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廷失其鹿，而群雄逐之，斗智斗力，难分难解。但要真正做到改朝换代、移天易日，则必有相呼应的谶纬之说以兴舆论，然后有志有为之枭雄方可乘势而起。

古人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在乱世中各方竞夺的这个“名”，其实就是引经据典而来的“谶纬之名”。有了“谶纬之名”应验于身，有志有为之枭雄才能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成功乃是“顺天应人、名实交辉”。

例如，西汉末年，“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言四处流传，王莽新朝的国师刘歆甚至深信不疑，还给自己改换新名为“刘秀”，以应此谶。不料，这道谶言最终应验在了光武帝刘秀的身上。而且，刘秀登基称帝之后，还不惜保留王莽新朝通行的货币—“货泉”，以此来彰显自己身为“白水真人”这一“谶纬之名”。他如此施为，也是意欲借此压服士民之异心，巩固自己的政权。

到了东汉桓、灵二帝之时，天下渐乱，人心思变，“代汉者，当涂高”这条谶言也应运而生。据说，这条谶言源自《春秋谶》这部典籍，而《春秋谶》现今已失传，涉及“代汉者，当涂高”的只有这样一段言语：

汉家九百二十岁后，以蒙孙亡，授以承相。代汉者，当涂高。

当时，这条谶言可谓风行天下：上至袁绍、袁术这样的名门公子，中至蜀地的术士周舒，下至西凉武夫首领李傕身边的无名女巫，都声称读过《春秋谶》、见过“代汉者，当涂高”之语。于是，各地拥兵而起的枭雄们都打起了这条谶言的文章，企图用它来证明自己代汉自立的天道性与合理性。

第一个站出来利用“当涂高”之谶为自己夺权造势的是西凉武人集团的末代首领李傕。他请来的一个女巫牵强附会地解析谶言道：

涂即途也，当涂者，阙也。傕同阙，另极高之人谓之傕。

但女巫身份低微，她的苦心解析根本得不到名门世族集团的认可。所以，李傕也只是拿出来试探了一下朝野的风声，见朝野内外毫无反响，便不了了之了。

第二个拿“当涂高”做文章的是下邳郡人氏阙宣，自以为姓氏中有“当涂者，阙也”之寓意，正与“当涂高”相吻合，于是自称天子，兴兵起事，结果很快就被时任徐州牧的陶谦镇压了。

第三个以“当涂高”为己兆而应之的异姓枭雄可谓来历不凡，他便是出身于“四世三公”之汝南袁氏的袁术。袁术自恃高门豪族，又坐拥豫、徐、扬等三州十一郡的地盘，野心勃发，便将“代汉者，当涂高”之谶言往自己身上硬贴：“涂”即“途”也，而袁术之表字恰为“公路”，岂不正与谶言相呼应？于是，他成为汉末十八路诸侯当中第一个正式建号开国之人，以汉室为“伯家”，自称“仲家”而代之。

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摘自《后汉书·袁术列传》）

可惜，当时名门世族集团的主流共识是“拥汉匡复”。逆流而行的袁术，当然是孤立无援、自取其败。他在众叛亲离之中又遭曹操大军的猛击，终于身死国灭，化为黄粱一梦。他临死前还想把“仲家”帝号送于其族兄袁绍。袁绍虽然暗暗认可，但在明面上也不敢与“拥汉匡复”的主流共识相对抗。他终其一生，也没能像袁术那样建号自立过。

第四个真正取东汉一脉而代之的便是曹操父子。曹操晚年时已然**定中原，独揽朝纲，“三分天下有其二”，积威积德之势已成，连江东孙权都上书称臣，向他劝进禅代之事。然而，曹操自知时日无多，便明言：“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他刚一去世，其嗣子曹丕便启动了代汉立魏之禅让大事。“代汉者，当涂高”这条谶言被曹魏用作舆论宣传。东汉最后一位太史丞许芝以谶纬之学解说：

当涂高者，魏也；象魏者，两观阙是也；当道而高大者，魏。魏当代汉。（摘自《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而魏又与“巍”音韵相近，“巍”亦是“高”之含义，又可印证“当途高”之“高”。所以，精通文学的曹丕也欣然接受了这种解析，自以为“代汉者，当涂高”谶语应验于身，遂代汉而立、开基建魏。但《春秋谶》里声称：“汉家九百二十岁后，以蒙孙亡，授以承相。”他代汉之前位居丞相，应了“授以承相”这四字；他亦可以把汉献帝刘协视为“蒙孙”。

但“汉家九百二十岁”这段话，他却一时绕不过去：自西汉开国元年（公元前202年），至东汉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为止，汉朝才过了四百二十二年左右，那剩下的五百年怎么搁？曹丕和他的臣下们只能无视这“汉家九百二十岁”七个字，另行编造了一个故事把这一切掩盖过去。

