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50年的文学发展中，军旅小说占有突出的地位，其成就足以影响整个当代文学的发展，成为新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载入中国文学的光辉史册。
中国小说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军事题材小说在文坛占有一席重要地位，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新中国诞生之初，军旅小说得到迅速发展，无论是短篇、中篇、长篇小说的创作，可以说是名家蜂起，佳作迭出。就作家队伍来讲，它主要由两个方面的人员组成。一是来自解放区的小说家们，其代表人物如：刘白羽、魏巍、杜鹏程、梁斌、孙犁、吴强、刘知侠、峻青等，这批作家备受社会广大读者的关注，许多描写革命战争题材的优秀作品，大多出自他们的手笔，他们应该说是50年代到60年代中国军旅小说创作的主力军。二是新中国成立后刚刚登上文坛的青年小说家，如：王愿坚、茹志鹃、徐怀中、彭荆风、曲波、任斌武、徐光耀、刘真、林雨等，这批小说家，对生活有着敏锐的感受，也写出了许多颇有新意的小说。以上这两类作家，受到了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教育，而且大多直接来自战火纷飞的第一线，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仅具备了强烈的时代色彩，而且特别受到社会广大读者的关爱，他们的作品，应该是新中国军事文学的奠基之作。
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国军旅文学曾有过颇为辉煌的历史，一些著名的作家作品，如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吴强的《红日》、梁斌的《红旗谱》，被后人称为“三红一歌”（含杨沫的《青春之歌》）的长篇小说，以及被评论家冯雪峰誉为“英雄史诗的一部初稿”的杜鹏程的《保卫延安》，都产生于这个时期。
进入“**”时期，从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间，整个中国文学都受到严重的摧残，军旅小说也同样如此。除少数作家如黎汝清出版了描写十年内战的《万山红遍》和李心田描写大革命时期的中篇小说《闪闪的红星》，以及济南军区基层作家李伯屏描写部队守岛建岛的长篇小说《黄海红哨》外，长篇小说基本上可以说是乏善可陈。至于短篇小说创作，尽管仍有某些作家私下还在坚持创作，有的军区也出版了本区作家的短篇小说集，但这些作品或是因为“左”的思想的影响和禁锢，或是因为不能真实地反映那个特定时期的军人生活，因此，基本没有给广大读者留下什么印象。也有极个别的作品，虽然写于这个特殊的年代，但真正得以出版，却是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以后。整个“文革”十年，是军旅小说的“断档期”。建国初期那批优秀的军旅小说家，他们个人及作品或因受到错误的批判，或受到动乱的冲击和影响，很多作家不再从事写作，因此，50年代及60年代初军事文学创作形成的良好势头，在“文革”的冲击下被过早地扼杀了。
军旅小说的真正崛起和在中国文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在十年动乱结束后。伴随改革开放的大潮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中国作家那股压抑多年的创作**一下子喷发出来。各种流派、各种思潮纷呈文坛，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题材的更迭和变化，80年代中期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涌现了在小说叙述方法方面、表现方式方面进行种种探索的思潮，意识流小说、荒诞小说、新写实小说等等，都是在此期间产生的。这些思潮，冲击和影响了沉寂多年的军旅文坛，称著于文坛的军旅小说作家群，就是在这个时期产生和形成的，从刘白羽、魏巍、徐怀中、胡石言到刘亚洲、朱苏进、刘兆林、李镜、李斌奎、李存葆、朱春雨、韩静霆、江奇涛、苏方学、乔良、朱秀海、徐贵祥、苗长水等，构成了军旅小说家的不同年龄的系列，我军不同年代的斗争，包括战火纷飞的严酷战场到大后方和平岁月的建设生活，以及古代军事家的卓越智慧，都出现在他们的创作中。作品从徐怀中的《西线轶事》到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等一大批精品佳作，在中国文坛产生了独有的轰动效应。可以说，军旅小说这个词汇在中国文坛的产生和出现，是因为这批作家的出现而出现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批优秀作家及作品的出现，“军旅小说”的旗帜才得以高高飘扬于中国文坛。仅以短篇小说论，据不完全统计，新时期以来发表于各报刊的军事题材短篇小说将近6000篇，其中在社会上有所反响的就有300多篇。新时期以来的20余年，中国军旅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
长篇小说的成就与否是文学繁荣的重要标志。我国长篇小说的真正繁荣期也同样在新时期。新时期20年来，我国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不下3000余部，仅1995年全国发表和出版的长篇便达700多部。这些长篇作品中，军事题材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到1991年，荣获全国第一、二、三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中，军事题材的就有魏巍的《东方》、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莫应丰的《将军吟》、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以及曾获得荣誉奖的肖克的《浴血罗霄》等，这些作品风格各异，代表着新时期军事题材小说的实绩。至于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成就就更为突出。在建国初期，我国中篇小说的创作不甚发达。虽然也有一些名篇，如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孙犁的《铁木前传》，以及“文革”中属于较好的中篇小说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但总体来说，中篇小说的创作实在是成就平平。或许由于众多的作家们长期没有可能创作和发表作品因而有太多的思想感情需要抒发，一旦欣逢思想解放、创作自由的好环境，写作短篇已感到无法容纳，而写作长篇又颇感费时太长，于是不少作家就选择了中篇，这期间优秀的军旅中篇小说可以说是举不胜举。据不完全统计，在文坛产生较大影响的中篇小说，从1978年以来，就有100余篇，以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韩静霆的《凯旋在子夜》、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和《山中，那十九座坟茔》、朱苏进的《射天狼》、江奇涛的《雷场上的相思树》、刘兆林的《啊，索伦河谷的枪声》、李镜的《冷的边山热的血》（后被人改为话剧《天边有一簇圣火》）、乔良的《灵旗》、刘震云的《新兵连》、邓一光的《父亲是个兵》等等，一大批有轰动效应的中篇小说的问世，给中国军旅文学的繁荣提供了丰厚的条件，这些作品，有的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有的被改编成话剧，从而更加大了军旅文学的影响和地位。
至于50年来的短篇佳作，更是举不胜举。五六十年代，以任斌武的《开顶风船的角色》为代表的一大批短篇小说的问世，无论从写法上和表现内容上，都受到了中国文学界的极大关注，这种“集群式”的精品佳作的问世，极大地丰富了军旅文学的宝库。新时期的短篇小说创作以徐怀中的《西线轶事》为开篇之作，此后，可以说是佳作不断，一批有丰富生活阅历的文学新人加盟军旅小说的作家队伍，给军旅短篇小说创作输入了新鲜的血液，使新时期的短篇小说不仅在写法上有别于老一辈的作家们，而且其作品内容更具有鲜活的时代气息。仅以1978、1979连续两年的全国短篇小说评比中，就有6篇属于军事题材作品，它们分别是邓友梅的《我们的军长》、周立波的《湘江一夜》、王愿坚的《足迹》、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方之的《内奸》、张天民的《战士通过雷区》。至于此后的短篇创作，几乎年年都有佳作问世，年年都有作品获奖，如周大新的《汉家女》、王中才的《三角梅》、李斌奎的《天山深处的大兵》、唐栋的《兵车行》、海波的《彩色的鸟，在哪里飞徊》、简嘉的《女炊事班长》等等，在军旅小说的历史上，这种名家蜂起、佳作迭出的现象，是建国50年来军旅小说创作的奇迹。
当然，军旅小说创作兴盛和繁荣，其来源最根本的原因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在1984年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成为广大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根本指导方针，这为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像一面光辉的旗帜，为广大作家指出了从事文艺创作的根本方向。此后，江泽民主席在第五次作代会和第六次文代会上的重要讲话，给军事题材小说的再度繁荣，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这个讲话，也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纲领性文件载入史册。
一 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兴起
回顾50年来中国军旅小说，影响最大、最深，被广大读者称之为是人生教科书的作品，应该首推解放初期一批脍炙人口的革命历史题材军旅小说的诞生。
建国之前在战争烽火连天的艰苦条件下，军事题材小说由于受写作、印刷等多方面条件的局限，显得并不怎么活跃。翻开现当代文学史，能给人留下印象的小说可以说是寥寥无几。抗日战争时期，有一批有一定影响的抗战小说，如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丁玲的《一颗未出膛的子弹》等等。而稍微在体裁上算得上较为成熟的小说，只有孙犁的《芦花**》、《荷花淀》等为数不多的几篇。解放战争时期，能够有点影响的应数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以及刘白羽的《战火纷飞》、《无敌三勇士》等一组短篇。
