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珍藏的一幅画很有意思。

画中的山石树木之间有三只猿猴戏耍，画面左下角的青石之上，蹲着一只怀抱幼猿的母猿，幼猿轻舒长臂向远处的公猿招手乞果，公猿攀缘于树上手持果实下视，与母猿怀中的幼猿遥相呼应，动作神态栩栩如生。猿猴们机警灵动的天性被作者刻画得惟妙惟肖，跃然纸上。

这幅画先后被乾隆、嘉庆、宣统等清代皇帝收藏，并被视为珍品。这幅画的作者就是明代的第五位君主——明宣宗朱瞻基。

朱瞻基从小在健全和睦的家庭中长大——父亲朱高炽生性温和，是一代仁君；母亲张皇后贤淑温柔，是历史上有名的贤后。更重要的是，自幼聪慧果敢的朱瞻基深得祖父朱棣的喜爱，这也成了父亲朱高炽被立为太子的重要因素之一。

据说朱瞻基出生的时候，还是燕王的朱棣梦见自己的父亲朱元璋将一块大圭赐给了他，并言：“传世之孙，永世其昌。”当他看到瞻基长得非常像自己后更是高兴地说：“此乃大明朝之福也。”等到朱瞻基出阁读书的时候，朱棣特地让自己最为推崇的臣子姚广孝当他的老师。

幼年的朱瞻基也确实机敏过人，有一次和父亲、二叔汉王、三叔赵王一起祭拜孝陵的时候，汉王故意嘲笑行动不便的太子朱高炽：“前人蹉跌，后人知警。”这时年幼的朱瞻基马上说道“更有后人知警也”，让汉王大吃一惊。

家庭和睦造就了朱瞻基健全的人格，良好的教育让朱瞻基能够全面发展，父母的贤德为朱瞻基做出了榜样。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朱瞻基成长为明朝历史上少有的贤君，与父亲联手打造了“仁宣之治”。

宣德朝之所以能做到政治清明，得益于十分重视对官僚机构的整顿。宣宗登基后，首先在内阁启用“票拟”制度——部分奏章由阁臣替皇帝拟出批语，用小票墨笔书写，贴在奏章上面，皇帝读完会用朱笔批示，称为“批红”。这样就省去了为一件事召集大臣商讨的环节，同时还能够提高处理重要朝政的效率。另外，朱瞻基从整肃官员和军队的贪墨入手，派出了大批的御史对南直隶征税、军屯、漕运以及项目营建等部门进行督察。

宣宗深知官员队伍臃肿带来的弊病。《明史纪事本末》记载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巡抚大理卿胡概请增设杭、嘉、湖管粮布政司官一员。上曰：‘粮税自有常赋，朕方裁抑冗滥。’古语：‘省事不如省官。……不许。’”巡抚要求在杭嘉湖地区增设一名专门管理粮政的布政使司官员，朱瞻基认为国家的赋税有常额，不能养冗官，于是驳回了要求。一个地方上小小的管粮官都不愿增设，可见宣宗对官员设置的慎重。据统计，宣德年间大约有超过240名“不达政体”“年老体疾”的官员被降职裁撤，同时掀起了针对军队贪污和兵员调查的“清军”行动。

整肃官员也好，彻查贪腐也罢，这些都是“节流”。宣宗深知财税对国家的重要，因此宣德一朝的财税变革也成了改革的重中之重。

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苏州的官员正在征收税粮。与以往不同的是，除了大米，还有众多的棉布和一锭锭的金花银。金花银是一种品质上乘的银子，因为足色而有金花所以被称为“金花银”。用棉布和金花银代替缴纳税粮，是宣德朝名臣周忱提出的办法。财税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自永乐帝开始，为了维持对北方蒙古的征战以及郑和下西洋、营建北京城等一系列重大事务，政府财政负担沉重，为此永乐帝不惜“竭泽而渔”，将江南地区每年的田赋收入平均提高了约10%，沉重的税赋导致大量人口出逃。苏州府太仓县在永乐年间到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时，纳税户竟然减少了近90%，而该县负担的税赋份额则保持不变。在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到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松江的欠税每年高达几百万石。令每个封建王朝都无比头疼的土地兼并问题也在宣德朝末期开始初露端倪。

