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举行音乐会的日子结束了，天气转坏了，我的这些女友都离开了巴尔贝克，她们并不像燕子那样是在同一天，但都是在同一个星期里走的。最先走的是阿尔贝蒂娜，她说走就走，当时也好，过后也好，她的女友们谁也不明白她为什么要那样仓促地回巴黎，那儿既没有功课，也没有消遣在等着她。“她什么也没说，就那么走了。”弗朗索瓦兹抱怨说，其实她心里巴不得我们早点离开这儿。她嫌我们在酒店雇员和经理面前嘴不够紧；酒店雇员人数已经减少，但还是留下了一些伺候寥寥无几的少许客人，那个经理照她的说法是个“亏空经理”。确实，酒店很快就会关门，里面的客人早就走得差不多了；酒店里从没这么舒服过。经理可并不这么认为；他沿着寒气冷入骨髓、已无侍者应门的厅堂，在过道上来回踱步，身穿崭新的常礼服，脸上被理发师仔细地拾掇过，乏味的脸容看上去像是一种肉与油的混合体，一分肉，三分化妆品，领带换得很勤(比起保证供暖和保留人员来，穿着考究毕竟所费不多，这就好比一个人已经无力为慈善事业捐款一万法郎，但给邮局送电报的人一百苏小费，在他还是小菜一碟)。他那模样，仿佛是在一片虚无中巡行，想靠自己这身行头，让酒店的淡季萧条显得只是暂时的景象，他给人的感觉，就像君王的幽灵在昔日王宫的废墟上游**。最让他揪心的是，本地的铁路因乘客锐减而停运，要到来年春天才恢复运行。

“这儿缺的就是交通手段。”他这么说。

虽然账上出现了亏损，他心目中今后几年的发展规划仍然是非常宏伟的。只要一说到旅馆业，他决计忘不了用一套漂亮的辞令来展望一下宏图。

“虽说餐厅里人员配备很整齐，可我还是人手不够，”他说，“跑腿的侍者还是缺了点儿；你们看着，明年我会有一个非常棒的团队。”眼下，巴尔贝克的邮路中断，他只得派人去取信，有时还用小马车运送旅客。我常常要求坐在车夫边上，这样，不论天气好坏，我都能出去转转，就像在贡布雷的冬天一样。

但有时候风狂雨骤，外婆和我待在已经停业的游乐场空****的房间里，犹如在狂风大作的天气里，待在轮船的底舱，就如在远渡重洋的船上一样，每天总会有某个我们跟他或她共同相处了三个月却彼此并不熟悉的人来到我们身旁。雷恩法院的首席院长，卡昂法院的主审法官，一位美国太太和她的几个女儿，先后过来和我们搭话，想方设法打发这漫长的时间，或者露一手显显本领，教我们玩儿一种牌戏，请我们喝茶、弹曲子，或者约好一个时间一起聚聚，一起安排一些消遣活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开心，而开心，就是别老想着自己有多烦闷，就是相互帮助度过烦闷的时光。终于，在我们逗留巴尔贝克的最后这段时间里，他们和我们之间结下了友谊，可是下一天他们就相继离去，这份友情也就中断了。

我甚至结识了那个很有钱的年轻人，还有他那两个贵族朋友当中的一个，以及又回来住了几天的女演员；那个小圈子里只剩这三位，另一个朋友已经回巴黎了。他们邀请我去他们的餐馆一起吃晚饭。我相信他们听到我说不去了吧，心里一定挺高兴。当然他们邀请我时是非常客气的——其实也就是那个有钱小伙子在邀请，因为另外两位都是他的客人。陪他同去的另一个小伙子莫里斯·德·沃代蒙侯爵出身望族，所以女演员问我是不是愿意去的时候，本能地觉得这样说是在抬举我：

“这会让莫里斯很高兴的。”

在大堂里又碰见他们仨时，有钱的小伙子有意侧过身子，所以是德·沃代蒙先生对我说：

“您不肯赏脸一起吃个晚饭吗？”