共和国诞生之后，创作环境及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家们在战争年代丰厚的生活积累及巨大的创作热情一下子迸发出来，因此，产生了一大批影响极大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这些作品的作者，大多是有过战争亲身体验的来自解放区的小说家们。在创作上，这批作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五四”以来现代小说的语言和结构形态进行民族化、群众化的改造。孙犁、梁斌等人的作品不仅吸取了中国古典文学中有生命力的语言，同时还借鉴和运用“五四”新文化中那种富有表现力的欧式的语法结构和修辞手段，只不过这一切都被恰当地熔铸在民族化、群众化之中了。这批作家的创作，大体有两套路数。一套是在中国传统话本小说基础上，融入“五四”时期引入的西方18、19世纪小说艺术的新形式，故事性强、情节连贯性强，主要适合于农村及青年读者口味，但又不是传统话本小说的结构形态，马烽、梁斌、曲波就是这套路数的典型代表。另一套路数是在“五四”时期形成的现代小说框架内，恰到好处地采用传统小说的种种优良的叙事手段，舍弃西方小说中那种冗长的心理描写，特别是在对话和叙述语言上坚持民族化和群众化，从而形成能为广大农村读者所接受，又适合于文化层次较高的城市读者口味的小说形式，丁玲、孙犁、康濯等老作家，便是这方面较突出的代表。由于作家们的共同努力，在新中国建国之初的文学艺术画廊里，塑造了一大批光彩照人的文学人物形象。如朱老忠（梁斌：《红旗谱》）、春儿（孙犁：《风云初记》）、周大勇（杜鹏程：《保卫延安》）、杨子荣（曲波：《林海雪原》）、江姐（罗广斌、杨益言：《红岩》）、沈振新（吴强：《红日》）等等，这些文学人物形象，影响了新中国几代青年的成长和进步，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文学经典，是指导青年成长的人生教科书。
1．孙犁、梁斌的小说创作
作为“荷花淀派”的代表人物，孙犁于1949年天津解放时随军进城，起初在天津日报编辑文艺副刊，后来从事专业文艺创作。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除短篇小说《山地回忆》、《荷花淀》等作品之外，就是他的长篇巨著《风云初记》。
《风云初记》是一部反映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既具有众多同类题材作品揭露侵略者罪恶，弘扬抗敌御侮的民族气节，讴歌共产党领导这一共同的意蕴，更有作者在这场战争中的独特感受，并通过这种独特感受的抒发，使作品的全部内容个性化、诗意化。小说的男主人公芒种和春儿，在抗战爆发之前，是华北农村靠勤劳双手种地为生的平凡夫妻。但是，七七事变发生之后，敌人的入侵激起了这对夫妻强烈的爱国心。这时候，曾参加过“高蠡暴动”，后来投奔红军参加了长征的高庆山重新回到了家乡，根据党的指示，建立抗日武装和抗日政权，芒种成了抗日武装的骨干，春儿成了当地抗日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们是平原上最先觉悟起来的一代新农民。做军鞋、护伤员、拆城、破路，斗争汉奸地主等等这样一些看似平常但却与整个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融为一体的活动，使他们原先那些作为传统农民的勤劳善良的品质，升华成了一种新的思想、新的文化。在这部作品里，作者以清醒而又沉重的心情回首刚刚过去的战争岁月，赞美冀中人民为了争取民族的和平解放，在党的领导下，坚忍不拔，乐观向上，战胜艰难困苦的宝贵精神。
与孙犁同样写华北地区革命历史斗争生活取得成功的，应当是著名作家梁斌，他以长篇小说《红旗谱》而著称文坛。梁斌是河北蠡县人。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在家乡冀中平原从事革命活动。1929年冬，参加了当地农民反抗地方政府肆意征收苛捐杂税的斗争——“反割头税运动”。1930年考入山东省立戏剧学校学习戏剧。1935年回到北京，同年以“高蠡暴动”为题材创作了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夜之交流》，发表在北平左联刊物《伶丁》上。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春担任冀中地区新世纪剧社社长。1939年起先后担任蠡县游击队第11大队政委、冀中文化界抗战建国联合会文艺部部长、晋察冀边区文联委员、冀中文化干部学校副校长等职。1942年起开始从事地方工作，先后在中共蠡县县委、武强县县委任职。1948年随军南下，担任湖北襄樊地区宣传部长、《襄阳日报》社社长。1952年调任《武汉日报》社社长。1954年调入北京，任中央文学讲习所支部书记，1955年加入中国作协并调河北省文联任副主席。此后担任河北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62年当选中国作协理事。1980年任河北省文联主席。1982年调至天津，任天津市文联名誉主席。
在写作《红旗谱》之前，以“高蠡暴动”为题材，梁斌写过多部作品。除《夜之交流》以外，1942年创作了短篇《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后将其扩展为五六万字的中篇《父亲》。该作中，朱老忠这一人物形象和朱老忠一家的遭遇已初具雏形。后来他又写了五幕剧《五谷丰收》和几个短篇，其中陆续出现了《红旗谱》中的部分人物原型。经过长期的积累与准备，梁斌才投入了《红旗谱》的创作。梁斌的作品还有：长篇小说《红旗谱》的续篇《播火记》、《烽烟图》以及《翻身记》、文集《笔耕余录》、长篇传记文学《一个小说家的自述》。
长篇小说《红旗谱》是梁斌的代表作。作者原计划连续写5部，实际完成3部。第1部《红旗谱》33万字，1957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初版。1958年、1959年、1966年分别再版。1966年版收入了作者再版的《后记》。另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其续篇第2部《播火记》，44万字。第3部《烽烟图》，40万字，1983年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以淋漓酣畅的笔墨，在我国整个民主革命的广阔历史背景上，绘制了冀中人民革命斗争波澜壮阔的长幅画卷。小说通过朱老忠和严志和两个家庭的变迁，通过他们的悲欢离合和革命活动，层次分明地描写了从本世纪初开始三代农民的革命英雄谱系。《红旗谱》主要围绕着“反割头税斗争”、“保定三师学潮”这两个中心事件展开；《烽烟图》描述了冀中人民投身抗战的图景。小说突出地塑造了朱老忠这一丰满的农民英雄形象，是当代小说史上刻画人物的一个重要收获，同时作者还塑造了运涛、江涛、大贵、二贵等迅速成长的青年农民的先进典型。《红旗谱》另一重要的艺术探索在于小说的民族化成就。作者“一方面继承我国古典小说的优秀传统和表现手法，同时结合时代的特点，吸收外国小说的某些长处，予以发展和创新”，从而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为当代文学作品的民族化问题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2．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和吴强的《红日》
在50年代初期，真正称得上纯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应该首推杜鹏程的《保卫延安》。
杜鹏程（1921—1991），原名杜红喜，曾用笔名司马君，陕西韩城人。少时家贫，当过店铺学徒，在乡村学校半工半读。1938年到延安，至1944年先后在八路军随营学校、鲁迅师范学校和延安大学学习，毕业后到陕甘宁边区农村和工厂做基层工作。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开始做新闻工作。1947年延安保卫战中，在西北野战军担任随军记者，后又转战大西北，任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新华分社主编。1951年从部队转业后，历任新华社新疆分社记者、副社长、社长等职。1954年到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从事专业创作。此后十余年间，长期在宝成铁路线、三门峡等社会主义建设工地深入生活，进行创作，并兼职做基层党的工作。“**”中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返文坛。
解放战争时期，杜鹏程曾发表大量新闻、通讯、特写、散文、剧本，散见于当时的《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群众文艺》、《晋绥日报》等报刊。1950年出版剧本《宿营》。1954年长篇小说《保卫延安》问世。这部“真正可以称得上英雄史诗”（冯雪峰：《论〈保卫延安〉》，载《冯雪峰论文集》）的作品，奠定了作者在中国文坛的重要地位。1958年出版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作品在表现社会主义建设和塑造英雄人物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五六十年代还陆续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短篇小说，如：《工地之夜》、《夜走灵官峡》、《第一天》、《延安人》等。出版的作品集有：小说集《年青的朋友》、《平常的女人》、《光辉的里程》、《杜鹏程小说选》，散文集《杜鹏程散文特写选》、《杜鹏程散文选》以及文学评论集《我和文学》等。1977年发表短篇新作《历史的脚步声》。
《保卫延安》是杜鹏程的代表作，也是作者倾注了全部心血的一部精品之作。1954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解放军文艺丛书”之一初版。1956年、1958年、1979年、1984年、1993年先后多次重版。因该书描写了彭德怀的形象，1959年后曾被查禁。作者在“文革”中又被扣上“以小说反党”的罪名，直至1978年平反。1979年版有作者后记《〈保卫延安〉的写作及其它——重印后记》，作者回顾了小说的创作过程及该书与作者后来的遭遇，引起很大反响。小说在较大规模上反映1947年3月至9月发生于陕北的战争，从人民解放军撤离延安写起，在严峻的形势下连战皆捷，扭转战局，至延安收复在望为止。以周大勇连队的战斗生活为中心情节，描绘了延安保卫战中青化砭伏击战、蟠龙镇攻坚战、沙家店歼灭战等几个著名战役，以及陇东高原和长城线上的周旋。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突出西北野战军的英勇善战和顽强意志。连长周大勇和团政委李诚是小说浓墨重彩塑造出来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战士王老虎、孙全厚，团参谋长卫毅等写得真切感人。作为西北战场总指挥的彭德怀虽着墨不多，却能将他身为统帅与普通一兵的和谐统一写得很传神。小说具有史诗格局，构思精湛，裁剪适宜，风格粗犷雄壮，富于**，显示出诗情与哲理相融合的特色。是新中国长篇军事小说的第一部代表作，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内外最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之一。
