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士养名”这个词语摘自《后汉书·袁绍列传》：“（袁）绍有姿貌威容，爱士养名。”通常而言，汉末三国时期的达官显贵，都或多或少地懂得礼遇那些名士。因为，那些名士就是“活的广告招牌”。他们在朝野间专门替达官显贵们吹捧夸赞，提升达官显贵们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只有善待名士，才能使自己的名气好起来—这是大多数达官显贵们的潜在共识。

曹操、孙权、司马昭等这样的首脑人物自不必说，他们手下的僚吏几乎全是名流之士，自然会为他们极力鼓吹。在朝野间，即使是曹真、张郃、李典等著名武将，也颇为懂得如何去“爱士养名”。

《三国志·魏书·曹真传》记载，魏明帝下诏公开称赞大司马曹真是“内不恃亲戚之宠，外不骄白屋之士”。可见，曹真平素就是一副“平易近人”的姿态，善于拉拢名流之士为自己传扬美名，而不致遭到魏明帝及其近臣们的猜忌。

《三国志·魏书·李典传》记载：

（李）典好学问，贵儒雅，不与诸将争功。敬贤士大夫，恂恂若不及，军中称其“长者”。

以一介武将而获“长者”之誉，李典礼敬贤士之成效确为显著。

《三国志·魏书·张郃传》写道：

（张）郃虽武将而爱乐儒士，尝荐同乡卑湛经明行修，（魏明帝）诏曰：“昔祭遵为将，奏置五经大夫，居军中，与诸生雅歌投壶。今将军外勒戎旅，内存国朝。朕嘉将军之意，今擢湛为博士。”

张郃把自己的同乡儒士举荐入朝，实际上是向名士阶层极力示好，不希望被他们视为武夫而轻鄙之。而且，他凭借这一举动，不仅为自己获得了生前的佳誉，还争取到了身后的美名—他死后被名士们评谥为“壮侯”。《谥法》称：“威德刚武曰壮，胜敌克乱曰壮。”于兵败木门道、中箭身亡的张郃而言，这既是美谥，更是佳评。

而与之相反的例子则是吴质、关羽和贾充。倘若你不善待士人，不仅你生前的美誉得不到，就连你身后的骂名也难以洗脱。吴质虽然身为魏文帝的宠臣、司马懿的亲家翁，又官至振威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可谓位高权重。但他得罪过魏国名门世族集团的首领陈群，临终时竟然被“有司”（指有关部门）评谥为“丑侯”。《谥法》中有“怙威肆行曰丑”。这些名士大夫也真是把吴质贬损到家了。

《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记载，关羽生前“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所以他死后亦遭评谥为“壮缪侯”。《谥法》中有“名与实爽曰缪”，暗指关羽的武功、才能是名不符实的。看来，关羽在蜀汉士大夫阶层里的口碑确实是不太好。而张飞生前“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故而他死后获谥为“桓侯”。《谥法》中“辟土服远曰桓，武定四方曰桓，克敌服远曰桓”，是实实在在的美谥。这想必大部分要归功于他平日里的“爱敬君子”了。

晋朝开国之相贾充的遭遇更为尴尬。本来，贾充素来“颇好进士，每有所荐达，必终始经纬之，是以士多归焉”（摘自《晋书·贾充传》）。但他位极人臣，却“无公方之操”，又指挥死士弑杀过魏少帝曹髦，还得罪过朝中其他派系集团的不少人士。所以，他死之后，敌对派中的名士们便评谥他为“荒公”（贾充的爵位是公爵）。《谥法》里称：“好乐怠政曰荒，昏乱纪度曰荒。”这对贾充可是大大的贬斥。幸好，贾充生前也养了不少喉舌之士，他们站出来为贾充正名显功，要求和蜀相诸葛亮一样评谥为“武公”。《谥法》中：“威强睿德曰武，克定祸乱曰武。”这可是无可置疑的美谥。双方交锋之下，最后由晋帝司马炎亲自拍板，方才定了贾充之谥为“武公”。看来，贾充生前若无养士之功，死后必遭恶名之辱。

说到底，“爱士养名”背后的真实逻辑就是：得罪谁都可以，但就是不能轻易得罪那些握有笔杆子的文士儒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