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冬十月，魏王曹丕在文武群臣的大力劝进之下，接受汉献帝刘协的禅位，登基即位，君临天下。

但曹丕能够完成改朝换代，并非自身拥有足够的功业所致，而是出于其父曹操的丰功伟绩之荫泽与心腹众臣的推戴。所以，连他的亲妹妹、汉献帝的正宫皇后曹节都对他急功近利的篡代行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不服。《三国演义》里对这一幕情景进行了合乎史实的演绎—曹节是这样讥骂曹丕的：

吾父（指曹操）功盖寰区，威震天下，然且不敢篡窃神器。今吾兄嗣位未几，辄思篡汉，皇天必不祚尔！

《后汉书》里的曹节并没有骂得这么详细。

魏受禅，遣使求玺绶，后怒不与。如此数辈，后乃呼使者入，亲数让之，以玺抵轩下，因涕泣横流曰：“天不祚尔！”左右皆莫能仰视。（摘自《后汉书·卷十下·皇后纪》）

但她的言外之意却不得不令曹丕返躬自省。他作为一个在名门世族集团的鼎力支持下才坐上御座的中年皇帝，毕竟对外无开疆拓土之功，对内无惠政安民之勋，虽然顶着“开国之君”的旒冕，但实际上更像是一个坐享父荫的受成之主。新朝初建，朝野上下各个势力集团都在蠢蠢欲动，为自身争取更大的利益，酝酿着无形而又激烈的风暴。面对此情此势，自东宫谋嗣之时便能“御之以术，矫情自饰”的曹丕自然是不甘坐视，欲以周密的谋算和精巧的手法来压制各大势力集团、巩固自身皇位。

首先，曹丕深深懂得“代汉者，当涂高”这句谶言背后的真实寓意。他自己就是“代汉者”，自然对“当涂高”三字有着和臣下完全不同的理解。《韩非子·孤愤》一文中写道：“当涂之人擅事要，则外内为之用矣。”作为“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摘自《三国志·魏书文帝纪》）的曹丕，肯定是读过这一篇文章的。正因为他和父亲是“擅事要”的“当涂之人”，所以才会代汉成功。那么，推而广之，今日“代汉者”为“当涂高”，则他日“代魏者”也一样岂非“当涂高”乎？所以，自此时起，曹丕禅位称帝之后，处心积虑、念念在兹的，便是坚决杜绝自己的魏廷上下再度出现一个类似于父亲曹操那般“擅事要”的“当涂之人”。唯有如此，魏室方能江山永固。而他自己琢磨独创出来的，便是一整套的“分权制衡之术”，以此防止“一枝独大”的“当涂之人”产生。

他“分权制衡”的第一步，就是在建立魏朝之后，立即废除了丞相之制，重设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之职，不允许任何臣下能够“一手遮天”。对钟繇、华歆、王朗等老一辈的宿望重臣，曹丕把他们一律转升到“坐而论道、华而不实”的三公职位上去休息养老，尽量给足优待；对陈群、司马懿等颍川系新秀骨干，他又将他们安插在尚书台、御史台、九卿署等“起而行道、经纶机务”的职位上去切实效劳，赋予他们实权。这样一来，曹丕便很适当地处置好了朝臣当中“新与旧”的重大问题。

他“分权制衡”的第二步，就是处置曹魏宗室之间“亲与疏”的问题。自古以来，人们都是“亲直系而疏旁系”，而曹丕却反其道而行之。只因他在东宫世子之位时，他的最大政敌恰恰来自他的同胞兄弟。那时，他的三弟曹植以诗文绝妙而名驰儒林，丁仪兄弟及杨修竟奉以夺嗣，“（曹）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指曹操）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节选自《三国志·魏书·曹植传》）；他的二弟曹彰骁勇善战，身任关中主将，军功卓著，却又与曹植关系甚密，有结党互倚之嫌。所以，曹丕对这两位直系宗室是严加猜防的。他一登基，便将曹植、曹彰逐出京都，夺去实权，终生闲置不用。但江山藩屏，又非宗室而不可倚重。于是，曹丕对曹真、曹休、夏侯尚等旁系宗室引为臂助，因为他们在法统和名分上都不足以威胁自己的皇权。他倚用曹真、曹休、夏侯尚等人，则是为了监控外廷之大臣。以历史实践而证明，曹丕生前这一“亲旁系而疏直系”的权力制衡，还是具有一定效果的。

帝（指曹丕）复问曰：“吾梦摩钱文，欲令灭而更愈明，此何谓邪？”（周）宣怅然不对。帝重问之，宣对曰：“此自陛下家事，虽意欲尔而太后不听，是以文欲灭而明耳。”时帝欲治弟植之罪，逼于太后，但加贬爵。（节选自《三国志·魏书·周宣传》）

他“分权制衡”的第三步，乃是处置曹魏外戚集团的“远与近”问题。在先前的夺嗣之争中，曹丕的母亲卞太后一直是偏向于曹植、曹彰的，而且登基后对他们也是维护有加。

因此，曹丕对卞氏一族等外戚集团并无获助感恩之情。他于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便公然下诏：

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摘自《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从源头上堵住了外戚集团的坐大成势之路。但外戚集团毕竟也是皇权的一大助力，可以在权利共享上边缘化，但不可完全摒弃。于是，曹丕便将卞兰、卞琳等表兄弟安插到奉车都尉、步兵校尉等禁军要职上去，以显亲近笼络之意。在曹丕的谋算中，这些外戚子弟又可以用来监控曹真、曹休等在外领兵坐镇的旁系宗亲们。

