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读者会认为寿春之役的始作俑者诸葛诞是拥曹反马之士。其依据乃是《魏末传》里的一条史料：

贾充与（诸葛）诞相见，谈说时事，因谓诞曰：“洛中诸贤，皆原禅代，君所知也。君以为云何？”诞厉色曰：“卿非贾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负国，欲以魏室输人乎？非吾所忍闻。若洛中有难，吾当死之。”充默然。

但裴松之曾言：“《魏末传》所言，率皆鄙陋。”不足为信。

而实际上，诸葛诞为司马昭之弟司马伷的岳父，属于司马氏姻亲派集团之大佬，先前曾经协助司马师平定过毌丘俭、文钦之乱，和司马氏一族关系甚为密切。况且，在司马师当年废帝立新、权压魏室之际，也丝毫未见诸葛诞有任何拥曹反马之言行。所以，他起兵反对司马昭，只能是另有企图，而绝非拥曹代魏。

《三国志·魏书·诸葛诞传》里记载：

甘露元年（公元256年）冬，吴贼欲向徐堨，计（诸葛）诞所督兵马足以待之，而（诸葛诞）复请十万众守寿春，又求临淮筑城以备寇，内欲保有淮南。朝廷微知诞有自疑心，以诞旧臣，欲入度之。

这里点明了诸葛诞的企图：“内欲保有淮南。”他为什么要蓄意“保有淮南”呢？笔者认为，他对司马昭素来怀有两大“心结”，所以不得不力求割据自保。

“心结”之一：他当年在与东吴诸葛恪交锋的东兴之战中因瞎乱指挥而致损兵折将，最后由当时的监军司马昭代替自己背了“黑锅”，而今司马昭成了司马氏集团的掌门人，诸葛诞担心自己会遭到司马昭的报复清算。

“心结”之二：他在扬州任上“赏赐过度，有犯法者，亏制以活之”“厚养亲附及扬州轻侠者数千人为死士”（摘自《三国志·魏书·诸葛诞传》）。

这种培植私人势力的极端化做法，已经触犯了司马氏集团的政治底线。无论此时的司马昭，还是先前的司马师，都不可能容忍他如此“结党营私”。同样，诸葛诞心里也十分明白：自己千万不能离开寿春，自己一旦被调离寿春，且不说自己今后再也不能安享“土皇帝”的富奢日子，而且必将面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严峻局面。所以，他也暗暗下定决心：一旦司马昭有所异动，自己便拉下脸皮兴兵自立！

《世语》记载，贾充代司马昭去寿春城巡察过诸葛诞之后，回禀司马昭时根本没有谈及诸葛诞忠魏与否，而是重点指明了诸葛氏具有割据淮南的实力，不可小觑。

（诸葛）诞再在扬州，有威名，民望所归。今征，必不来，祸小事浅；不征，事迟祸大。

司马昭这才决定抛出司空之位，以明升暗降之法把诸葛诞“调虎离山”。他这也是对司马氏集团内部异己势力的一次自我“清洗”，而绝非剪除拥曹代魏之徒。

这还可以从司马昭后来在讨伐诸葛诞时所调遣的诸将情况中看出：他所任用的全部是王基、石苞、州泰、胡烈等异姓将领，司马氏其他宗亲派将领几乎一个也没起用。《晋书·文帝纪》记载，他只调了自己的弟弟司马亮一人而已。而司马亮随行出征，也只是因为他官居“东中郎将”，于东线战场乃职责之所在，不得不相从。

在另一边，诸葛诞接到司马昭以诏书形式征调自己为司空的命令后，知道双方彻底“摊牌”的关头已经到来，他的一系列反应是：

（诸葛）诞被诏书，愈恐，遂反。召会诸将，自出攻扬州刺史乐，杀之。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聚谷足一年食，闭城自守。遣长史吴纲将小子（诸葛）靓至吴请救。（摘自《三国志·魏书·诸葛诞传》）

（诸葛）诞被诏书，愈恐，遂反。召会诸将，自出攻扬州刺史乐

从这些举动可以分析出，诸葛诞其实为预防这一天的到来早已绸缪备至，完全不似王凌、毌丘俭等人那般仓促行事。他“内储军粮、外联吴军”，以寿春城为据点，以逸待劳，以守伺机，几乎可谓万无一失，就准备着让司马昭铩羽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