《保卫延安》出版后，几乎震动了当时的中国文坛。作品**之高昂，笔墨之凝重，气势之磅礴，在中国军事文学创作中具有开先河的意义，它是新中国军旅小说创作的一座里程碑，可以说代表了当时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
在《保卫延安》稍后出版也同时产生较大反响的，还有吴强的《红日》。
《红日》最早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其影响之大，主要得益于作者长期生活在战争第一线，对战争有着深刻的生活体验。这部小说所描写的故事发生在1947年的山东，以华东野战军常胜英雄军沈振新部为中心，选取三个重要而联贯的战役——涟水、莱芜、孟良崮战役来展开的故事情节，反映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一个横断面和解放军所经历的历史性转变。小说从沈部在第二次涟水之战失利写起，直至最后战胜在人数和装备上都处于优势的敌人，全歼蒋介石七十四师。小说全方位地反映了部队生活和指战员的精神面貌，从军、师、团到连、排、班，从前线哨所到后方医院，从战斗场景到部队日常生活乃至军人的爱情，从高级指挥员到普通士兵，是当代战争小说以巨大的容量和广度而受称道的作品。小说着重刻画了解放军指战员形象，从战斗行动、日常生活和内心活动三方面，较成功地塑造了军长沈振新、副军长梁波、团长刘胜、连长石东根等人物形象，写出了他们的思想、性格、气质、修养及经历上的差别。对国民党将领张灵甫的成功塑造，克服了漫画化和脸谱化倾向，具有突破意义。小说以孟良崮战役为故事**，艺术构思宏阔而又有立体感，硝烟弥漫的战斗和普通的日常生活得到了和谐的统一。作品较为成功地处理了写作战史和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在不违背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文学创作中的虚构能力，将人物与细节表现得栩栩如生。小说出版后深受广大读者欢迎，评论界给予高度评价。“文革”中受到重点批判，“文革”后恢复名誉，重新获得公正评价。
从《保卫延安》到《红日》的出版，宣告了中国军旅小说成为现当代文学的主流。从战争场面描写到人物塑造，作家的创作一下子完成了历史性的跨跃，特别是对我军高级将领的形象塑造，是军事文学史上一次成功的尝试。正是由于这些作品的问世，带来了革命战争题材小说的全面兴盛。
3．曲波、李英儒、冯德英等作家的创作
在《保卫延安》之后，标志着军旅小说形成一个新的浪潮的，是长篇小说的佳作迭出，如：曲波的《林海雪原》、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刘流的《烈火金钢》、柏山的《战争与人民》、雪克的《战斗的青春》、罗广斌、杨益言合著的《红岩》、李克等合著的《地道战》等等。如果说这个时期中国文学初步出现繁荣景象，那则是以军旅长篇小说的佳作迭出为其主要标志的。因篇幅限制，对这个时期的作品我们不可能一一涉及，只能择其影响较大的，加以简要评介。
《林海雪原》：曲波作。1957年9月作家出版社初版，1962年、1964年、1978年、199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多次重版。描写解放战争初期东北牡丹江地区，以团参谋长少剑波为首的一支36人的人民解放军小分队，深入林海雪原，同数倍于自己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土匪武装力量周旋，斗智斗勇，最终全歼敌人。作品以“奇袭虎狼窝”、“智取威虎山”、“绥芬草甸大周旋”和“大战四方台”等为主要情节，展示小分队在远离主力部队的情况下，英勇机智歼灭顽敌的战斗历程。通过一连串惊险曲折的战斗故事，塑造了杨子荣、少剑波、刘勋苍、栾超家、高波、李勇奇、白茹等生动而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形象。其中侦察能手杨子荣智勇双全、胆识超人、生死无惧的英雄形象尤其具有魅力。林海雪原的雄伟壮丽，战斗生活的惊险，小分队指战员的机智勇敢以及敌人的凶残狡诈，使小说具有浓郁的传奇色彩。作品从古代小说中汲取营养，情节环环紧扣，一波三折，读来惊心动魄。小说基本上是通俗小说的格局，语言浪漫夸张，思想单纯明朗，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复杂性开掘不多。出版后，深为广大读者喜爱，是当代文学中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之一。
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也是为广大读者称赞的又一部长篇小说。这位1937年便投身抗战的八路军老战士，1940年开始文学生涯，所写的多是自己亲身经历的战争，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野火春风斗古城》原载于《收获》1958年第6期，同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初版。1960年，作者对初版进行了修改，1962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小说描写了1943年作为华北日伪指挥中心的河北省保定城的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为争取、瓦解及分化敌伪军，孤立日寇而进行的一系列艰苦复杂的斗争，同时也描写了革命者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小说着力塑造了杨晓冬这个坚定刚强、机智勇敢、富有斗争经验的地下工作领导人形象。他只身闯入“虎穴”省城，与伪省长、商会会长巧妙周旋，而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奇袭了敌人防守省城的治安军司令部，破坏日伪军围剿根据地的计划。被敌人逮捕后，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利用敌人提供的酒宴机会发表革命演说。当敌人抓来他的母亲迫使他就范时，他经受住感情上的巨大痛苦，做出了忠诚革命的无悔选择。小说还刻画了金环、银环这对同胞姐妹的艺术形象。金环泼辣、勇敢，对敌人嫉恶无比对同志热情无限，为革命她忍受失去丈夫的巨大打击，最后壮烈牺牲。妹妹银环性格与姐姐形成对照，她外表沉静温柔，思想单纯，追求进步，一度迷恋过革命意志脆弱的高自萍，后来在杨晓冬的启发和感召下，提高思想觉悟，积极配合杨晓冬开展革命工作。小说发表后，以其题材的新颖、情节的曲折、人物形象的鲜明而引起强烈反响，并被改编成同名电影。
在50年代的军事题材“长篇热”中，还有一个备受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喜爱的小说家，他叫冯德英，山东乳山人，幼年读过抗日小学，当过儿童团长，他于1949年参军，以创作“三花”（即《苦菜花》、《迎春花》、《山**》）而负有盛名。“三花”系列长篇曾译成日、俄、英、越、朝等多种文字，在国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
《苦菜花》是冯德英的代表作。它是根据作家自身的生活经历为素材，借助艺术构思而写成的反映胶东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与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地主等进行英勇抗争的作品。故事情节曲折惊险，人物刻画生动丰满，成功地塑造了母亲——娟子她妈的形象。这部小说通过许多激动人心的场面和动人情节的描写，细致地揭示了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和人民群众高尚的精神境界，充分反映了斗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展现了人们不仅要同鬼子汉奸、间谍特务进行较量，还要与头脑中的封建思想、习惯势力展开搏击。母亲抚育子女的茹苦含辛，落入日寇手中受尽严刑拷打而英勇不屈，在整个斗争中识大体、顾大义，都写得极为感人肺腑。小说语言清新流畅，情节跌宕起伏，人物性格刻画细腻真实。作品的不足是许多人物出场与消失过于匆匆，显得人物不够完整。《迎春花》和《山**》作为《苦菜花》的姐妹篇，也以胶东人民的革命斗争为背景，前者描写村支书曹振德率领贫下中农与地主和反革命展开尖锐复杂的搏斗；后者突出刻画桃子由农村妇女成长为革命母亲的过程。这些作品都保持了《苦菜花》的艺术风格。作者情感真挚浓烈，语言笔墨富有胶东地方色彩。
汇入这个50年代末60年代初长篇小说创作大潮的，还有刘流的《烈火金钢》、慕湘的《晋阳秋》、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雪克的《战斗的青春》、冯志的《敌后武工队》、李克的《地道战》、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徐光耀的《平原烈火》等等。这是建国以来革命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也是军事战争题材史上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作家们刚刚从战场上走来，他们带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带着对战争生活的深刻体验，以澎湃的**投入创作。因此，每部作品出版都受到广泛的关注，有的很快被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这个时期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创作，为新中国军旅文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思想内容影响几代读者，其关注生活的热忱及作家高度的使命感，成为中国军旅作家的优秀传统。
4．反映革命战争题材的短篇小说创作