面对危机，阁臣杨士奇和杨荣推荐周忱巡抚江南，总督税粮事宜。后来证明，宣宗和二杨没有看错人。

明朝早期的税粮和其他的赋税大多数都以实物上缴，这样就会存在很大的问题，第一就是物品的品质没有统一标准，第二就是收缴、储存、交易的难度很大。这就为底层官吏提供了很大的“操作空间”，变相地给腐败提供了温床。而周忱提出的用棉布和金花银代替税粮征缴的方式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到英宗初年，副都御史周铨建议于南直隶、浙江、湖广、江西不通舟楫处将税粮折收布绢白银解京充俸。“收赋有米麦折银之令，遂减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钞，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至此，不管是民间交易还是缴纳赋税，白银成为民间和官府的交换媒介和流通手段。这一举措极大地降低了之前缴纳实物时出现的损耗和贪腐，充盈了国库。

除此之外，白银作为一般等价物出现在市场中，为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货币基础，也为万历时期张居正实行的“一条鞭法”打下了基础。明朝初期，由于金银铜的缺乏，朱元璋于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颁布“钞法”，设宝钞提举司，并于次年以南京中书省名义发行明朝的纸币——宝钞，规定“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但是朱元璋发明的这种纸币实在令人不敢恭维。首先就是很不方便，大明宝钞不仅体积大，面额也是大得惊人：壹贯（一贯等于铜钱一千文或白银一两）、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

朱元璋凭自己的想象妄图沿袭元代钞制，但是这个没有搞懂市场经济要义的皇帝根本不知道纸币的发行要与充足的贵金属（黄金、白银）储备挂钩。而明代的宝钞发行数量既无限制，印刷技术又低劣，造成了市面上假币横行，通货膨胀严重，发行不到二十年基本就难以为继了。没有一般等价物，市场经济就很难发展。税收变革后，随着白银地位的逐渐确立则解决了这个“痛点”。

与此同时，周忱还为了消除征税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贪腐推出了一系列的举措。比如在每个县设立粮仓，防止粮长在自己的私宅内囤积粮食；以县为单位设济农仓，储藏余粮以便在自然灾害或歉收时分发。他还创新性地推出“平米发”，也叫“均征加耗法”。明代的土地分“官田”和“民田”，两者的田租相差很大，造成了耕农的沉重负担，在苏州、松江等府，农民逃亡现象严重。于是宣德八年，周忱规定，各府的官田、民田科（税租）不变，田主不论大小，一律缴纳耗米，在耗米上进行调整，原科较重的就相应减轻，轻的就加重。

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极大充实了国库，明朝空虚的国库得到了逐渐恢复。

作为明朝“财税专家”的周忱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除了对国家财政的贡献，他还能够成为封疆大吏。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他被委派“巡抚江南，总督税粮事宜”。巡抚的出现，标志着明代地方行政的一次重大变革，甚至影响到了清朝的行政制度。

早在周忱之前，宣宗曾派周干、胡概等人巡抚南直隶，正式以“巡抚”之名巡视地方，《明史》曰“设巡抚自此始”。但实际上此次巡抚的范围仅局限于南直隶一地，且属临时派遣。宣德五年明宣宗派遣于谦、周忱等六位侍郎巡抚各省，督理税粮等地方事务，正式开启了为各省专设巡抚的行政改革。

前边说过，朱元璋将行省改为布政使司，初衷是为了分化过度集中的地方行政权，然而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却又出了地方各行政部门各自为政的局面，不仅工作效率变得低下，还逐渐滋生出腐败现象。针对此种情况，中央开始派遣官员巡视地方。比如宣德五年派出的巡抚就是专门督察粮税的。据《明宣宗实录》记载：“宣德五年九月丙午，先是，上谓行在户部臣曰：各处税粮，多有逋慢。督运之人，少能尽心。奸民猾胥，为弊滋甚。百姓徒费，仓廪未充。宜得重臣往莅之。”在督粮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有司作弊、豪户包揽等问题，所以巡抚又被授予了一定的行政权力，“往来巡抚，抚安一方”。

