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得到有一支舢板队靠近的消息,停泊在港口的一艘炮艇立刻开动。何塞·帕拉西奥斯从帆布篷的窗口里望见炮艇,弯下腰对闭着眼睛躺在吊床上的将军说:
“将军,我们到了蒙博克斯。”
“上帝之乡。”将军没睁眼说。
他们顺流而下时,河流越来越宽阔肃穆,仿佛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沼泽,热气浓得几乎可以用手触摸。航行的最初几天,将军老是在船头盘桓,观看瞬息万变的黎明和流光溢彩的黄昏景色,如今情绪低落,没有这份兴致了。他不再口授信件,也不听人给他念书,不问同伴们任何问题,似乎对生活毫无兴趣。在最燠热的午睡时间,他蒙着毯子、闭上眼睛躺在吊床上。何塞·帕拉西奥斯怕他没有听见,又招呼一遍,他仍旧不睁开眼睛。
“蒙博克斯不存在www?,”他说,“我们有时梦到,但是它不存在了。”
“我至少可以证实圣巴巴拉塔楼还存在,”何塞·帕拉西奥斯说,“我从这里已经看到了。”
将军烦恼地睁开眼,在吊床上坐起来,看到中午炫目的阳光下古老陈旧、多灾多难的蒙博克斯的一些房子的屋顶。这个城市遭到战争的破坏,在共和国的混乱中日趋败落,又受到天花流行的再度摧残。河流正是在此时以无可挽回的态势开始改道,这里注定会在本世纪结束之前遭到废弃。每次汛期洪水给石堤造成的损坏,都曾被西班牙殖民者以伊比利亚半岛式的顽固精神抓紧修复,如今只剩下乱石滩上零落的废墟。
炮艇向舢板靠近,一个仍穿着总督时期旧警察制服的黑人警官把炮筒对准舢板。卡西尔多·桑托斯上尉朝他嚷道:
“别胡来,黑人!”
桨手们停止划船,舢板随水漂流。卫队的投弹手把枪对着炮艇,等候命令。警官仍旧不为所动。
“出示通行证,”他喊道,“我以法律的名义命令你们。”
这时他才看到帆布篷里出来了一个脱了形的人,看到一只枯瘦却带有不容违抗的权威的手,命令士兵们放下武器。然后他声音微弱地对警官说:
“长官,您也许不信,不过我没有护照。”
警官不认识他。费尔南多告诉他之后,他什么也没脱就跳进河里游到岸边,赶快跑到城里去报告好消息。炮艇敲着钟送舢板到港口。船队还没有拐最后一个弯,还没有望到整个城市之前,八个教堂的钟全敲响了。
殖民时期,圣克鲁斯·德蒙博克斯是加勒比海岸和内地贸易的桥梁,因而富裕繁荣。美洲刚刮起自由之风时,这个当地贵族的堡垒首先宣布独立。西班牙加以重新征服,将军本人又解放了它。它只有三条同河流平行的街道,宽阔、笔直、尘土飞扬,建筑都是有大窗户的平房,住过两个伯爵,三个侯爵。本城的金银手工业以精致享有盛名,并没有因共和国的动荡而受影响。
将军这次来到时对自己的光荣十分灰心,对世界感到失望,发现港口居然有一大群人等着欢迎他,完全出乎意外。他匆匆穿上灯芯绒裤子和长靴,尽管天气很热还是披上斗篷,脱掉睡帽,戴上他在翁达告别时用的大檐帽。
拉康塞普西翁教堂正在举行隆重的葬礼。民政和教会当局、教会团体和神学院的头面人物正衣冠楚楚地在参加棺前弥撒,听到钟声齐鸣以为是失火,顿时一片惊慌。激动万分的警官冲进教堂,在市长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然后高声向大家宣布:
“总统到了港口!”