伴随着反映革命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的兴盛，同类题材的短篇小说也不断有佳作问世。老作家巴金、孙犁、刘白羽等相继推出了一批短篇作品。王愿坚、峻青、茹志娟等更以其优秀的短篇佳作而被读者称道。此外，柯岗、路翎、史超、白桦、白刃、柳杞、西虹、寒风、公刘、和谷岩、刘真、王西彦、胡奇、管桦、彭荆风、刘克、峭石等一大批作家，都写出了自己的短篇作品。在这些众多的以写革命战争题材见长的作家中，成就较为突出的要数王愿坚、峻青、茹志鹃的作品。这里分别介绍其具有代表性的几篇作品。
峻青（1922—），原名孙俊卿。山东海阳人，幼年读过私塾，抗日战争期间参加革命工作。40年代初开始写作，1941年发表了处女作——剧本《风雪之夜》。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期间一直担任随军记者，随部队南下。1949年任中南人民广播电台宣传科科长及编委。1952年调中南文联从事专业创作，1953年至1957年任上海作协代理党组书记。1954年起陆续发表了《黎明的河边》、《老水牛爷爷》、《老交通》、《党员登记表》等优秀短篇。1956年出访东欧诸国，创作了一组国际题材的散文，集成《欧行书简》。1958年后致力于表现工农业战线上的先进人物，创作了《丹崖白雪》、《马达的故事》、《山鹰》、《枪松志》等作品。1960年当选为中国作协理事。“文革”中遭残酷迫害。“文革”结束后，曾任上海《文学报》主编，并任第四届中国作协理事、上海作协副主席、第五届作协名誉委员。峻青的战争题材小说更为重要，成就也较高。他善于描写生死关头的场面和残酷严峻的事件，在气势逼人的尖锐冲突中，把根据地军民对革命事业的坚贞和他们崇高的自我献身精神予以突出的显现，气氛浓重，充满**。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黎明的河边》、《胶东纪事》、《海燕》、《最后的报告》、《怒涛》，中篇小说《夜渡》，长篇小说《海啸》，儿童文学集《风雪》，散文集《秋色赋》、《沧海赋》、《履痕集》，电影文学剧本《黎明的河边》、《党员登记表》、《桃花鸟》等。近年来他还创作了《青山两边》等散文。
《黎明的河边》是峻青的代表作。原载《解放军文艺》1955年第2期，后收入1956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同名短篇小说集。它写的是交通员小陈一家为掩护两个武工队干部通过敌人封锁区而做出巨大牺牲的悲壮故事。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胶东解放区时，河东武工队被搞垮，队长牺牲。交通员小陈接受任务护送新任武工队长“我”和副队长老杨连夜过封锁区。到了潍河边，发现暗藏的船被河水冲走了，小陈就自己在河边掩护队长过河。敌人从三面围上来，押小陈的母亲、弟弟做人质推到火力前沿。小陈强忍悲痛坚持战斗，母亲和弟弟被敌人残酷杀害，这时队长已经过河，小陈身负重伤，枪弹已尽，他把枪扔到沟里，抱着冲到面前的敌人跳进潍河，表现了革命战争的艰巨性，塑造了一个青年英雄的形象。作者采用第一人称讲故事的叙事方式，**洋溢，用简洁的景物描写烘托环境的艰苦和战斗的紧张，发表后受到好评。
茹志娟（1925—1998），曾用名阿如、初旭，浙江杭州人，生于上海。幼年随祖母生活，曾入孤儿院。1943年参加新四军，先后在话剧团、文工团工作。1955年转业到上海，任《文艺月刊》编辑、小说散文组组长，并加入中国作协。1977年调至《上海文学》，先后任编委、副主编。她是第四届中国作协理事、主席团委员，上海作协副主席、第五届中国作协理事、主席团委员。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1958年发表短篇小说《百合花》，深受赞赏，并引起有关文学作品风格化的争议。这篇作品奠定了她在当代文学中的地位。1979年的《剪辑错了的故事》获本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2年以来很少再发表作品。1984年曾与女儿王安忆访美参加爱荷华写作计划班，与王安忆一起发表散记《母女漫游美利坚》。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百合花》、《茹志娟小说选》、《草原上的小路》以及长篇小说《她从那条路上来》，散文集《惜花人已去》，文艺创作论集《漫谈我的创作经历》等。“文革”以前的作品多以战争年代的军民生活和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工农生活为主要内容，以小见大，善于从儿女情长、家庭琐事中见出时代风貌，风格细腻优美、清新俊逸。其独特性曾深得茅盾、侯金镜等赞赏，但也引起一些人的批评，以剖析社会矛盾、探索历史经验为主，借鉴了意识流等新的创作手法。
《百合花》是茹志鹃的代表作，最初发表于《延河》1958年第3期，后收入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百合花》。它写的是1946年解放战争中我军前沿包扎所的一个小故事。总攻前夕，上级让一个通信员来“我”前沿包扎所帮助工作。这个通信员在“我”面前很腼腆，不说话，走路也和“我”拉开一段距离。到包扎所后，我们分头向老乡借被子，“我”借到了三条，而通信员却一条还没借到，并埋怨“老百姓死封建”。“我”和他一起做工作，原来老乡是个新媳妇，她听了“我”的解释，痛痛快快地把自己惟一的嫁妆，一条枣红底印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拿了出来。通信员抱着这床被子出门时，衣服被剐破了一个洞。后来通信员回部队了，新媳妇到包扎所帮忙，她不好意思为受伤战士擦身子，抢着去烧开水。就在这时，一群老乡抬来一个重伤员，请求大夫抢救他。他是为了救抬担架的老乡扑在敌人投来的手榴弹上。原来这个战士就是通信员。新媳妇一改忸怩羞涩，亲自给他擦拭身子，仔细地给他缝补衣服上的破洞。通信员牺牲了，新媳妇把那床里外三新的百合花被子铺在棺材里。《百合花》把人物推到战争背景上去写，集中笔墨写发生在前沿包扎所里的故事，表现普通人的人性美，表现在血与火的搏斗中军民结成的手足之情。作者善于用一些小道具如两个馒头、衣服上的破洞、通信员枪上插的野花表现人物的性格、心理，结构细致严谨，笔法富于变化。茅盾说：“我认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小说中间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茅盾：《读最近的短篇小说》）
王愿坚（1929—1991）当代小说家兼剧作家，山东诸城人。1944年入山东解放区滨海干部学校学习，次年参加八路军，在部队历任宣传员、文工团分队长、报社编辑、新华社支社记者、编辑室副主任、文艺干事等职，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任《解放军文艺》编辑，曾参加编纂《星火燎原》丛书。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后调八一电影制片厂任编剧，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等。
1954年开始小说创作，连续发表了短篇小说《党费》、《粮食的故事》和《七根火柴》等代表作品，引起广泛注意。1977年后，以发表《足迹》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珍贵的纪念品》、《党费》、《后代》、《亲人》、《普通劳动者》、《小游击队员》、《王愿坚小说选》等，文艺理论集《小说的发现与表现》，电影剧本《闪闪的红星》（与人合作）、《映山红》、《四渡赤水》（与人合作）。他的小说大多取材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生活，描写红军长征路上的事迹和长征后苏区人民坚持斗争的情景。小说主题单纯鲜明，篇幅短小精练，感情饱满充沛。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不着力写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而是捕捉性格发出耀眼光辉的那一刹那，英雄人物完成自己性格的那一瞬间”（侯金镜短篇小说集《普通劳动者》序）。
《党费》是王愿坚的代表作，原载《解放军文艺》1954年第12期，后收入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49—1970短篇小说选》。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支部队被敌人围困在山上，“我”奉命下山和地方党组织联系。和“我”接头的是女共产党员黄新。她知道山上盐缺得厉害，就用丈夫出征时留下的钱买了比金子还贵的盐，组织大家腌咸菜作为党费交给部队，却舍不得让五岁的女儿吃腌豆角。“我”第二次与她接头时，被敌人发现，她叫“我”把山下的党员的“党费”和她的党证带上山，用调虎离山计支开敌人，从而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小说以党费为主线，围绕“我”与黄新的两次会面展开情节，开掘人物的心理世界，塑造了一个无限忠于党的事业的女共产党员的艺术形象。
二 到新生活的漩涡中去
从60年代初人民解放军掀起了规模浩大的练兵运动，直到1964年进行了我军历史上著名的“大比武”运动。在军事文学创作上，如何直面现实生活，及时反映广大官兵的崭新风貌，成为军旅小说家们必须面对的新课题。于是，伴随着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全面丰收，描写现实题材的军旅小说也开始掀起了**，以任斌武的《开顶风船的角色》和林雨的《五十大关》等正面描写部队训练生活的优秀短篇小说为标志，一大批新颖活泼充满新生活气息的优秀军旅小说相继问世，形成中国军旅小说直面现实生活的第一次**。
1．《开顶风船的角色》等优秀短篇小说的问世
在写现实生活的短篇小说创作中，南京军区作家任斌武应首推这批作家中的佼佼者。任斌武（1928—），生于山东平度，早年在故乡读过私塾和小学。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宣传队员、文化科副科长、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组组长等职。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调南京军区政治部从事专业创作。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62年发表了他的代表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开顶风船的角色》。这篇小说以精短的文字，描写了新一代士兵的训练生活，塑造了新一代军人的崭新形象，开了利用小说反映军旅新生活的先河。这篇作品发表在《人民文学》1963年7—8期合刊上，从这篇作品开始，作者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相继在《解放军文艺》月刊上发表了《高高的山峰》、《种籽》、《浪山港》、《黑浪山的主人》、《迎春曲》、《路标》等脍炙人口的优秀篇什。《开顶风船的角色》、《迎春曲》、《路标》均获得了全军的优秀作品奖。后来，他结集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有《红山人》、《猎手的歌》等。