（汉武帝）行幸河汾，中流与群臣饮宴，乃自作《秋风》辞，顾谓群臣曰：“汉有六七之厄，法应再受命，宗室子孙谁当应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汉者，当涂高也。”群臣进曰：“汉应天受命，祚逾周殷，子子孙孙，万世不绝，陛下安得此亡国之言，过听于臣妾乎？”上曰：“吾醉言耳。然自古以来，不闻一姓遂长王天下者，但使失之，非吾父子可矣。”（摘自《太平御览》）

在这个故事里，有“六七四十二代汉者，当涂高也”。魏朝君臣巧妙地把“四百二十年而尽”的汉祚点明出来，勉勉强强地堵住了一些非议。

但朝野之间还有一部分杂音，例如曹氏宗亲大将夏侯惇就认为“宜先灭蜀，蜀亡则吴服，二方既定，然后遵舜、禹之轨”（摘自《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可是曹丕哪有其父之雄才伟略去一举扫平蜀汉和江东？急功近利之下，他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至此，“代汉者，当涂高”这段谶言算是圆满实现，魏朝将长存下去，而这谶言也应当退出历史的舞台了。

谁都没有料到，仅仅过了二十余年，魏朝重臣司马懿坐大成势，司马氏如日中天，曹魏又落到了当年汉献帝时“君弱臣强”的境地。“代汉者，当涂高”之谶言再度泛起，愈涨愈高。

在马曹之争中，司马懿、司马师二人从未引用“代汉者，当涂高”谶语为己方的舆论工具去打击政敌。他们当时运用的是凉州“玄石图”里的“大讨曹”谶言。但所谓“天降奇石”之铭文，终究不如《春秋谶》这样的典籍在天下士民中更有说服力和正统性。于是，继司马懿、司马师之后，司马氏集团的第三代首领司马昭开始利用“代汉者，当涂高”来大做政治文章。

这个标志性事件之一，便是曹魏正元元年（公元254年），司马师兄弟联手废帝立新，司马昭“以参定策，进封高都侯”。他的爵号“高都”二字大有深意，与“当涂高”相映成趣。其一，“当涂高”者，当涂之高处多为都邑，与“高都”之“都”吻合；其二，内有“涂高”二字，而司马昭的“高都”爵号中“都”与“涂”音韵相近，似有呼应之兆。

在司马昭获得“高都侯”爵号之后，他身边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事迹：正元元年十月，新帝曹髦登基而立；正元元年（公元254年）十一月左右，司马昭进封高都侯；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正月，毌丘俭、文钦因司马师废帝立新而讨之；正元二年（公元255年）二月，司马师听从王肃、傅嘏、钟会之劝谏，抱病亲征毌丘俭、文钦，司马昭留守洛阳；正元二年（公元255年）闰二月，毌丘俭、文钦被一举**平，司马师亦因受文鸯突袭冲帐之下而目裂出眶，疾笃而亡，临终前交权于司马昭；同月，司马昭返京执政，升为大将军、录尚书事。

纵观这一时期，在司马昭晋封为高都侯前后的短短半年里，他便骤升而起，继兄当国，权倾朝野。这正给了司马昭强烈的心理暗示：是“高都侯”这个爵号带给了自己莫大的幸运！所以，后来魏帝多次要给他加封邑户，他都推辞不受。他对“高都侯”爵号如此之钟爱，甚至不去承袭自司马懿、司马师一脉传下的舞阳侯之爵。

那么，究竟是谁向朝廷建议给司马昭封赏了“高都侯”这个爵号呢？《晋书》及相关史籍没有明载。但笔者联系魏晋禅代的历程推测，应该是由司马昭的岳父、精通经纬易理之学的鸿儒—王肃建议的。《三国志·魏书·王肃传》里写道：

时有二鱼长尺，集于武库之屋，有司以为吉祥。（王）肃曰：“鱼生于渊而亢于屋，介鳞之物失其所也。边将其殆有弃甲之变乎？”其后果有东关之败……是岁，白气经天，大将军司马景王（指司马师）问肃其故，肃答曰：“此蚩尤之旗也，东南其有乱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则天下乐安者归德，倡乱者先亡矣。”明年春，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反，景王谓肃曰：“霍光感夏侯胜之言，始重儒学之士，良有以也。”

这说明王肃通常都在用谶纬之术推断时事、剖析要务，而他建议给自己的女婿司马昭戴上“高都侯”之爵，便是推动了“代汉者，当涂高”谶言由虚入实，为司马氏代魏夺权预做舆论铺垫。