许多人还不知道他已经不是总统了。星期一有信使路过,在沿河城镇散播了翁达的传闻,但什么都没有说清楚。似是而非的消息使得临时组织的欢迎场面更加热烈,甚至丧家发现大部分吊丧的客人都离开教堂去码头了。葬礼进行了一半,只有一小批至亲好友在爆竹和钟声中护送灵柩到墓地。
五月雨水不多,河水流量很小,到港口码头需要爬上一道满是乱石的河谷。有人想背将军,他不高兴地拒绝了,自己扶着伊巴拉上尉的胳臂,一步一滑艰难地往上爬,终于不损尊严地到了上面。
他在港口和当局人士一一握手寒暄,从他的身体情况和手的小巧来看,手劲之大令人难以置信。上次见过他来蒙博克斯城的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记忆。他的模样衰老得像他的父亲,但他剩下的一点活力还足以拒绝别人的帮助。他不坐人们为他准备的担架,坚持要自己步行到拉康塞普西翁教堂,最后还是不得不骑上市长怕他支持不住事先备好鞍的骡子。
何塞·帕拉西奥斯在港口见到不少出天花、脸上痘疮涂了龙胆紫的人。天花是马格达莱纳河下游反复流行的地方病,它在爱国军中引起的恐惧超过了西班牙人,因为在马格达莱纳河的战役中,天花在解放军部队中造成很高的死亡率。鉴于天花的危害,将军曾请一位路过的法国自然学家用牲畜痘疮的浆液接种在人身上替当地居民免疫。但这种方法引起的死亡人数也很多,最后谁都不信这种寄托在牛身上的医疗办法,许多母亲宁肯孩子冒染上天花的危险,也不肯让孩子冒接种的危险。可是将军接到的官方汇报使他相信天花的灾祸已被战胜。因此,当何塞·帕拉西奥斯告诉他群众中有许多脸上出痘抹药的人时,他的反应厌烦多于惊奇。
“只要下级为了讨好,继续向我们撒谎,这种情况就永远改不了。”他说。
他在港口欢迎他的人面前丝毫没有流露心中的不快。他简单地介绍了他辞职的经过和圣菲的混乱状态,要求大家一致支持新政府。“没有其他选择,”他说,“不是团结就是无政府状态。”他说他此去不准备回来了,一方面是身体不好,大家也看得出来,有多种严重疾病,需要休养;更重要的是别人的不幸给他造成了痛苦,他需要平静。但他没有说什么时候走,也没有说要去什么地方,只是有意无意地重申他还没有拿到政府发的出国护照。他感谢蒙博克斯人二十年来给他的荣誉,请求他们除了市民的称号之外不要再给他什么头衔了。
群众涌进拉康塞普西翁教堂,参加临时决定的感恩仪式,教堂里还挂着葬礼的绉绸,空气中还有葬礼的花香和熄灭的蜡烛芯味。坐在侍从席的何塞·帕拉西奥斯注意到坐在贵宾席的将军很不舒服。市长是个不露感情的混血儿,长着狮鬃一般漂亮的头发,坐在将军旁边倒很自在。班胡梅亚的遗孀费尔南达,她的美貌曾风靡马德里宫廷,把自己的檀香木扇借给将军,让他抵挡仪式的闷热。将军无奈地扇着,只从香气中得到一些慰藉,最后热得透不过气来。他在市长耳边说:
“老实说我不该受这份罪。”
“人民的敬爱是要付出代价的,阁下。”市长说。
“不幸的是,这不是敬爱,而是凑热闹。”他说。
感恩仪式结束后,他向班胡梅亚的遗孀鞠躬告别,把扇子还给了她。她想再交到他手中。
“请您赏光留着吧,作为对一个十分敬爱您的人的回忆。”她说。
“可悲的是我用以回忆的日子所剩不多了。”将军说。
神甫坚持要打着圣周用的华盖挡太阳,从拉康塞普西翁教堂送他到圣彼得使徒修道院。修道院是一幢两层楼的建筑,回廊外面种着蕨类植物和麝香石竹,后面有一个阳光充足的果园。这几个月由于河那面吹来的风有害健康,即使晚上也不能睡在连拱回廊里,但是大厅旁边的房间有厚实的灰石墙,里面像秋天一样阴凉。
何塞·帕拉西奥斯先去把一切准备就绪。卧室的墙壁粗糙,最近刷过石灰,只有一扇带绿色百叶帘的窗户朝着果园,光线暗淡。何塞·帕拉西奥斯挪动床的位置,让床脚对着窗,将军便可以望到树丛中黄色的番石榴,闻到香味。
将军扶着费尔南多和拉康塞普西翁教堂的神甫来到修道院,神甫也是修道院院长。将军一进门就背靠着墙,对窗台上葫芦瓢里盛放的番石榴弥漫整个卧室的香气感到意外。他闭上眼睛,靠着墙,吸着使他心碎的旧时熟悉的气味,直到透不过气。然后他仔细查看屋子里的每一件东西,仿佛从中都能得到启示。除了带幔帐的床之外,还有一个桃花心木的柜子,一个大理石面的桃花心木床头柜和一把红丝绒面的扶手椅。窗旁边的墙上有一口八角形的挂钟,钟面是罗马数字,指针停在一点零七分。
“到头来,还是有些东西保持了原样!”将军说。
神甫感到吃惊。
“对不起,阁下,”他说,“据我所知,您以前没有来过这里。”
何塞·帕拉西奥斯也感到吃惊,因为他从没有见过这幢房子,但是将军继续回忆,提到的事情都被他说中,弄得大家面面相觑。最后,将军以他惯常的玩笑解除大家的不安。
“也许是前世轮回吧,”他说,“说到头,我们刚才还看到一个被逐出教会的人在华盖下面行走,在这样的城市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过了不久,一场突如其来的雷雨把城市变成了泽国。将军利用这个机会来消除应酬的疲劳,他在幽暗的房间里,仰天和衣躺在床上,闻着番石榴的气味,假装睡着,接着,在倾盆大雨之后的宁静中真的睡着了。何塞·帕拉西奥斯知道这点,因为他听到将军用年轻时代的标准发音和清晰的音色说话,这种情况只有梦中才会出现。他说的是加拉加斯,一个沦为废墟、已经和他无缘的城市,墙上贴满了辱骂他的标语,街上大粪横溢。何塞·帕拉西奥斯坐在角落里的扶手椅上,别人几乎看不见他,他守在这儿是因为不愿意让侍从队以外的人听到将军秘密的梦话。他从半掩的门缝里朝威尔逊上校做个手势,上校便让花园里的值勤士兵走得远些。
“这里谁都不喜欢我们,在加拉加斯谁都不服从我们,”将军在梦中说,“我们得听从别人支配。”
他说了一连串愤懑的抱怨话,那是死亡的风把他破碎的光荣刮走之后的残余。他说了将近一小时的梦呓,走廊里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和一个傲慢响亮的声音惊醒了他。他发出一个急促的鼾声,没睁眼睛,含混不清地说:
“外面他妈的是什么事?”