以短篇小说《五十大关》而颇受文坛赞誉的作家林雨，原名林锡寿。山东掖县人。1945年参加八路军，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赴朝鲜战场，在志愿军政治部战俘营第一团任宣传干事。1953年至1955年先后任东北军区归管处、华东军区俘管处宣传干事。1956年调福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任干事，开始文学创作活动。1965年任福州军区文化部创作组组长。“文革”期间遭受迫害，被开除党籍，回乡务农。1976年平反，转业到山东烟台地区文化馆工作。1978年任山东省作协副主席。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刀尖》、《你喜欢谁》、《五十大关》。60年代作品主要写部队的战斗、训练和日常生活，由于其基调明快、文笔洗练，其中的《刀尖》、《政治连长》等称誉一时。
60年代初，反映军营现实题材小说的全面丰收，不仅有一批老作家的亲身参与，如巴金、孙犁、刘白羽等相继推出过自己的短篇佳作。巴金的短篇《团圆》，后来还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更主要的是产生了一批优秀的青年作家和一批颇有影响的作品。如张勤的《民兵营长》、《在靶场上》、《在军营中》（均载于《人民文学》），崔洪昌的《初练》，孙景瑞的《边卡驼铃》，王世阁的《战士的心事》等等，在当时于军内外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力。
2．《欧阳海之歌》等优秀中长篇小说
反映现实题材的军旅小说，严格地说，并不始于60年代。早在50年代，就有一批作家在这方面捷足先登，在写战争生活的同时，在反映和平时期的新生活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如徐怀中的长篇《我们播种爱情》、中篇《地上的长虹》，刘克的短篇《央金》、《古堡上的烽烟》，彭荆风的短篇《拉祜小民兵》及林雨反映军垦生活的长篇《雁飞塞北》等，这为60年代现实题材热的形成，是一次很好的铺垫和酝酿。但是，真正代表“文革”前十七年现实题材军旅小说较高成就的，还要数金敬迈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和黎汝清的中篇小说《海岛女民兵》。
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的作者金敬迈，江苏南京人。他靠勤工俭学完成高中学业。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事部队文艺工作。1958年起开始业余创作，改编并创作了一些话剧剧本。1962年根据烈士欧阳海的英雄事迹，在深入英雄生前所在的连队及家乡体验生活的基础上，创作了轰动一时、广泛流传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1968年遭受“四人帮”迫害被捕入狱。1978年平反。1980年调入广州军区文化部创作组任创作员。新时期的作品有话剧《神州风雷》（与人合作）等。
黎汝清的中篇《海岛女民兵》以东海前哨某海岛女民兵连的生活为背景，作者记述了和平时期的对敌斗争，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女民兵的英雄形象，后来该作品被改编为电影，同样受到观众赞誉。
十年“文革”，文化受到严重摧残，军旅文学也曾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许多优秀的作家被赶进牛棚，或被摧残致死。然而，也不可否认，即使在极其恶劣的创作环境中，仍有一批执著于军事题材小说创作的作家，笔耕不辍，坚持写作。在此期间，也留下了一些较好的作品，短篇小说如林和生的《向外拐》（《解放军文艺》1966年11月），长篇小说如玛拉沁夫的《在茫茫的草原上》。1973年，“文革”尚未结束，军事文学月刊《解放军文艺》率先复刊，于是，一批作品得以与广大读者见面，如李占恒的《布洛罕莫德火种》、张勤的《小岛宏图》、王世阁的《伞兵团长》、毛英的《十八天》、崔洪昌的《军营新歌》、杨闻宇的《野营筹粮记》、树根的《强台风到来之前》、《追波逐浪》、廖西岚的《战士支委》等等。毋庸讳言，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这些作品无论思想内容和创作手法上，都毕竟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甚至说某些作品带有“左”的印痕。然而，我们也不可求全责备，在军旅文学干涸的土壤上，这些作品的问世，无疑是淅淅春雨，它向人们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军旅文学没有枯竭，广大读者在期盼着军事文学的春天早日到来。同时，它又是“文革”之后军事文学崛起的人才准备和舆论准备。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文革”结束，伴随着南线边境战事的爆发，军旅小说以无可阻挡的潮流冲击中国文坛，成为中国军事文学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
无论怎么说，从50年代酝酿，到60年代形成**的现实题材创作热，在中国军旅小说的历史上都是极有意义的。它在告诉我们，生活本身是丰富多彩的，只有到生活的涡漩中去，才能捕捉到最美的浪花，才能对生活有真实的深刻的体验，才能写出新颖的、鲜活的、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同时，在军事文学队伍特别是军旅小说队伍形成之初，便有了一个热爱现实生活的优秀传统，这个传统，既是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的继续贯彻，同时，也是对后来者的理论启示和引导。在中国当代军旅小说史上，它具有承先启后的重要意义。
三 由《西线轶事》引发的“战争题材热”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标志着新时期的开始，由此引起的政治、思想、理论、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深刻变化，推动着改革大潮以不可阻挡的气势滚滚向前。作为与时代共命运的军旅小说家们，不可能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置若罔闻，他们开始重新拿起因十年浩劫期间曾一度停下写作的手中之笔，去反映新时期的军旅生活，去讴歌新一代的军人，去反映我们这个崭新的生机勃勃的时代。
在这个时期，地方上沉默多年的作家们并没有很快去讴歌崭新的生活，而是先由理论界所说的“伤痕文学”，即以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等为标志，正面反映“文革”十年浩劫在人民生活和心灵上造成的累累伤痕。由这类小说进而演进到“知青文学”、“反思文学”等，最后才切入时代生活的主潮，即“改革文学”的兴起。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抚摸浩劫岁月的伤痕，到对这段岁月的深沉思考，进而开始了文学对新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与地方作家截然不同的是，部队作家们一进入新时期，就表现出了军人们那种无私无畏的献身与开创精神，这倒不是军旅作家们对刚刚过去那段浩劫岁月的麻木与淡忘，更主要更直接的原因，是恰在这个时期，南线边境发生的战事使他们来不及去慢慢咀嚼和反思历史，而是一步到位地将自己的笔触切入到自己眼下的正在发生的鲜活的生活。这便是以徐怀中的短篇小说《西线轶事》为标志而引发的“战争题材热”。至今，史学界、理论界仍然认为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是新时期军事文学的开山之作。
1．徐怀中和他的《西线轶事》
徐怀中，河北邯郸人，12岁到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政府开办的高小读书，14岁考入太行第二中学。1945年入伍，被分配到第十八集团军前方总部剧团工作。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曾在地方搞武工队工作，参加土地改革。1948年冬回到部队。1950年任西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研究员，曾多次赴康藏高原深入生活。1955年调昆明部队政治部文化部任助理员，得以常到云南边疆工作和采访。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7年底调任《解放军报》副刊编辑。1962年调总政文化部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1973年调任昆明部队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后改任文化部副部长。1978年调任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1984年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1988年调总政文化部任副部长、部长。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第四届理事、主席团成员，北京国际笔会中心会员。1996年当选为第五届中国作协副主席。
徐怀中的创作数量不多，但多有独到的风格。他的处女作中篇小说《地上长虹》1954年发表于《解放军文艺》。早期作品多以反映我国西南边疆军民的生活为主。这一阶段，他创作了代表作——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此外还有短篇《十五棵向日葵》、《雪松》、《不褪色的旗》、《卖酒女》、《阿哥老田》等。这些作品比较重视反映生活的本来形态，我们经常可以见到带着生活露珠的情节和细节，虽然有时使你感到艺术加工不足，但却有一种新鲜生动的生活气息；重视故事的自然发展，虽然有些作品使人感到结构略嫌松散，但却很少人工营造的痕迹。1959年作者发表了电影文学剧本《无情的情人》，在描写中注意到人物性格的具体性和复杂性，矛盾冲突比较集中尖锐，像一幅色彩浓烈的油画，与作者的一般作品的色彩淡远有所不同。“文革”中被认为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阶级调和论”而受到批判。他的作品还有：短篇小说集《没有翅膀的天使》、中篇小说《阮氏丁香》等。还担任了影片《大决战》艺术指导，参与剧本创作并获特殊贡献奖。