在洪武、嘉靖等朝，大臣见到君王无不心生寒意。而宣德朝的君臣关系则十分融洽，宣宗大胆起用朝臣，文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蹇义、夏原吉；武有英国公张辅，地方上又有于谦、周忱这样的巡抚，干练通达的朝臣，促进了政治清明，保障了社会安定。在驭下方面，朱瞻基更是充分放权，河南有一知县在当地发生灾荒时，未经请示将驿站公粮上千石发放给灾民，朱瞻基得知后不但没有处罚，反而对他加以表扬：“如果拘守手续，层层申报，那老百姓早就饿死了。”有一次在和大学士杨溥议事时，宣宗要求他尽力辅佐自己，杨溥叩首回答：“臣决不敢忘记报答陛下的恩情。”朱瞻基则说：“直接指出我的过错，就是对我的最好报答。”相对于洪武帝的锱铢必较，宣宗能够有这样的态度实属不易。不但对官员一团和气，对于民生也是时刻挂记于心。他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在统治期间，尽量与民休息，推行垦荒的政策，发展农业生产。“坐皇宫九重，思田里三农”，这位出身贵胄的天子十分关心农业生产。有一次他外出返京看到几个农民正在耕田，便亲自到田间同农民谈话，并接过农民手中的犁把推了三下，感慨地对随从诸臣说道：“朕只推了三下犁，就觉得很累。老百姓一年到头劳作不休，那辛苦就更可想而知了！”说完就命人赏赐农民钱钞。作秀也好，实情也罢，一位封建帝王能够做到如此这般已属不易。

朝局肃清，经济发展，国力的恢复让宣德一朝进入艺术大发展的时期。

明宣宗在与父亲打造出“仁宣之治”的同时，还是一位“艺术家”，在书画创作方面有着极高的天赋，甚至引领了一代艺术风潮。

正是因为“仁宣之治”的到来，社会和政府积累了大量财富，政治、经济相对稳定，手工业、商业也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对外贸易相对宽松，从而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明代大儒钱谦益评价宣宗：“帝游戏翰墨，点染写生，遂与宣和（指宋徽宗）争胜。”在皇帝的带领下，明朝宣德（公元1426—1435年）、成化（公元1465—1487年）、弘治（公元1488—1505年）年间优秀画家众多，是明代艺术成就较高的一段时期，在中国绘画史上影响巨大。朱瞻基的画风承袭宋元古法，山水、人物、花鸟草虫、动物无所不能，自成一格。他还吸收了当时的很多书画名家入宫，在武英殿、仁智殿等任供奉待诏，形成了后世所说的“宣德画院”。画院会对入选的画家进行日常管理与考核，一大批画家借此机会施展自己的天赋。在宣宗的影响下，明廷对画家的待遇也是十分优渥。像李在、商喜、谢环等著名画家在艺术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宣宗对他们很器重，不但赏赐金银，商喜、谢环还被分别授予锦衣卫指挥使和千户的官职。在朱瞻基的影响下，宪宗、孝宗对书画亦精通，明代著名的戏曲理论家何良俊说：“我朝列圣，宣庙、宪庙、孝宗皆善画，宸章晖焕，盖皆在能妙之间矣。”

现存著名的《三阳开泰轴》《松下读书图》《戏猿图》都是朱瞻基的书画作品，其中本章开头所讲的《戏猿图》大约创作于公元1427年，前一年宣宗的叔叔汉王朱高煦起兵反叛，次年晋王朱济熿也因勾结朱高煦谋反被废为庶人。面对皇室手足相残的局面，朱瞻基所作的《戏猿图》也暗含着对亲族之间相合相亲的期盼，这也成了典型的明代画作代表。明代的艺术家们想通过画作传递一种超越作品本身的思想，作品气质也更具诗意与哲学化。

不要以为朱瞻基酷爱书画一定是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历史上的朱瞻基绝对能够颠覆你对文人形象的理解。

南薰殿旧藏历代帝王肖像展示，明宣宗体态魁梧壮硕，肤黑多髯，是个不折不扣的彪形大汉。朱瞻基自幼受祖父朱棣影响，在喜文的同时也具备英勇尚武的性格，喜爱驰骋骑射，并且多次率领大军北击蒙古，还亲自在阵前射杀敌方大将。当时宫廷画工留下来的几幅宣宗行乐图，大都是表现宣宗射击游猎的活动。