原来是洛伦索·卡尔卡莫将军要在规定接见的时间之前强行闯进卧室。卡尔卡莫是解放战争的老将,脾气暴躁,勇敢得接近疯狂。他用佩刀拍打了一个投弹手的中尉,不把威尔逊上校放在眼里,只有神甫非世俗的权力才制服了他,客客气气地把他带进隔壁的办公室。将军听了威尔逊的汇报后生气地嚷道:
“对卡尔卡莫说我死了!就这么说,我死了!”
威尔逊上校到办公室去见那个军人,他为了今天的场合穿了检阅时的军服,胸前佩满了战功勋章。可是那时候他的傲慢已经荡然无存,眼睛里满是泪水。
“不,威尔逊,不用告诉我了,”他说,“我已经听到了。”
将军睁开眼时,发现时钟还停在一点零七分。何塞·帕拉西奥斯给钟上了弦,凭记忆拨到准确的时间,接着证实说同他的两个怀表完全一致。随后,费尔南达·巴里加进来,想让将军吃一盘炒素什锦。将军昨天到现在没有吃过任何东西,但他仍不想吃,只是吩咐把盘子端到办公室去,等会儿一面接见一面吃。与此同时,他忍不住拿了一个放在葫芦瓢里的番石榴。他美滋滋地先闻闻气味,贪馋地咬下一口,像小孩那样快活地咀嚼果肉,细细品尝滋味,然后叹了一口长气慢慢地咽下去。接着,他坐在吊床上,把盛番石榴的葫芦瓢放在两腿中间,一个接一个把番石榴统统吃光,几乎没有换气的时间。何塞·帕拉西奥斯进来时在昏暗中见到他这副吃相惊慌地说:
“咱们这样会死的!”
将军兴致很好地补充说:
“不至于比现在死得更绝。”
三点半正,按照预定时间,将军吩咐来访者两人一组开始进办公室,这样让一人看到他急于接待另一人,便可以快快把他们打发走。尼卡西奥·德尔巴列医生是最早进去的人之一,发现他背朝着窗坐着,窗外可以望到田间房屋和远处水汽蒸腾的沼泽。将军手里端着费尔南达·巴里加给他拿来的那盘食物,但一口未吃,因为他已开始感到番石榴在肚子里作怪。德尔巴列医生后来用一句粗俗的话总结了他晋见的印象:“那个人已经半截入土了。”凡是去见将军的人都有同感,只是表述方式不同。尽管如此,即使被他的衰弱状况深深打动的人也缺乏怜悯,坚持要他到附近城镇去赞助儿童福利事业,为一些民用工程奠基揭幕,或者看看由于政府工作疏懒而造成的民间生活贫困。
一小时后,番石榴引起的恶心和肠绞痛达到了令人惊慌的程度,虽然他很想满足从一早等到现在的人们的要求,但却不得不中止接见。院子里都是人们带来送给将军的小牛犊、山羊、母鸡和各式各样的野味,挤得水泄不通。卫队的投弹手不得不出来维持秩序,幸亏下午第二场大雨使天气凉快一些,大家安静了一些,恢复了正常。
不顾将军明确拒绝,下午四时还是在附近一幢房子里准备了欢迎宴会。将军没有出席,因为番石榴的排气作用使他处于危急状态,直到夜里十一点多。他躺在吊床上痛得死去活来,猛放有番石榴气味的屁,觉得灵魂也要泻掉了。神甫送来当地药剂师配制的药。将军拒绝服用,他说:“我吃错一帖催吐剂丢了权,再吃一帖连命也要丢掉。”他听其自然,直冒冷汗,打着寒战,他没有出席的宴会上隐约传来的优美弦乐声给了他少许安慰。他的水泻慢慢平息,肚子不痛了,这时音乐声也停止了,他觉得仿佛在虚无缥缈中浮沉。
他上次路过蒙博克斯差点成为最后一次。他以个人魅力和何塞·安东尼奥·派斯将军取得紧急和解,从加拉加斯回来,但派斯将军远没有放弃分裂的梦想。将军同桑坦德不和也是众所周知的,甚至走到了拒绝接受桑坦德信件的极端,因为他不再信任桑坦德的心地和人格了。“请您别费那个劲称呼我为朋友了。”他给桑坦德的信中说。桑坦德仇恨将军的直接借口是将军匆忙之中向加拉加斯人发表了一个公告,没有多加考虑就声称他的全部行动都以加拉加斯的自由与光荣为指导。他回新格拉纳达后,试图在对卡塔赫纳和蒙博克斯的公告中用一句恰如其分的话加以补救:“加拉加斯给了我生命,你们给了我光荣。”但是这句话有点巧辞补救的味道,不足以平息桑坦德分子的煽动。
将军试图阻止最后灾难的发生,带了一支军队回圣菲,指望路上有别的部队参加,再次开始为一体化而努力。正如他去阻止委内瑞拉分裂时那样,他说那是他一生中的关键时刻。再细想一下,他就会明白将近二十年来,他生活中没有哪一个时刻不是关键性的。“整个教会,整个军队,绝大多数的人民都是支持我的。”后来他回想到当时形势时这样写道。虽然有这一切有利条件,他说,当他离开南方向北方进军,或者离开北方向南方进军时,他身后的地区就失去控制,新的内战毁了他的计划,这种情况已经多次得到证实。这就是他的命运。
桑坦德派的报刊一有机会就把他军事上的失败归因于他晚上的荒唐行为。在许多旨在贬低他光荣的谎言中,当时在圣菲曾传播的是一八一九年八月七日早上七点指挥博亚卡战役、从而奠定独立基础的不是他,而是桑坦德将军,因为他当时正在顿哈与总督社会一个声名狼藉的女人玩得高兴。