曹丕“分权制衡”的第四步，则是处置曹魏政务机构之间的“虚与实”问题。他登基之初，尚书台由陈群、司马懿两位强势之士主导，对自己的皇权形成了极大的制约。例如，他对多次直颜冒犯自己的右中郎将鲍勋甚为不满，但在陈群、司马懿的联名举荐之下，他还是不得已而升鲍勋为御史中丞。于是，曹丕改易先前丞相府的秘书署为内廷中的中书省，由著名文士刘放、孙资担任主官，典掌机密，收文发诏，把尚书台的枢密之权分了过来。如此一来，中书省参谋帷幄之权渐实，而尚书台绸缪经纶之职渐虚，曹丕则居中以圣心独裁而令行禁止。到了曹魏后期，连辛毗这样的重臣之升迁，尚书台尚且不能自主，还须由中书省在内与君王议决。

曹丕“分权制衡”的第五步，乃是处置曹魏官僚集团之间“散与聚”的问题。即使陈群、司马懿是他的“东宫之友”，他也仍在这二人中间大搞“离散均衡”。比如，

时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见信于主，制断时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与往来。毗子敞谏曰：“今刘、孙用事，众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尘。不然必有谤言。”毗正色曰：“主上虽未称聪明，不为暗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与刘、孙不平，不过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为公而毁其高节者邪？”冗从仆射毕轨表言：“尚书仆射王思精勤旧吏，忠亮计略不如辛毗，毗宜代思。”帝以访放、资，放、资对曰：“陛下用思者，诚欲取其效力，不贵虚名也。毗实亮直，然性刚而专，圣虑所当深察也。”遂不用。出为卫尉。（摘自《三国志·魏书·辛毗传》）

魏廷选曹（即吏部）之职素由陈群及其亲信陈矫所垄断。而曹丕随即起用司马懿的胞弟司马孚予以制衡，不欲令陈群、陈矫利用人事选任之权以结党营私。《晋书》里写道：

时当选侍中、常侍等官，太子左右旧人颇讽谕主者，便欲就用，不调余人。孚曰：“虽有尧舜，必有稷契。今嗣君新立，当进用海内英贤，犹患不得，如何欲因际会自相荐举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贵。”遂更他选。（摘自《晋书·司马孚传》）

这其中的“主者”，正是身为尚书令的陈群和身为选曹尚书的陈矫。司马孚出来公开反对，无疑是得到了曹丕的暗中授意。曹丕后又将司马孚转任内廷的中书郎、给事常侍，使他更能名正言顺地制约陈群、陈矫。所以，在这一方面，曹丕本心是希望各个势力集团散而不聚的，他作为君王方能“分而制之”。

但在另一方面，他又希望调控各个势力集团形成合力共同对付外敌。他在临终前决定的顾命辅政大臣名单就非常显著地凸显了他“聚内以对外”的制衡思维：那份名单上共有曹真、曹休、陈群、司马懿四个人。他的第一层“聚”的用意是：合陈群、司马懿两位宿望重臣之力以制曹真、曹休两位旁系宗亲；他的第二层“聚”的用意则是：合曹真、曹休两位旁系宗亲之力又可反制陈群、司马懿等外臣；他的第三层“聚”的用意又是：合曹真、曹休、陈群、司马懿四人之力以制曹植、诸葛亮、孙权等外敌。

曹丕这一套环环相扣的“分权制衡术”确实还是立竿见影、颇有成效的，至少在他生前和身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魏廷上下并没有出现一个能够“擅事要”的“当涂之人”。太子曹叡继位后，全盘接受了他这些做法，坐享这一“分权制衡”体系所带来的“红利”。然而时移势易，曹氏内部人才凋零，曹叡终其一生也未能寻觅到曹真、曹休、夏侯尚那样能征善谋、出将入相的宗亲人才来夯实魏室皇权的支柱。同时，司马懿父子等外廷重臣的势力借着魏室无人之际日渐膨胀，直到最终突破了曹丕、曹叡父子一直努力营造和维护的“分权制衡”体系，犹如异峰突起，势不可遏。

这期间，曹叡还竭力扶持中书省官员与外廷众卿相制约，本以为他们是皇权的附庸而加以绝对的信任，却不料孙资、刘放自身就是出自郡望高门，与外廷的名门世族集团枝叶相连、息息相通，又如何能做到绝对的“互相对立”？所以，他俩才在最后关头力挺世族名门集团的首领司马懿为辅政大臣！曹叡迫不得已，在临终前拉了个平庸无能的曹爽来“对冲”司马氏，只能算是白费心机，终无所成。

《世说新语》里有一则故事，专写曹丕生前所筑的陵云台。

陵云台楼观精巧，先称平众木轻重，然后造构，乃无锱铢相负揭。台虽高峻，常随风摇动，而终无倾倒之理。魏明帝登台，惧其势危，别以大材扶持之，楼即颓坏。论者谓轻重力偏故也。

其实，那一整套错综复杂的朝廷“分权制衡”体系，就是曹丕为魏室的长久统治而苦心构造的一座“陵云台”。魏明帝曹叡苦于宗室无人，又迫于吴蜀外患，才不得不以司马氏为“大材”来扶持魏室，结果导致权力天平渐渐失衡。但他也徒叹奈何—《论语》里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曹魏宗室确无可用之材，意味着这个“本”都已经颓坏了，那么魏帝们玩弄再复杂再精妙的“分权制衡”之术，也不过是“水中捞月”“镜里摘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