总的来说，我没有好好利用在巴尔贝克的时间，这叫我更想下次再来了。我觉得在这儿待的时间好像太短了。可我的那些朋友并不这么想，他们写信问我是不是打算在巴尔贝克定居了。瞧见他们无奈地把巴尔贝克这个地名写在信封上，正如我的窗户既不是朝向田野，也不是朝向街道，而是朝向浩瀚的大海，晚上入睡前回**在耳边的浪涛声，让我如同一叶小舟那般，将自己的睡梦托付给这大海。我不由得产生了一种幻觉，仿佛这贴近的涛声把大海的壮美，在不知不觉之中印入了我的脑际，有如睡梦中学会的功课一般。

酒店经理对我说，明年他可以给我们留出更好的房间，可是我挺喜欢现在的这个房间，走进去已经闻不出香根草的气味，我的思绪起先在这个房间里难以展开，后来却异常饱满地充斥其间，以致我回到巴黎，睡在原来那间天花板比较低的卧室里时，还非得对它做一番反向的处理不可。

是得离开巴尔贝克了，在这个没有壁炉和取暖设备的酒店里，寒风**雨让人有了萧瑟之感。再说，最后这几个星期差不多已经被我置之脑后了。当我想起巴尔贝克时，眼前浮现的几乎永远是那些晴朗的夏日，我因为下午要跟阿尔贝蒂娜和她的女友一起出去，外婆遵照医嘱，非要我早上在拉上窗帘的房间里躺着不可。经理特地关照，在我这一层楼不许弄出声响，并亲自督察命令是否执行。光线太强，我吩咐把房间里那副第一晚对我满怀敌意的紫色窗帘尽量拉上。为了不让光线透进来，弗朗索瓦兹每晚都把毯子、印花红桌布和杂七杂八拼凑起来的布料用别针别在窗帘上，可还是没法儿遮得严严实实，仍然会有光线透进来，在地毯上洒下银莲花花瓣似的红红的光影，我有时会情不自禁地把**的脚踩在这光影上。

朝着窗户的那面墙半明半暗，一个金色的圆柱无所依傍地竖立着，有如在旷野中引领希伯来人前进的光柱[260]。

我重又躺下，一动不动，仅靠想象去品味游戏、海水浴和步行所有这一切在上午的阳光下可以享受的欢乐，我的心因欣喜而猛烈跳动，有如一部开足马力却又无法移动的机器，只能原地打转来卸却速度。

我看不见那些少女，但我知道她们在大堤上，在翻卷而上的海浪跟前行进，逢到天气暂时放晴，可以在大海远处蓝莹莹的浪尖之间望见里弗贝尔小城，这座小城矗立在波涛之上，犹如一座意大利小镇，每个细部都在阳光下勾勒得很清楚。我没看见这些女友，但是(当报贩，也就是弗朗索瓦兹所说的那些“吃报纸饭的主儿”的叫卖声，洗海水浴的游客和孩子们玩耍时发出的叫喊声，如同海鸟的鸣叫那般，为轻轻碎成浪花的波涛打着节拍，一齐向着我的房间里而来的时候)我悬想着她们的倩影，谛听着她们的笑声——它们犹如涅瑞伊得斯的笑声，被柔和的浪涛裹着，传到我的耳畔。

“我们来过，”那天晚上阿尔贝蒂娜对我说，“想看看您是不是会下来。可是您的窗板一直关着，音乐会的时候也没打开。”

确实，十点钟那会儿，乐声在我窗下轰然响起。在海水涨潮时，海水会趁着乐器演奏的间隙源源不断地涌来，席卷而上的海浪仿佛在把小提琴的乐声裹进它晶莹的浪头，把泡沫溅在某种海底音乐时断时续的回声之上。

我不耐烦地等着给我把衣服送来，好让我穿起来。正午的钟声响起，弗朗索瓦兹总算来了。一连几个月，在我原来想象成暴雨不断、浓雾弥漫，因而令我心向往之的这个巴尔贝克，晴朗的天空明亮清澈，从不变色，所以弗朗索瓦兹来开窗的时候，我总是十拿九稳地等着瞧见折射到外墙上的一方阳光，它那恒定的颜色并不像一个夏日标志那么令人感动，倒像一件匠气很重的彩釉工艺品，色泽有些暗淡。弗朗索瓦兹取下窗帘上的别针，去掉布料，拉开窗帘，露出的夏日犹如一尊华丽的千年木乃伊，死寂而邈远，我家这位老女仆只是小心翼翼地除去了裹在它身上的衣料，让它在显身前，沉浸在金色袍子馥郁的香气之中。

(本卷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