不管怎样,提到他晚上的放荡、败坏他名誉的不仅是桑坦德派的报刊。早在胜利之前,就有人说独立战争期间至少有三次战役败在他手里,因为当时他不在应该在场的地点,而在一个女人的床上。他另一次访问蒙博克斯时,有一队年龄不一、肤色各异的女人招摇过市,在街上留下一股刺鼻的香水气味。她们侧身骑在马上,打着印花缎子的阳伞,穿着本城从未见过的华丽的绸衣。人们纷纷猜测说,这些女人是打前站的将军的姘头。这当然像别的猜测一样是无稽之谈,但谁都不反驳,因为将军的战地后宫是人们茶余酒后的话题之一,他去世后还有许多人津津乐道。
这种歪曲报道的手法并不新奇。将军本人在反西班牙的战争中就用过,当时他吩咐在报纸上刊登一些假消息迷惑西班牙的司令官。共和国成立之后,将军指责桑坦德利用他控制的报刊干尽坏事,桑坦德以巧妙的讽刺来回答:
“我们有一个好老师,阁下。”
“一个坏老师,”将军反驳说,“总有一天你会想起我们编造消息的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他对人们议论他的话,不论是真是假,都十分敏感,对造谣中伤一直耿耿于怀,临死的时候还力图要澄清。但他在避免授人以柄方面却很不注意。也是在上次路过蒙博克斯的时候,他为了一个女人把光荣豁了出去。
那个女人名叫何塞法·萨格拉里奥,是个贵族出身的蒙博克斯人,她穿着方济各会修士的带头罩的长袍,凭何塞·帕拉西奥斯告诉她的口令“上帝之乡”混过了七道岗哨。她浑身皮肤白皙得像是隐隐发光,在黑暗里也可以看到她的胴体。那天晚上,她不寻常的装饰压倒了她本身非凡的美丽,因为她前胸和后背缚着当地金银匠精心制作的一副黄金甲胄。当将军想抱她上吊床时,由于黄金分量太重几乎抱不动。一夜恣肆放纵之后,天亮时她觉得时间快得可怕,请求他让她再待一晚。
那要冒极大的风险,因为据将军密探的情报,桑坦德已经布置好一个阴谋意图剥夺将军的权力,分裂哥伦比亚。但那女人还是留了下来,不是一夜,而是十夜,两人玩得非常快活,觉得地老天荒再没有像他们这样真正相爱的了。
她把黄金留给了将军。“当作你的战争的花费吧。”她说。将军顾虑这笔财富是床上得来的,不太光彩,没有变卖,交给了一个朋友保存。后来就忘了那个女人。他最后一次到蒙博克斯,吃番石榴闹肚子之后,吩咐打开箱子清点财产时,才回想起她的名字和日期。
何塞法·萨格拉里奥的黄金甲胄制作精美绝伦,总重三十磅,简直是稀世珍品。此外还有一个箱子,内装二十三把叉、二十四把刀、二十四把大匙、二十三把小匙,几把夹糖块的小钳子,全部是金子打的,另外还有贵重的器具,曾在不同场合下留给别人保管,结果自己也忘了。将军的财产混乱得难以置信,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会有新的发现,到头来谁也不感到吃惊。他吩咐把那些黄金餐具收在行李里,装有黄金甲胄的箱子归还它的女主人。但是圣彼得使徒修道院院长告诉他,何塞法·萨格拉里奥由于合谋危害国家安全已被流放到意大利。
“肯定是桑坦德那浑蛋干的。”将军吃惊地说。
“不,将军,”神甫说,“是您自己放逐的,由于二八年的争吵。您不清楚被放逐的人中间有她。”
将军便吩咐在搞清情况之前,把那个甲胄箱仍旧留在原来的地方,不再过问流放的事。因为据他对何塞·帕拉西奥斯说,只要他一离开卡塔赫纳海岸,何塞法·萨格拉里奥肯定会随着他被放逐的敌人一起回来。
“卡桑德罗多半已在收拾行李了。”他说。
事实上,许多被放逐的人一听说将军准备去欧洲,纷纷开始回国。但是桑坦德将军考虑问题十分慎重,下的决心令人捉摸不透,是最后回国的人之一。将军辞职的消息使他处于戒备状态,然而他没有回国的表示,也不急于结束他的考察旅行,上一年十月,他到达汉堡之后就如饥似渴地开始在欧洲国家调查研究。一八三一年三月二日,他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从《商业日报》上看到将军去世的消息。但六个月之后他才不慌不忙地准备回国,那时候新政府已经恢复了他的军衔和荣誉,议会在他缺席的情况下选他出任共和国总统。
在离开蒙博克斯之前,将军去拜访了老战友洛伦索·卡尔卡莫将军,向他赔礼。那时候才知道卡尔卡莫病得很重,前一天下午为了去看将军才起床。虽然疾病缠身,卡尔卡莫说话声音仍旧十分响亮,得克制自己以免动作过于剧烈,不过他眼睛老是哗哗地淌泪,和情绪毫无关联,得不停地用枕头擦干。