除了书画、弓马骑射，朱瞻基对香炉还有着特殊的喜好。他曾经下令从暹罗国进口风磨铜[1]，责成宫廷御匠吕震和工部侍郎吴邦佐，参照柴窑、汝窑等著名瓷器的款式，研制出一批香炉。朱瞻基亲自参与设计和监制的这批珍贵的香炉共铸造出约三千座，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宣德炉”。普通的铜一般要经过三四次的提炼，而宣德炉采用的铜至少要经过六次的提炼，严苛的提纯工艺让宣德炉的材质呈现出一种独有的韵味：“在宝色内涵，珠光外现，澹澹穆穆，而玉毫金粟隐跃于肤里之间，若以冰消之晨，夜光晶莹映彻，迥非他物可以比方也。”在2010年匡时秋季拍卖会“王世襄藏铜炉”上，20件宣德炉藏品成交额达到9844.8万元，足见宣德炉之珍贵。

大明王朝的繁盛不仅体现在拥有多民族融合的广大疆域和发达的农耕、商业经济上，更体现在多姿多彩的艺术领域。除了前面所说的绘画之外，现代艺术品市场受到热捧的“景泰蓝”、彩绘鸡缸杯都诞生于这个伟大的时代。而结合了描画技法的宣德青花瓷，采用釉下蓝彩、釉上多彩低温烧制的“斗彩”也成了明代瓷器巅峰之作的代表。

这位“守成之君”在位期间，明朝政通人和，国力恢复，社会稳定，将明王朝推向了二百七十余年间的极盛时期，但这个时期是短暂的。

平心而论，被历史学家称道的“仁宣之治”，是相比于明朝中后期政局败坏、百姓困苦来讲的，而在“仁宣之治”的太平景象下，其实已经是暗潮涌动。如果用苛责的眼光来看，少年得志的朱瞻基在盛世光环的照耀下，一些坏习惯也慢慢暴露出来。你可能想象不到，身形魁梧的宣宗除了喜欢水墨丹青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的爱好——促织，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斗蟋蟀，而且对于这项活动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后来朱瞻基觉得北京的蟋蟀已经不能够满足他的需求了，于是派宦官在全国寻找好的蟋蟀送往皇宫，搅得地方百姓不得安宁。皇帝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国家产生影响，因为宣宗的喜好，斗蟋蟀这项运动也在全国风行起来，蟋蟀的价格扶摇直上，一只好的蟋蟀竟能卖到数十金，宣宗也被称为“促织天子”。清代蒲松龄先生《聊斋志异》中《促织》一文的原型就是明代的宣德时期。上行下效，君臣陶醉在盛世的表象之下，纲纪也开始不振，出现了“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的萎靡之象。宣德年间，土地兼并让大量土地流向皇室勋贵和官僚地主手中，土地的流失又导致了流民的出现。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山西饥民流徙至南阳诸郡不下十万余口，有司军卫及巡检司各遣人捕逐，民愈穷困，死亡者多”。宣德五年北直隶易州有逃民1229户，山东潍县有逃民3407户。除了这些盛世之下的隐忧之外，朱瞻基还为明朝宦官登上政治舞台助了一把力，那就是教宦官读书。

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北京。

皇城东北司礼监的一间房子内，大学士陈山正在讲授《千字文》。当陈山命令底下的一位学生朗读刚刚教授过的文字时，这位面相清秀的学生发出了尖锐的嗓音，底下有人忍不住笑出了声，但看到陈山严肃的表情后马上忍住了。

作为大学士，陈山教授的这群学生不是皇子，而是一群宦官。这个教学的场所，就是宣宗下令设置的“宦官大学”——内书堂。

宦官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虽然地位不高，但是他们与皇帝朝夕相处，因而具有攫取权力的便利条件，历史上东汉、晚唐都出现了宦官专权的局面，其权力之大，甚至可以废立君主。而宦官在获取权力之后往往胡作非为，对社会的政治生态和国计民生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考虑到前车之鉴，明朝立国之初洪武帝一再声明“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据《明史》记载，朱元璋曾规定“内臣不许读书识字”，以图降低宦官对政局的影响。但是靖难之役后，出于巩固政权的考虑，朱棣开始重用宦官，到了宣德朝，随着内书堂的设立，宦官有了在政治舞台大展拳脚的机会。

