影响十分巨大，特别是军事上，明军中的精锐骑兵，很多都是降服明廷的蒙古人，像朱棣时期的朵颜三卫。彼时汉人称蒙古人为“达子”，而那些归附后在明廷定居但实行内部自治的蒙古人被称为“土达”。明朝政府给土达的待遇十分优厚，他们不用服徭役，也无须缴纳捐税，还可以在领地内放牧射猎。但即使如此，蒙古还是经常反叛。

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九边重镇之一固原地区，平凉卫正千户、当地蒙古首领满四发动反叛，“杀一伯三都指挥，官军死者数千人”。明廷调集数万大军，耗时近一年才将其平定。

客观地讲，土达叛乱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套虏对定居地的侵扰，严重影响了土达们的生活。比如公元1460年，孛来和毛里孩率领蒙古骑兵侵入固原，土达牲畜被掠者十之八九，生计陷入困境。另一方面，明朝驻军与官员对土达的巧取豪夺更是让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于是他们产生了回归蒙古的想法。不管怎么说，套虏让明廷北方边境吃紧，倍感压力，稍有不当很有可能上演“土木堡之变”的惨剧。

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套虏的好日子到头了。

九月的一天，红盐池（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南境之红碱淖）蒙古人的营地一片宁静，有的人在喂马，有的人在蒙古包内休息，有些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在大帐外边组织摔跤。突然，从身后营帐外传出震耳欲聋的呼啸声，不计其数的骑兵开始冲击营地，蒙古人顿时陷入混乱，在骑兵的马刀与箭矢下抱头鼠窜，有的人还没看清敌人的面容就被斩于马下。在一片绝望的呼号中，幸存的蒙古人纷纷逃跑，被他们视为财富的牛羊、马匹、弓箭、皮袄充斥在山野湖边，这支军队就是由首任三边总制[1]的王越带领的明军骑兵。半个月后，王越领兵与各路明军在韦州城会合，苦战大败南下劫掠的蒙古主力孛罗忽与满都鲁、癿加思兰部，此次河套内外的战争最终以明朝的胜利画上句号，史称“红盐池之战”。

从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起，延绥西路的左参将都指挥同知房能提出“搜套”（将套虏驱出河套）方案起，朱见深一直密切关注河套地区的局势，敕令兵部详细谋划，中间历经换将，终于在红盐池之战将蒙古人驱逐出河套地区。据《明通鉴》记载：“自是稍徙北去，不敢久踞套中，亦不敢恃险深入。于是延绥得息肩者数年。”

三边总制王越也是个有故事的人，他是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的进士。据说廷试当天一阵大风将他的试卷卷走，当年秋天朝鲜进贡竟然带来了王越的那张尚未写完的试卷，说是朝鲜国王正在视朝的时候，此卷从天而降，于是让使者带到了北京。王越是成化时期西北著名的军事统帅，曾三次出塞，收取河套地区，两次远袭鞑靼，是成化年间对北方边境守卫极为重要的将领。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王越选京营及大同、宣府两镇精兵两万余人，出孤店关（今山西大同东北），分数道进，顶风冒雪，潜行至威宁海子（今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东北之黄旗海），大败进犯的瓦剌亦思马因部，缴获牛羊牲畜六千余头，盔甲皮袄上万件。这次胜利还有一个特殊的历史意义。当年土木堡之变英宗朱祁镇被蒙古俘虏期间，就被关押在威宁海子。得知王越在威宁海子大胜，宪宗异常欣喜，破格把王越加封为“威宁伯”，王越也因此成为明朝开国以来第二位因为战功封爵的文臣。

在王越驰骋河套的数年里，另外一个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巩固着北方的边防，这个人就是余子俊。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余子俊巡抚延绥，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明廷开启了从清水营（宁夏灵武市东北）到花马池（陕西定边县附近）连绵一千七百多里的“边墙”工程。工程凿崖筑墙，设置濠沟，每隔二三里还建有瞭望台、崖栅以便巡视警戒，有效地阻止了蒙古骑兵的快速进击。余子俊与王越二人相辅相成，构成了成化朝的西北边防的铜墙铁壁。

宪宗掌国有个特点，那就是除了经筵日讲及常朝，很少和大臣见面，更不喜欢当面议政。凡有官吏军民等上疏，一并发给有司衙门讨论，拿出方案，然后再由内阁代拟对有关部门意见的处理供自己参考，最后让司礼监代为批红，因此往往造成了文移往复频繁。但这样做也有很大的好处，第一，效率很高，宪宗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分析大臣们的方案上；第二，能够让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地运作起来；第三，解放了自己，相比起朱元璋事无巨细的亲力亲为，宪宗有了更多的时间，这也是其在书画上颇有建树的重要原因。

作为帝国的皇帝，确实不需要每件事情都操心，而是要高屋建瓴地站在全局去考虑问题，至于细节和执行，内阁、六部的众多官员完全可以胜任。而朱见深开创的“垂衣拱手”的执政模式，也成了之后明朝帝王的标准操作流程——皇帝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除了必要的上下朝和参加重要的仪式之外，不必参与到细碎而又复杂的朝务处理之中，各部朝臣商议之后提出意见，大事廷议，小事内阁票拟，司礼监批红后签发六部。宪宗的这一做法将皇帝从繁杂的政务工作中解脱了出来，这也是嘉靖、万历等皇帝不上朝而国家机构运转自如的重要原因。

此外，朱见深格局大，心地仁厚。他即位后先为于谦平反，承认其“安社稷之功”，之后又为景泰帝正名。据《明史》记载：“成化三年十二月，左庶子黎淳追论景泰废立事，帝曰：‘景泰事已往，朕不介意，且非臣下所当言。’”一句“朕不介意”，为他收获了人心和赞誉。能容人也使得宪宗会用人，放手让臣下去做事情。宪宗在位期间，重用李贤、彭时、商辂等一批贤臣，朝局逐步趋于稳定。成化时代风气清明，朝廷多名贤。