他们一起抱怨各自的疾病,为人们的轻浮、胜利后的忘恩负义感到痛心,一起大骂桑坦德,桑坦德一向是他们之间必不可少的话题。将军很少像现在这样说得明确。一八一三年的战役期间,桑坦德拒不服从越过边境二次解放委内瑞拉的命令,洛伦索·卡尔卡莫目睹将军和桑坦德激烈争吵。卡尔卡莫将军一直认为那次争吵是两人暗中不和的起源,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激化。
将军却认为那不是伟大友谊的结束,而是开始。认为不和的起因不在于他授予派斯将军的特权,不在于那部不幸的玻利维亚宪法,不在于将军在秘鲁接受的独裁权力,不在于他渴望的哥伦比亚终身总统和议员的职务,也不在于奥卡尼亚国民议会以后他取得的绝对权力。不:造成他们之间日益加剧、以九月二十五日的暗杀到达顶点的严重反感的原因不在于此。“真正的原因是桑坦德永远不能接受美洲应成为单一国家的思想,”将军说,“他认为美洲的团结是不可能的。”他瞅着躺在床上的洛伦索·卡尔卡莫,就像躺在一场一开始就打败的战争的最后的沙场上,结束了他的拜访。
“死者已矣,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了。”他说。
洛伦索·卡尔卡莫看他悲哀空虚地站起身,觉察到回忆对将军造成的负担远比岁月为重,正如他自己的情况一样。他双手握住将军的手时,发现两人都在发烧,心想不知谁先去世,一别将成永诀。
“世界毁啦,老西蒙。”洛伦索·卡尔卡莫说。
“毁掉的是我们,”将军说,“如今只有从头开始。”
“那我们就开始吧。”洛伦索·卡尔卡莫说。
“我不行了,”将军说,“我现在就差给扔进垃圾桶了。”
洛伦索·卡尔卡莫送给他装在漂亮的红缎子盒里的一对手枪。他知道将军不喜欢使用火器,在为数不多的私人争斗中宁肯用剑。但是那两把手枪曾用于一次为爱情的决斗,杀了对手,具有特殊意义,将军激动地接受了。几天后,他在图尔巴科接到消息说卡尔卡莫将军已经病逝。
五月二十一日,星期天,下午重新起航,征兆很好。舢板顺流而下,不用桨手们花大气力,就把板岩的峭壁和海市蜃楼般的河滩抛在后面。现在遇到的木筏比先前多,仿佛也漂得快些。同他们最初见到的木筏不一样的是,这些木筏上盖了梦幻似的小屋子,窗口放着花盆,晾着衣服,还有铁丝编的鸡笼,奶牛,未老先衰的小孩在舢板过去很久之后,还做着告别的姿势。他们在一段缓流的河道借着星光航行了一夜。拂晓时,已到了晨光下的桑布拉诺镇。
港口一株巨大的木棉树下,绰号“大小孩”的堂卡斯图洛·坎比略在等候他们,坎比略家里准备好了木薯大蕉炖肉招待将军。这次邀请的起因是传说将军第一次来桑布拉诺时,在港口岩石上一家破旧不堪的客栈里吃了午饭,将军说单冲那鲜美的炖肉每年都得来一次。客栈的女主人不敢怠慢显赫的客人,派人去向本镇望族坎比略家借盘子刀叉。将军记不太清当时的情景,他和何塞·帕拉西奥斯都不敢肯定海岸附近的木薯大蕉炖肉跟委内瑞拉的炖菜是不是一回事。可是卡雷尼奥将军认为是一样的,并且认为他们确实在港口的客栈吃过,不过不是在解放马格达莱纳河流域期间,而是三年前乘汽轮来这里的时候。将军对自己日益衰退的记忆感到不安,不加申辩地接受了他的证词。
为卫队的投弹手开的午饭摆在坎比略家院子的大杏树下面,长条木板上没有铺桌布,用大蕉叶子代替。在俯视院子的阳台上为将军和他的军官们以及少数几个客人摆了一张桌子,严格按照英国规矩放着豪华的餐具。女主人解释说他们凌晨四点钟才接到蒙博克斯的消息,几乎来不及宰杀他们牧场上饲养得最肥的一头牛。现在总算切成大块大块的,和菜园里的各种果蔬在大锅里炖得正欢。
将军听说事先没有通知就替他准备了饮宴很不高兴,何塞·帕拉西奥斯使出浑身解数,好说歹说,将军才同意下船,饮宴的热烈气氛使他情绪有所好转。他真诚地赞扬宅院的雅致和主人家年轻姑娘的温柔,她们按旧时的规矩腼腆而殷勤地照应主宾席。他尤其赞赏餐具的精致和银刀叉的纯正,那些刀叉上面带有某个由于改朝换代而败落的家族的纹章,不过他还是用自己带来的餐具。
唯一使他不快的是一个寄居在坎比略家的法国人,此人也参加了午宴,迫不及待地要在高贵的客人面前卖弄他对人间天上一切不解之谜的渊博知识。他在海难中丢失了全部行李,将近一年来带着侍从和仆人占据了半幢房子,等待来自新奥尔良的没有把握的接济。何塞·帕拉西奥斯听说他名叫迪奥克塞·阿特兰蒂克,但弄不清楚他的身份,在新格拉纳达干什么。如果光着身子、手里拿一支三叉戟,他倒像是海神涅普顿。他的粗俗和邋遢在镇上出了名。同将军共进午餐的机会使他大为兴奋,他洗了澡,修了指甲,五月份的大热天穿得像冬天在巴黎沙龙的打扮,身着法国督政府时期老式的缀着金纽扣的蓝色上衣和条纹裤子。