《西线轶事》载《人民文学》1980年第1期，后收入198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同名短篇小说集。它写的是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六个女电话兵和一个男步话兵的故事。和以往的军事题材小说不同，它摒弃了注重写战斗过程这种传统程式，从战场上撷取一些充满情趣的“轶事”，着力表现人的情感。六个女电话兵个个活灵活现，而塑造得更精彩的是男步话兵刘毛妹，不讲军容风纪，两眼朦胧冷漠，说话冷嘲热讽，“**”中的遭际使他有些**不羁。小说在勾画他外表的同时，深入开掘其内心。他不愿用海市蜃楼式的绿洲覆盖地上的沙漠，时刻关注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安危。他为前辈在“文革”时倒在内部阴谋的残害中而深感痛心，为自己可能“倒在同敌人厮杀的战场上”而自豪。当强攻敌人阵地，指挥人员都牺牲了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带领突击排胜利完成了任务，同时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小说写现实的战场，同时向历史回溯，七个人物的经历、思想和个性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们带着各自的特点走上战场，经受严格的锻炼和血与火的洗礼。人物和小说都富有历史纵深感。发表后反响强烈，被认为是我国当代军旅小说的重大突破，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这部作品之所以博得广大读者的喜爱，正是作者在作品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自己一贯的艺术主张和个性，那就是要描写清新自然的水灵灵的生活，从清新自然的生活和平凡而普通的人群中去提取人情美和人性美。这部作品，比起过去的作品来，他更加注意的是遵循生活的本来面貌。因而，作品所展示的人物、情节、细节，一个个都是那么活灵活现，呼之欲出，使人有一种亲近感、亲切感。作品主人公刘毛妹作为一个满身伤痕的80年代士兵的典型能卓然而立，是作家徐怀中艺术个性张扬的成功，同时也是现实主义深化的胜利。徐怀中在这部作品中不仅深刻地概括了经历过“文革”动乱的一个新兵的精神与心灵历程，而且承先启后，使军旅文学回归到优秀传统的出发点并向纵深迈进了一步。有人把这篇作品称为军事文学的换代之作，这个评价我以为恰如其分。正是有《西线轶事》在艺术上的创新和引导，使当代军旅小说家们打破了思想禁锢，开始潜心创作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篇章。作品如同军旅文学界一面鲜艳的旗帜，召唤着军旅作家们为军事文学的雄风再起而发起新的冲锋。
2．李存葆与《高山下的花环》
《西线轶事》之后，在众多的反映南线战事的作家、作品中，影响较大且在军内外产生轰动效应的，应首推李存葆和他创作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
李存葆（1946—）当代小说家，兼及诗歌、报告文学创作。曾用笔名茅山。山东五莲人。1961年初中毕业回乡务农。1964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任班长、排长、团政治处新闻干事，在团、师、军从事过新闻报道工作。1970年调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从事专职文艺创作。1979年春，赴对越反击战云南前线采访，并到广西参战部队生活半年，其间发表文学作品十余万字，荣立三等功。1983年加入中国作协。1986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86年毕业后任济南部队歌舞团编导室编导，后调任济南军区创作室主任。是第四届中国作协理事，山东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军事文学委员会委员。现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1965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过诗歌、报告文学、散文和文学理论文章。1982年以来以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轰动全国，获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77—1982年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1984年中篇小说奖。出版短篇小说集《云马岭的蹄声》、小说报告文学集《高山下的花环》。他的小说把军旅生活和广阔的社会人生联系在一起，表现当代中国军人的心灵美和人性美，以及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具有强烈的悲剧色彩和震撼人心的道德力量，在当代军旅文学中独树一帜。
《高山下的花环》载《十月》1982年第6期，后收入1982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同名小说集。它通过赵蒙生的回忆、追述，描绘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人民解放军一个步兵连生活和战斗的情景，塑造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顾全大局、淳朴稳重、为掩护战友牺牲自己的连长梁三喜，牢骚满腹但身先士卒、献出生命的靳开来，铁面无私、治军严厉的雷军长，机智勇敢、死于“臭弹”的雷军长的儿子“小北京”。小说后半部由梁三喜留下一张血染的“欠账单”引出梁家和赵蒙生母子的关系，并由此赞美了梁大娘、三喜的妻子韩玉秀的崇高美德。小说直面现实，通过赵蒙生母子的“曲线调动”、“小北京”由两发臭弹导致牺牲，大胆触及了军内矛盾和社会上的弊端。同时将军营生活和社会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高唱“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主题歌，揭示当代军人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及其社会历史根源，展现其丰富的精神世界。人物关系虽有些戏剧化，艺术上略显粗糙，但那雄浑、悲壮的气势震撼人心，在军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获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如果说徐怀中的《西线轶事》给军队的作家们以较多的艺术上的启迪的话，那么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给人的则是更多的思想上的震撼。它通过南线边境那场战事中一支前线连队的曲折描写，将前方与后方，人民和军队，军官与士兵，历史与现实有机地联系起来，特别是梁三喜、靳开来等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给人的思想震撼是巨大的。如果说《高山下的花环》成功的话，那么它最大的成功在于打破了长期以来部队作品不能或者说不敢直面现实矛盾的种种思想禁锢，“臭弹事件”、“调动风波”直至“欠账单”那样最震撼人心的情节与细节，深刻地揭示了部队生活无可回避的现实矛盾。人物命运的大起大落，情节事件的起伏跌宕，使作品具有十分强烈的可读性。所以，当作品一经在《十月》杂志刊出，很快就被改编成电影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虽然它在艺术上还有某些粗糙之处，但是，作品的现实主义的强大冲击力为作品赢来的巨大声誉，使众多的评论家不忍或不愿在文章中谈及作品的缺憾。这充分表明了长期以来广大读者对现实主义精品佳作的渴望，在此后发表的有关南线战事的诸多作品中，我们不能否认或多或少都受到过《高山下的花环》现实主义精神的影响。《高山下的花环》是李存葆的成名作，同时也是他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它的“轰动效应”应该说得益于作家对一种“政治禁区”的大胆突破。或许是作家过于关注其作品的教化作用，在对审美规律的把握上多少表现了作家自身的局限性。这种局限在作家的另一部作品《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中被突出凸现出来，因此，作品并没有产生所预期的“爆炸性”和轰动效应，反而引来了诸多评论家直言其作品艺术上的不足。这应该是军事文学进入相对冷静思考的新层次。无论怎么说，《高山下的花环》都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和军事文学史上值得大书的一笔。
3．韩静霆、周大新、朱秀海等作家的创作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部队的作家们都轮番到过南疆前线体验生活并在创作上各有自己的收获，其影响虽不及《西线轶事》和《高山下的花环》，但在对战争思考的深度及对战争题材小说艺术的探索方面，都曾引起过文学理论和评论界的密切关注。比起五六十年代的战争题材小说来，这个阶段的创作无论在思想内容和文学艺术表现手法上，都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这一方面是由于军事文学的发展使作家们在理论上日趋成熟，另一方面是由于直接和快捷地反映生活，比起五六十年代的作家们若干年后靠回忆去描摹已经成为历史的战争生活来，这些作品更容易为读者所理解和接受。