一年零五个月后，曹魏甘露元年（公元256年）夏六月，魏廷再次晋封司马昭为“高都公”，拥地七百里。司马昭自知尚无功勋以承之，不愿由侯升公，仍是坚守着“高都侯”这个爵号。

又过了一年左右，诸葛诞在淮南起兵作乱，并以其子诸葛靓为人质而勾连东吴，引来外敌夹击司马昭。当时，诸葛诞拥兵十余万，东吴援军近十万，来势汹汹，震惊了整个朝野。司马昭临危不乱，调集青、徐、荆、豫等四州兵力，分取关中游军，共计二十六万人马，奉天子及太后而东征。用了近九个月的时间，司马昭便内除诸葛诞、外灭东吴军，大获全胜，一时声威大振。魏帝不得不封司马昭为晋公，加九锡之礼，进位相国。

此时，司马氏政权的“晋”之名号终于正式浮出水面。司马昭所享的高都县邑本就在并州境内，并州又名“晋”。而“晋”本身，又有“明出地上”“蒸蒸日上”之意象，与“当涂高”的“高”呼应。而《易经》里“晋”卦的卦辞还有“康侯用锡马蕃庶”的词句，又与“司马氏”的“马”相辉映。《彖传》又言：“晋者，进也。”司马昭由“高都公”而为“晋公”，是“进而又进”“高而再高”，以成“当涂”之“至高”。这一切，都是司马氏一派的数术之士借“代汉者，当涂高”之谶言来为司马昭篡魏自立的“天命攸归”做舆论上先声夺人的渲染。

然而，司马昭毕竟还是明智的。他仍然认为自己代魏绍汉的时机还不够成熟，于是继续坚持留守在“高都侯”的爵位上不动，同时潜谋破局之举。

此后，马曹之争也终于到达了临界点：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五月，魏帝曹髦不甘皇权旁落，亲自带兵攻杀司马昭，不料反被司马昭之部曲成济当众刺死。这一弑君事件给司马昭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也无形中推迟了司马氏的篡代之业。

司马昭必须通过对外征伐以建“非常之功”，才能扭转僵局，才能抹去自己“弑帝震国”之瑕疵。而这“非常之功”只能是“吞蜀取汉”。为什么这样说呢？

当时一部分士民认为汉献帝刘协虽然禅位于魏，但昭烈帝刘备开创的季汉犹在蜀境巍然而峙。所以，曹魏算不上是真正的“代汉而立”。只有吞掉季汉，司马氏政权才堪称实至名归的“代汉者”。于是司马昭力排众议，决定“吞蜀取汉”以应谶言。

曹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冬，司马昭的部将邓艾、钟会先后攻入蜀汉，其主刘禅奉玺而降，季汉至此而亡。司马昭得此硕勋，便当仁不让地坐上“晋公”之位，受任大魏相国，正式启动了以晋取魏之大事。

《春秋谶》：“汉家九百二十岁后，以蒙孙亡，授以承相。代汉者，当涂高。”这段谶言又被司马氏一派的谶学之士拿来解析宣示：“汉家九百二十岁”，其实是指昼夜各算一年，为四百六十年。例如《三国志·魏书·朱建平传》所记：

文帝（指曹丕）问己年寿，又令遍相众宾。（朱）建平曰：“将军当寿八十，至四十时当有小厄，愿谨护之。”……文帝黄初七年，年四十，病困，谓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谓昼夜也。吾其决矣。”

算起来，从西汉刘邦开国元年（公元前202年）直至蜀国季汉灭亡之年（公元263年）为止，汉朝存世共四百六十五年，勉强应了谶言。“以蒙孙亡”，其中之“蒙孙”指的是刘禅这样的文弱之君。“授以承相”，“相”指司马昭所任之“相国”也。“代汉者，当涂高”，自然便是比“魏”更高、更大的“晋”了。《晋书》中对此进行了详细阐释：

（习）凿齿在郡，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指曹操）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指司马昭）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引世祖（指司马炎）讳炎兴而为禅受，明天心不可以势力强也。

至此，“代汉者，当涂高”这段谶言从理论到实际都已全部“应验”。司马氏用自己苦心孤诣的种种作为努力迎合这段谶言，务求“无缝对接”，丝丝入扣。他们这样处心积虑，也是想为自家政权披上“天命攸归”的“圣衣”而炫示于世人。然而，可惜的是，西晋建国五十年后便分崩离析，摇摇而坠；东晋在江南立国一百年后也寿终正寝，不再复兴。合两晋之气数而算，只有一百五十年左右，不及汉朝的一半。

从那之后，“代汉者，当涂高”谶言就这样虎头蛇尾地封冻在了历史的最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