明代“批红”制度与秉笔太监的出现，要求宦官会识文断字，最起码内官监、司礼监等负责“御前勘合”以及内廷文籍等内容的宦官们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而内书堂就是宦官们的“进修大学”，为明朝输送了大批有文化的内官。这些人分布于司礼监和地方，身居要职。“高素质”的宦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行政水平，巩固了皇权。但是获取了更大的权力之后，很多宦官内心产生了微妙的变化，野心与贪欲也越来越大，这让明朝成了宦官乱政严重的朝代。

作为宦官的“高等学府”，内书堂对学生的选拔、教学以及教师的配备都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学业教育由翰林院负责，有明一朝素有“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一说，由此可见皇帝对内书堂的重视。陆深、钱溥、倪谦等名臣都曾担任过内书堂教习，师资力量配备可见一斑。课程既有基础内容如《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孝经》等，又有士人所习“四书”，同时还需要研习宦官的专业思想课程，如历朝皇帝对宦官的诫谕《内令》、历代宦官奉公守法的事迹集《忠鉴录》等。最重要的是还有实践课——判仿，就是内侍以后对朝臣奏章进行批答、对阁臣的票拟进行批红的训练。明代进入司礼监的重要内官，基本上都在内书堂“镀过金”。明朝太监刘若愚曾言：“本朝司礼监，只有穆宗时的孟冲，神宗时的张明，和熹宗时的魏忠贤、王朝辅四人不是内书堂出身。”由此可见，内书堂就是宦官进入司礼监的摇篮。

如此重要的进修场所，选拔自然尤为严格。首先是年龄的限制，明穆宗时内书堂教授黄凤翔说，内书堂择生年龄“自弱（20岁）而下，总角（10岁左右）而上”。一般来说，只有这个年龄可以有资格进入内书堂，因为这个年龄正是学习知识和塑造人格、树立价值观的重要时段。另外，要进入内书堂还需要“推优”，比如深受皇帝喜爱，或者认了宫内有权势的宦官当干爹。选拔完还要进行“入学考试”——主要是背诵和书法，以此考察宦官的文化基础。有资格入学的人还要交学费，一般是一份由手帕、白蜡、龙挂香组成的礼品。如果没钱，还可以借贷，以后加倍偿还。

进入了内书堂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每年还要考试，如果够幸运，还能遇到当朝名臣亲自提点，如嘉靖朝的“青词宰相”严嵩，就亲自到内书堂指点过宦官学习。

内书堂每届学员有200人左右，反复淘汰至数十人，剩下的这些人一旦毕业，那么就业去向就很令人期待了。即便不能进入司礼监成为掌印太监（内相），也能进入中书房（专门掌管宫内历代图书典籍、古扇字画）成为图书馆管理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喝茶、看书，好不悠闲。

明史专家欧阳琛在《明内府内书堂考略》中统计，明朝首辅有19人当过内书堂教授，占明代首辅的1/4。内书堂培养出大批有知识、有野心的宦官，对明朝宦官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宣宗一心想要提高宦官的知识水平，岂不知“就怕流氓有文化”，他在位时还能够控制住宦官，没有想到的是，到了他儿子英宗朱祁镇时，宦官权势就已失控，彼时大太监王振专权，间接导致土木堡之变，差点断送了大明江山。当然这些宦官中也不乏一部分对朝局有积极推动作用的人，比如万历时期的宦官冯宝，同时内书堂的设置也为内廷与外廷的沟通建立了一座桥梁。

宣宗一朝，是有时代标志的一朝，是明前期与中期的“分界线”。朱瞻基在位仅仅十年，如果能够再长一点，或许他能够警醒图强，但是历史没有给他这个机会，从他儿子英宗朱祁镇开始，大明王朝无可挽回地走向了颓势。

[1]　精选铜矿的一种方法，采用这种方法提炼出来的铜合金经岁月磨砺会越来越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