韩静霆，吉林辽源人，祖籍山东高唐，生于一个矿工家庭，幼年家境贫寒，1951年至1960年，先后入辽源市安吉小学和第二中学艺术学校，学习民族乐器。1962年艺校毕业，分配到辽源市二中担任音乐教师。1963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1964年转入中国音乐学院，开始创作歌词及抒情诗。1968年毕业后被集体遣送到河北宣化部队农场劳动。1973年调北京军区炮兵部队工作，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同年发表处女作抒情诗《北京的歌》。1977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太阳宫殿》。之后陆续出版散文集《幽谷鹿笛》、《唱歌的小草》、《花魂》、《爱的船，爱的岸》。80年代以来主要投入小说创作，《市场角落的“皇帝”》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凯旋在子夜》（1986）发表后在读者中间产生强烈共鸣，随后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其他重要作品还有中篇小说《战争让女人走开》，长篇小说《大出殡》。90年代开始长篇历史小说“春秋系列”的创作。已出版《孙武》，受到人们的重视。他的创作具有撼动人心的悲壮色彩，并蕴含丰厚的社会历史内容。现在空军政治部创作室任职。反映南线战事的作品，韩静霆的《凯旋在子夜》和《战争让女人走开》可以说都是颇具影响的作品。两部作品与其他作家同类题材的作品不同之处在于作家没有直接描写轰轰烈烈的战争场景，而是侧重于写军人家属，写女人在后方承受战争的重负丝毫不逊于前方的军人。此一角度既掩饰了作者对前线生活体验的不足，同时又打开了文学沟通军人与社会的联系，使广大读者能更直接地体验前线官兵的浴血奋战与自身和平环境生活的内在联系，从而增加了对一线官兵生活的理解。所以，这两部作品被搬上银幕和荧屏之后，立即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
周大新，（1952—）河南邓县人。1970年入伍，1983年考入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毕业后入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后任解放军总后政治部创作室主任。周大新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有300多万字文学作品问世。主要作品有《第二十幕》、《走出盆地》、《有梦不觉长》、《格子网》，中篇小说集《汉家女》、《蝴蝶镇纪事》、《走廊》、《捧给你们的白虎》、《红桑椹》、《左朱雀右白虎》、《香魂女》、《银饰》、《周大新小说选》，散文集《没有绣花的手帕》、《村边水塘》。他的短篇小说《汉家女》、《小诊所》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向上的台阶》获《十月》文学奖和第六届百花奖。在周大新众多的小说作品中，《汉家女》是描写战争题材的一篇影响较大的作品，原作载《解放军文艺》1986年第8期，后收入1988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的同名小说集。汉家女原本是个农村姑娘，因为不想吃黑馍馍，就用诬告新兵体检站副连长宋立三对她动手动脚相威胁而当了兵。到了部队之后，汉家女非常勤快，第三年就被提升为护士，但她封建，从不肯与男兵接触。后来部队到前线作战，她随部队来到前线，见便宜就占，连男式背心、裤头、烟卷她都要。但她工作十分努力，对战士充满感情，没白天没黑夜地照顾伤员。一次她洗澡被二班长偷看了，她气得直咬牙。当听到二班长忏悔地说他怕牺牲了也见不到女人身子，一时鬼迷心窍，就眼泪汪汪地把二班长抱在怀里。后来汉家女因翻车身亡，整理遗物时发现她写给丈夫宋立三的信把这一切全说了。为了维护其声誉，同伴们把信毁了，发誓保密。小说刻画了汉家女充满矛盾的复杂性格，她的优点和缺点都和她出身农民有关。作品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
朱秀海（1954—），是海军创作室作家，在对南线战事一类题材的创作中，是比较执著也是成果较为丰厚的作家。与一些“蜻蜓点水”式的采访不同，朱秀海有亲身的战争体验，他跟随自己的老部队深入前线体验生活，与战友并肩作战，他蹚过雷区，目睹过和参加过战斗的过程，对战斗生活有着非常深刻的体验。与其他作家不同，在有了这段丰厚而特殊的生活经历之后，他没有马上投入创作，而是反复酝酿，反复构思，历经十年之后，终于推出了两部力作《痴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和《穿越死亡》。《痴情》通过一个烈士母亲的悲剧命运的抒写，展示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心灵创伤。《穿越死亡》无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较此前的同类小说有了创新，比起《痴情》来，作者在艺术的探索上大大迈进了一步。因此，虽然那场局部战争早已成为历史，但是小说一经出版，立即引起文学界和理论批评界的广泛关注，被誉为一部不可多得的战争题材小说。小说通过描写一群普通军人战胜怯懦与恐惧，最终穿越死亡攻下634高地的过程，意在揭示一个军人如何从凡夫俗子走向英雄的心路历程。正是因为作者对战争、对生死有着深刻的体验，因此小说更符合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它足以产生撼人心魄的力量。评论界称，《穿越死亡》的问世，把当代战争小说的水准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除了以上这些作家之外，比较重要的作品还有许多，如朱春雨的长篇小说《亚细亚瀑布》、沈石溪的《战争和女人》，中篇小说还有徐怀中的《阮氏丁香》、江奇涛的《雷场上的相思树》、朱苏进的《欲飞》，短篇小说的创作也同样出现了佳作迭出的景象，如宋学武的《山上山下》、王中才的《最后的壕堑》、张廷竹的《他在拂晓前死去》、何继青的《只不过一瞬间》、张波的《圣土》、雷铎的《半面阿波罗》，等等，这些作品是军旅小说在80年代备受关注的重要原因。
四 再展雄风的老作家们
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滚滚大潮，不仅造就了一批在军旅文学创作上卓有成就的中青年作家，同时，也砸碎了一个时期严重影响老作家们发挥文学创作才能的思想锁链。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给军队老作家们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高高飘扬的旗帜，召唤着他们纷纷拿起手中之笔，去写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新作品，去反映我们所处的这个崭新的时代。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批颇有影响的作品，有不少出自老作家之手。当然，无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上，都较他们以往的作品有了显著的变化，这个变化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文艺思想的解放。在这批率先挥笔创作军事文学的老作家中，刘白羽、魏巍当是打头阵的先锋，他们的作品《第二个太阳》和《东方》，也都分别获得茅盾文学奖。
1．刘白羽和他新时期的创作
刘白羽（1916—）现当代小说家、散文家。北京人。幼年当过学徒，14岁入学。自1936年3月在文学杂志发表第一篇小说《冰天》始，陆续发表短篇小说。1938年到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延安文艺工作团，他参加毛泽东同志召开的著名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同志在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前，曾听取过他对文艺工作的意见。此后，他的足迹遍布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创作了不少反映抗日军民斗争生活的作品，如小说集《五台山下》、《龙烟村纪事》、《幸福》等。刘白羽同志1944年到重庆，担任我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副刊编辑，并参加文艺界的统战工作。1946年到东北，作为随军记者，他的足迹遍及东北、平津、江南各地，创作了反映战争生活的《政治委员》、《无敌三勇土》、《战火纷飞》等短篇小说集和中篇小说集《火光在前》等，刘白羽作为著名作家，笔势雄劲豪迈，充满热情，具有强烈的战斗气息和鼓舞力量。建国后，在散文创作上取得较高成就，与杨朔、秦牧一起被称为当代影响最大的散文家。同时，他继续创作小说，有短篇小说集《战斗的幸福》等。1950年参加编制反映解放战争的影片《中国人民的胜利》，该片获苏联斯大林文艺奖金。1955年后，主要从事文化部门领导工作，曾担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文化部副部长，在军内曾担任总政文化部部长职。1979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刘白羽小说》。1996年华艺出版社出版十卷本《刘白羽文集》。刘白羽的短篇小说创作，较有影响的作品当数《龙烟村纪事》和《无敌三勇士》。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刘白羽的文学创作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不过这时期的创作多以长篇小说为主，其中《第二个太阳》是这个时期最具影响的作品。这部30余万字的作品，原载《当代》文学双月刊1987年第3期，1987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举南下的历史背景下，对解放军某兵团从攻占武汉到进军湖南的战斗历程展开描写。主人公、兵团司令员秦震一家三代人前仆后继、矢志不移的革命行为，是一曲用生命夺取光明的赞歌。作者把主人公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开掘其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和心理世界，既具有生命实感，又融入作者对历史、战争和人生的思考。小说大开大阖，气势恢宏。如火如荼的军事冲突和细腻委婉的人情伦理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生动的画卷。作者在语言上保持了固有的抒情与思辨的风格。虽然有些地方含蓄蕴藉不足，但总体上说诗情洋溢。作品于1991年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第二个太阳》之所以引起广大读者及文学界与理论评论界的关注，其缘由并不仅仅是因为老作家在停笔数年后的一部长篇的新闻效应，主要是作品成功地塑造了我军高层指挥员秦震这一文学形象。如果说作者此前的作品更多的充满乐观主义和浪漫色彩的话，那么这部作品却偏重于对事实及现实的深沉思考。作品以人民解放军从攻占武汉到进军湖南三个月的进程为经线，以兵团司令员秦震一家三代人的历史命运为纬线，高度概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壮丽图景。作品主人公、兵团司令员秦震，他的父母、同盟会元老秦宙、陈雪飞，他的女儿、打入敌人营垒的地下工作者白浩，这一家三代人奋斗牺牲的历史活动，几乎可以概括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作品开合散聚、收放自如的艺术构思，不但能使之包纳了较大的历史生活容量，而且可以有纵深地揭示其内在底蕴：新中国这辉煌于人间的第二个太阳，正是由无数志士、先烈和人民群众用生命和热血铸造、用一代又一代人的顽强奋战搏取的。作者以生动感人的笔触，回答了长期以来所思考的“胜利是怎样得来的”这样一个严肃的命题。由这部作品我们再次看到作家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感受作家在文学创作中那种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如果说这部作品与以往革命战争题材作品还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作者没有将战争的军事对抗形态的生活当做惟一的观照对象，将战争生活的表现单纯理解为运筹帷幄、决胜疆场的军事斗争情景的描写，它在惊风急雨般的军事冲突形态的场面中，涂抹着多姿多彩的画面，这一点，也许正是作品因更加贴近生活而获得更多的读者的喜爱。