寒暄后,他就用纯正的西班牙语开始了百科全书式的讲座。他说他在格兰诺波尔小学时代的一个同学经过十四年焚膏继晷的研究解开了埃及象形文字之谜。玉米的发源地不是墨西哥,而是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地区,那里发现了比哥伦布到达安的列斯群岛时期更早的玉米化石。亚洲古国亚述人早已通过实验得出了星体对疾病产生影响的证据。同最近出版的一部百科全书上说的相反,直到公元前四百年,希腊人才知道猫这种动物。他滔滔不绝地说这说那,偶尔停一会儿腾出嘴来抱怨克里奥约人烹饪文化的落后。
将军坐在他对面,假装吃得比实际吃的多;目光不离开盘子,不理睬他。法国人一开始就企图用法语和将军谈话,将军客气地用法语回答,然后马上讲西班牙语。他那天的耐性连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也感到意外,因为席尔瓦了解欧洲人的傲慢独断最使将军恼火。
法国人高声同席上别的客人讲话,但显然只想引起将军的注意。突然,他自陈冒昧,直接问将军:对于新成立的共和国来说,究竟哪一种政府制度最合适?将军的目光仍不离开盘子,反问他说:
“您的意见呢?”
“我的意见是波拿巴的榜样不但适合我们,还适合全世界。”法国人说。
“我料到您会有这种看法,”将军并不掩饰讽刺的口气,“欧洲人认为只有欧洲的发明才适用全世界,凡是与之不同的东西都该受到谴责。”
“我一向以为阁下主张用君主制解决问题。”法国人说。
将军第一次抬起眼睛。“那您的看法应该被纠正了,”他说,“我的额头永远不会被皇冠玷污。”他指指他的副官们说:
“我把伊图尔比德留在身边就是为了经常提醒自己。”
“顺便提一句,”法国人说,“当他们枪决那位皇帝的时候,您发表了一项声明,对欧洲的君主们是很大的鼓舞。”
“我当时说的话现在仍然一句不改,”将军说,“伊图尔比德那样平凡的人做出那样不平凡的事,使我钦佩;上帝保佑我没有走他的道路,但愿也保佑我免遭他的命运,尽管我知道免不了要像他一样受到忘恩负义的对待。”
接着,他企图缓和一下生硬的态度,解释说,在新的共和国建立君主制度原是何塞·安东尼奥·派斯将军的设想。这个想法在形形色色的私心杂念的推动下得到了扩散,他本人也想过,披着终身总统外衣的君主制度,不失为竭力争取与维持美洲统一的不得已的办法。但他很快就发现这种想法是荒谬的。
“我认为联邦制度也行不通,”他最后说,“联邦制度对我们这些国家过于完美了,它要求的聪明才干远不是我们现在所有的。”
“不管怎么样,”法国人说,“使历史失去人性的不是制度,而是实行制度的偏差。”
“我们太熟悉这种说法了,”将军说,“骨子里还是本杰明·康斯坦的那套蠢话,那个在欧洲首屈一指的趋炎附势的人先反对革命,后来又支持革命,一会儿反对拿破仑,一会儿成了拿破仑的廷臣,晚上拥护共和,早上支持君主制度,朝三暮四,由于欧洲的强大,他现在又成了评判我们是非的绝对权威。”
“康斯坦抨击专制的论点很透彻。”法国人说。
“作为一个好法国人,康斯坦先生狂热地鼓吹专制利益,”将军说,“与之相反,在这场论争中,只有普拉特长老说的政治取决于地点和时间这句话才一针见血。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我本人就曾下令一天之内处决了八百名西班牙俘虏,包括拉瓜伊拉医院的伤病员。今天如果遇到同样情况,我还会毫不犹豫地下同样的命令,欧洲人没有指责我的道德根据,因为如果说有哪一部历史充斥了血腥、卑鄙和不公,那就是欧洲的历史。”
在那片似乎笼罩全镇的肃静中,将军越是深入分析,越是激起了自己的怒火。法国人茫然失措,想插嘴,但将军做了一个手势止住了他,将军列举了欧洲历史上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屠杀。圣巴托洛梅夜,十小时之内死亡人数超过两千。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帝国军队的一万二千名雇佣兵在罗马烧杀掳掠,杀了八千居民。俄罗斯沙皇伊凡四世,也就是伊凡雷帝,消灭了莫斯科和诺夫哥罗德之间所有城市的居民;仅仅由于怀疑有人阴谋反对他,在诺夫哥罗德一次进攻中就屠杀了两万居民。
“因此请你们别再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了,”他结尾说,“别试图教训我们该怎么为人行事,别试图使我们变得同你们一样,别要求我们在二十年之内干好你们在两千年之内都干不好的事情。”
他把刀叉搁在盘子上,第一次用喷火的眼睛盯着法国人:
“对不起,让我们太太平平地过我们的中世纪生活吧!”