朱见深登基之后合理任用大臣，平定叛乱，合理应对自然灾害，通过赈灾、免征赋税、减省刑罚等方式，妥善处理大灾大害之后的饥荒和流民问题，社会经济渐渐复苏。《明史》评价宪宗“恢恢有人君之度”，“仁宣之治于斯复见”。大明王朝在明宪宗的治理之下逐渐“回血”。如果成化朝的历史继续走下去，明朝真可能实现仁宣之治的光景了。但是西厂的出现，让宪宗背上了恶评。

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大祀殿。

宪宗正在进行祭祀大典，突然乌云遮日，狂风骤起，祭坛上的灯烛全被大风吹灭。四下寒气逼人，竟然有几位举旗的力士和乐工当场被冻死。当年七月，京城又盛传有黑色怪兽在城内作乱，另有妖道李子龙潜入内廷意欲行刺。这些事情发生之后不久，一日上朝时，文班大臣中竟然传出兵器碰撞之声，宪宗惊慌离座，事后追查却没有任何头绪，于是众人传言是“鼓妖”作怪。种种异象搅得朱见深心神不宁，而锦衣卫和东厂竟然查不出一点头绪。正在心烦之间，宪宗突然想起一个人，随后这个人乔装便衣和两个随从匆匆出宫。几个月的时间内，宪宗派出的“便衣队”带回了大量的信息，令他十分欣喜，对自己选定的这个便衣随从也是大加欣赏。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在位于皇城之西的灵济宫灰厂，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西厂，这个机构的第一任掌事太监就是前边说的那个便衣随从，成化朝著名的大太监——汪直。

西厂的设置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首先是在解决成化十二年一系列怪力乱神事件上，宪宗对锦衣卫和东厂的效率低下颇有微词，才思量起用汪直；其次是希望可以更好地让内廷派系平衡，所以让汪直另起炉灶。

汪直上任后，经常根据主观判断肆意抓捕官员，严刑逼供，拼命构置大案，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众都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造成了社会动**与朝野的恐慌。据《明通鉴》记载：“（汪直）气焰熏灼，凡西厂逮捕朝臣，初不俟奏请。”另一方面，天顺八年，朱见深没收宦官曹吉祥在顺义的田地，设为“皇庄”，开启了土地兼并的先河，大权在握的宦官们纷纷占田霸地。其实对于这种行为的纵容，宪宗是有自己的小算盘的。因为宦官不能生育，死后财产一般都“充公”了，所以他们搜刮得再多，也只不过是给皇帝攒钱，只要不做得太过分，宪宗经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西厂的嚣张跋扈，不但激起了大臣们的反对，就连“同行”司礼监都看不下去了，后来在商辂等大臣和司礼监太监怀恩等人的共同努力下，西厂被废。即使这样，西厂还是给皇帝带来不小的作用，在之后又被复立，直至在正德朝后永久被废。

而作为历史上著名的太监，汪直也有两面性。除了在西厂的所作所为，汪直在战场上也是颇有建树，针对建州女真的第二次成化犁庭行动，汪直便是主导者之一，另外他还参加过王越主导的威宁海子战役。汪直在成化朝还被任命总督精锐的十二团营，开启了明代禁军专掌于内臣的先河。

汪直并不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不论文官武将，真正刚直不阿、有才有德之人，他还是从心底敬佩并尊重的。首先他对王越敬佩至极，两人合作守边之时对王越言听计从。另外对于刚正不阿的右佥都御史秦纮的评价也很高。汪直有一次路过河南，所经之地的官员殷勤万分，只有秦纮不卑不亢。一次宪宗问起汪直地方之官谁为善，汪直竟推秦纮为第一。兵科给事中孙博曾经抨击西厂，得罪了汪直。随后孙博和汪直同征蒙古，汪直以为孙博一介书生不堪大用，坐等看他笑话。不料孙博每战都挽弓拍马往来军中毫无惧色，还常常参与军事规划，汪直逐渐对孙博肃然起敬。

有人说明朝亡于厂卫，但不要忘记了，也有人说明亡于党争。宦官中固然有奸佞之辈，但是文官集团在明朝中后期以个人利益为上，朋党之争危害也不小。明武宗曾说过：“天下事岂专是内官坏了？文官十人中仅有三四好人耳，坏事者十常六七。”虽然武宗名声也欠佳，但是这段话确实耐人寻味。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宪宗的缺点也很明显，如设西厂，宠爱万贵妃，在后期迷恋僧道，设立传奉官开启卖官鬻爵，等等。垂衣拱手的行政模式让在位二十三年的朱见深颇似黄老的无为而治，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把大明王朝从前朝政局的血雨腥风中带了出来，让人们感到了一丝的仁义。幼年曾被废太子之位的朱见深，在比自己大十七岁的万贵妃处得到了爱，这样的成长环境不但让朱见深具有了恋母情结，失势时尝尽冷暖的亲身体验更让他知道宽容、仁政的重要性。正是因为宪宗的宽厚和无为，为明代商品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松了绑，也为儿子弘治中兴打下了基础。《明宪宗实录》称：“上以守成之君，值重熙之运，垂衣拱手，不动声色，而天下大治。”

[1]　原先明廷陕西北部延绥、宁夏和甘肃三边各镇遇战事相互无协防职责，隐患巨大，随着蒙古的不断进犯，为有效巩固西北边防，设立“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一员”，简称“三边总督”，总揽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