他一阵咳嗽,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咳嗽平息之后,愤怒的痕迹也一丝不剩。他转向“大小孩”坎比略,朝他粲然一笑。
“请原谅,亲爱的朋友,”他说,“在如此令人难忘的午宴上讲这些唠叨话太不合适了。”
威尔逊上校把这件事告诉了当时的一个编年史作家,作家认为不值一记。“可怜的将军已经盖棺论定了。”他说。凡是见到将军最后一次旅行的人基本上都有这种看法,也许正因为如此,谁都没有留下文字记载。他的陪同人员中甚至有人认为将军不会被载入史册。
过了桑布拉诺之后,沿岸的丛林不那么浓密,城镇的色彩比较鲜明欢快,某些地方街上还有自得其乐的乐师在演奏。将军躺在吊床上想安安静静地睡个午觉,忘掉那个法国人的狂妄,但是不容易。他还是想到那个法国人,对何塞·帕拉西奥斯埋怨自己当时没有找到准确的词句和颠扑不破的论点,现在躺在吊床上才想起,可是对手已不在面前。傍晚时,他情绪好一些,嘱咐卡雷尼奥将军让政府想些办法改善那个落难的法国人的命运。
沿岸景色的变化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已经接近海洋,大部分军官兴高采烈地帮桨手们划船,用刺刀当鱼叉捕杀鳄鱼,把轻易的工作搞得复杂化,像卖苦力似的发泄过剩的精力。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由于母亲家有好几个人害白内障,老是害怕自己遗传这种眼疾而失明,总是尽可能白天睡觉,夜间干活。他摸黑起来,学着成为一个有用的瞎子。将军在野战营地失眠时常常听到他干木匠活的声音:把砍下的树锯成板材,为了不吵人睡觉用布包好锤子,钉成器具。第二天在阳光底下很难相信那些木工细活是黑地里做的。在皇家港的那晚,哨兵还以为有人想摸到将军的吊床那边去,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赶紧说出口令才免挨一枪。
航行更为迅速平稳,唯一的倒霉事是艾尔勃斯海军准将的一艘汽轮吭哧吭哧迎面驶来,激起的尾浪使舢板摇晃得很危险,掀翻了供应船。汽轮船舷上漆着几个大字:“解放者号”。将军沉思地望着,直到危险过去,汽轮驶远。“解放者。”他自言自语说。接着,像翻过一页书似的,又说:
“想想看,那就是我!”
晚上,他醒着躺在吊床上,桨手们在猜着辨认丛林中的各种声音:卷尾猴、鹦鹉、大王蛇。突然有个桨手莫名其妙地说起坎比略家把英国餐具、波希米亚的玻璃杯和荷兰的桌布埋在院子地下了,怕的是传染痨病。
虽然街谈巷议都说将军害的是痨病,马格达莱纳河一带已经人人皆知,不久即将传遍沿海一带,将军本人却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诊断。何塞·帕拉西奥斯觉察到这句话刺痛了将军,因为他的吊床不摇晃了。他想了好久之后说:
“我吃饭时用的是自己的餐具。”
第二天,他们在特纳里菲靠岸,补充翻船损失的给养。将军待在舢板上不暴露身份,但派威尔逊去打听一个姓勒努瓦或者勒努瓦尔的法国商人,他有个名叫阿尼塔的女儿,现在该有二十来岁。特纳里菲查无此人,将军便要威尔逊去瓜伊塔罗、萨拉米纳和埃尔比尼翁几个附近的镇子上再打听,最后才确定传说之事毫无事实根据。
将军的关心可以理解,因为多年来从加拉加斯到利马一直有居心叵测的流言,说他在马格达莱纳河战役期间途经特纳里菲时,和阿尼塔·勒努瓦之间有段失去理智的、不正当的私情。他牵肠挂肚地想辟谣,可是无能为力。首先,他的父亲胡安·文森特·玻利瓦尔上校也几次受到指控,说他奸污了成年和未成年的女人,还和许多别的女人有不正当关系,不得不受圣马特奥镇的主教的传讯。其次,马格达莱纳河战役期间,将军在特纳里菲只待了两天,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形成如此炽烈的爱情。但是人们说得有鼻子有眼,甚至说特纳里菲公墓里有一座竖着安·勒努瓦小姐石碑的坟墓,到十九世纪末叶还有情人们前去凭吊。
何塞·马利亚·卡雷尼奥因断臂感到的不适常常引起将军侍从们善意的取笑。他能感到手的动作,指头的触摸,变天时已经截去的骨头的酸痛。他还有足够的幽默感来取笑自己。可是使他不安的是他睡着时有回答别人问话的习惯。他可以同别人进行任何内容的对话,完全丧失清醒时的自制,他会透露清醒时不至于讲出的打算和失望,有一次他在梦中违犯了军事纪律,受到了没有根据的指责。航行的最后一晚,何塞·帕拉西奥斯守在将军的吊床旁边,听到卡雷尼奥在船头说:
“七千八百八十二。”
“你在说什么呀?”何塞·帕拉西奥斯问道。
“星星。”卡雷尼奥说。
将军认为卡雷尼奥一定是在讲梦话,睁开眼睛,在吊床上坐起身来看窗外的夜空。寥廓的天空群星灿烂,没有一块空白的地方。
“至少十倍于你的数目。”将军说。
“就是我说的数目,”卡雷尼奥说,“还有两颗在我计算时陨落了。”
将军下了床,看到他仰躺在船头,比任何时候都更清醒,光着的身体上疤痕纵横交错,伸着手臂断肢在数星星。在委内瑞拉的白山战役之后,人们发现他浑身血污,几乎已被肢解,以为他已经死了,就让他躺在泥里。他受了十四处刀伤,其中几处害他丢了胳臂。后来在几次不同的战役中又受过几处伤。但是他人残志不残,学会了熟练地使用左手,不仅以使用武器凶狠,还以书法漂亮出名。
“连星星也逃不脱毁灭的命运,”卡雷尼奥说,“现在比十八年前少了。”
“你神经出毛病了。”将军说。
“不,”卡雷尼奥说,“我老了,可是我不承认我老了。”
“我比你整整大八岁。”将军说。
“我按每一处伤疤加两岁计算,”卡雷尼奥说,“这样我就是所有人中间年岁最大的。”
“如果这么计算,最老的该是何塞·劳伦西奥,”将军说,“六处枪伤,七处长矛伤,两处箭伤。”
卡雷尼奥觉得这句话不顺耳,反唇相讥说:
“那最年轻的应该是你:连皮都没有刮破过。”
将军不是第一次听到这句像是谴责的实话,但是出自卡雷尼奥之口一点也不使他生气,因为他们的友情已经受过最严峻的考验。将军在他身旁坐下,一起观看河水映出的星星。过了好久之后,卡雷尼奥再说话时,他已深入梦乡了。
“我不承认这次一走生命就结束了。”他说。
“生命并不只以死亡为结束,”将军说,“还有别的方式,甚至某些更光彩的方式。”
卡雷尼奥不愿意承认。
“总该干些什么,”他说,“即使让我们洗个紫香菊浴也好。不仅我们,还有整个解放军。”
将军第二次去巴黎时,还没有听说委内瑞拉民间流行的祛除厄运的紫香菊浴。洪堡的合作者,艾梅·彭普兰博士郑重其事地向他介绍了这种花有科学根据的特效。那一时期,将军还认识了法兰西法院一位德高望重的审判官,他年轻时到过加拉加斯,当时经常参加巴黎的文学沙龙,漂亮的长头发和长胡子由于洗了这种净化浴,给染成了紫色。
将军对一切带有迷信或神秘色彩的事物,对一切违反他老师西蒙·罗德里格斯教导的理性主义的盲目崇拜都嗤之以鼻。当时他年方二十,新近丧妻,腰缠万金,对拿破仑·波拿巴的加冕迷惑不解,参加了共济会,高声背诵《爱弥儿》和《新爱洛伊丝》中他喜爱的篇章,把卢梭的这两本书长期搁在床头。他拉着老师的手,背着行囊,徒步走遍了半个欧洲。堂西蒙·罗德里格斯在一座小山头望着脚下的罗马城响亮地发出了他对美洲命运的预言。而将军看得更清楚。
“对那些讨厌的西班牙人,只有把他们踢出委内瑞拉。”他说,“我向你宣誓:我要这么做。”
当他到了法定年龄,有权支配他继承的遗产时,他开始过着狂热的时代和他果敢的性格所要求的生活,三个月内花了十五万法郎。他住巴黎最昂贵的旅馆最豪华的房间,有两个穿制服的仆人,一辆由土耳其车夫驾驭、白马拉套的马车,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情妇,不论是在普鲁考普咖啡馆他常占的桌子旁,在蒙马特的舞会上,或是在歌剧院他的包厢里都带着花枝招展的女人,他还告诉人家他一夜之间在轮盘赌桌输了三千比索。
回加拉加斯之后,他对卢梭仍比对自己的心更亲,热情不减地重读《新爱洛伊丝》,那本书都被磨破了。可是在九月二十五日事件前不久,他已经履行并超过了他在罗马作的誓言,曼努埃拉·萨恩斯第十遍重读《爱弥儿》时,将军打断了她,说那本书讨厌。当时他还说:“一八〇四年的巴黎比任何地方更使我感到厌倦。”然而他在巴黎的时候,他的命运还没有在紫香菊的预兆性的水里浸染过,他认为自己很幸福,甚至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二十四年后,他遭到失败,病得要死,在马格达莱纳河魔幻般的景色中想得出神,也许在自问有没有勇气抛开何塞·帕拉西奥斯为他准备的牛至、鼠尾草和苦橘叶煮的用来分神的洗澡水,采纳卡雷尼奥的劝告,带着他的叫花子似的军队,他的百无一用的光荣,他的痛定思痛的失误以及整个祖国,浸入紫香菊的拯救的海洋。
那一晚万籁俱寂,像在平原上广阔的潮淹区一样,周围几里路远的悄悄谈话声都清晰可闻。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也遇到过相似的情景,在日记中写道:“我整夜都听到有鸟飞过。”经过六十九天的航行,哥伦布已经接近陆地。将军也听到鸟飞过的声音。卡雷尼奥入睡时,大概八点,开始有鸟飞过,一小时后,头上飞过的鸟越来越多,鸟翅扇起的风比自然风更大。不久,舢板底下有几条失群的大鱼在映着星光的水里游过,东北方向飘来一阵阵夹着霉臭气味的风。那种奇特的自由感在人们心中激起的巨大力量不看也能觉察出来。“慈悲的上帝,”将军叹道,“我们到了。”确实如此。前面就是海,海那面是另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