2．魏巍和他新时期的创作
魏巍（1920—）当代小说家、诗人、散文家。原名鸿杰，曾用笔名红杨树。河南郑州人。自幼喜爱诗歌。中学时代，在郑州报纸上主编过《芦笛》、《铁笛》周刊。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到山西前线参加八路军，不久到延安，与田间等人一起提倡街头诗运动。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就读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赴晋察冀边区，在部队长期做宣传工作，历任教育干事、宣传干事、宣传科长、团政委等职。1950年赴朝鲜战场。建国后历任《解放军文艺》副主编、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总政文化部文艺处副处长、北京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文化部部长、北京军区政治部顾问等职。曾当选为中国文联第二、三届委员，中国作协第二、三届理事、第五届顾问，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90年出任《中流》主编。他以创作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为主。抗美援朝期间所写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产生巨大反响，全国传诵一时。其小说主要有中篇小说《长空怒风》（与人合作）、《东方》（获茅盾文学奖）、《地球上的红飘带》等。作为一名老作家，魏巍的创作一开始就融入了革命英雄主义色彩。他的战地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既是他的成名作，又是他的代表作，其影响足可涉及我国几代青年人，“最可爱的人”以至成为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礼赞和别称。该作品的文学地位足以和他后来的长篇巨制相媲美。新时期以来，魏巍宝刀不老，笔耕不辍，坚持文学创作，长篇小说主要有《东方》和《地球上的红飘带》。
《东方》（三卷本）197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早在写战地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时，作家就曾酝酿创作一部反映抗美援朝战地生活的长篇小说，但因多种原因，一直未能付诸实践，粉碎“四人帮”以后，作家的这一夙愿终于得以实现。这部作品1977年12月最早由《人民文学》杂志发表第一部《山雨》。其后，《宁夏文艺》、《上海文艺》、《河北文艺》、《解放军文艺》、《河南文艺》、《鸭绿江》等刊物相继转载。至1978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全书出版。小说以抗美援朝战争为背景，着重描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一个连队——红三连的活动。还穿插冀中平原的农村生活和斗争情况。在朝鲜战场形势严峻的消息传来之后，刚刚回家乡凤凰堡村探亲不久的郭祥与他的战友们经历了志愿军渡江的第一战役，把敌人赶到“三八线”一带的第五战役，惊心动魄的坑道战，弹尽粮绝的黑云岭阻击战等血与火的考验，打击了美国侵略者和破坏和谈的李承晚军队。后方，以杨大妈为首的革命群众面对地主分子猖狂挑衅，坚持办起了生产合作社，团结教育贫苦农民，以实际行动还击敌人。作者意欲写出“国内国外两个战场的关系”，较为全面地再现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运动。小说成功地塑造了郭祥、邓军、杨雪、乔大夯、刘大顺等志愿军指战员的英雄群像，这些“最可爱的人”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作者在塑造人物时敢于触及人物内心世界，对志愿军内部存在的种种尖锐矛盾也有所触及。小说“原计划是写彭总的，但因为是1959年动笔，不好办了。所以就干脆写群众。”（《东方·序》）三版时作者补写了一些关于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故事情节。作品获首届茅盾文学奖和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作为一部有开拓创新意义的作品，该书出版引起文学界的广泛注意，有人评价，《东方》是一部具有史诗规模的作品，它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反映广阔、深厚而有历史纵深，贯注着一种史诗精神。这部作品对抗美援朝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所展开的史诗规模的艺术描绘，对众多的志愿军英雄战士和人民群众形象的血肉饱满的塑造，磅礴的气势与炽烈的**，浓郁的生活气息与鲜明的民族风格等等，这些特色和成就，使它不但在十年动乱结束以后的社会主义文学创作中占着一个突出的位置，就是在建国以来产生的优秀军事题材长篇作品的行列里也毫不逊色。因此，当《东方》荣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和第一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时，人们并不感到意外。这里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东方》最初构思的时候，作者本来就有描写司令员彭德怀的计划，因为要全面反映抗美援朝的历史面貌，不能不写到前线的最高指挥者彭德怀的活动。可因为历史上人所共知的原因，作家的构思无法形诸笔墨，不得不留下历史的空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良好局面，给作者填补这一空缺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作家在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认真地积累充实了生活素材之后，又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创作，终于在小说第三版出版时填补了这一空缺，使作品在整体上进一步完美，在宏观架构上进一步具有大气磅礴的气势，使作品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史诗性意义。作家在填补的这些章节里，紧紧把握住彭总这一具体人物的突出性格特征，将统帅者聪明睿智和战士的淳厚质朴相融为一体，创造了一个较为鲜明、丰富的艺术形象，使彭总这位久经沙场的统帅人物的优异品质，他驾驭战争的胆识和谋略，他洞察风云、纵横捭阖的战略眼光和通变能力，他为实现战略意图所表现出的坚强意志与韧性，以及他在危急形势下的镇定自若和清醒理智等等，在作品中都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示。这些章节的增补，使《东方》进一步臻于完善。
进入新时期，魏巍虽年届花甲却笔耕不辍，除《东方》之外，他还创作了反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是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写长征，最难的莫过于实现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地球上的红飘带》恰恰在这方面作了较深入的开掘。作为一个老作家，《地球上的红飘带》是作家创作中重大转折和自我超越，从《谁是最可爱的人》到《东方》，再到《地球上的红飘带》，作者的每部作品几乎都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而这部作品，无论是在对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把握上，还是作品的内在结构上，都是对前期创作的转折和超越，作家站在更高的角度，以更加壮阔的场面和恢弘的气势，描写了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这是第一部比较成功地反映长征的作品。
3．黎汝清、石言、彭荆风、叶楠、莫应丰等人新时期的小说创作
新时期以来，除了刘白羽、魏巍、徐怀中等有新作不断问世以外，作品数量较多，且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比较执著，成就较为显著的，当数黎汝清。1928年出生于山东博兴的黎汝清，1945年参军，在部队从事宣传工作，曾参加解放战争中的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建国以后当过教导员、医院副政委、党委秘书等，早期曾在业余时间从事儿童文学和诗歌创作。1962年调南京军区创作室以主要精力从事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多年以来，这位勤奋的老作家恪守自己的座右铭：“面对稿纸，背对文坛。”意在躲开文坛上浮躁的喧嚣和毫无意义的名利纷争，一心埋头文学创作。因此，他很少参加什么文学活动，一直勤勤恳恳地埋头创作，他自《海岛女民兵》之后，从“文革”后期至今已创作了《万山红遍》、《叶秋红》、《冬蕾》、《雨雪霏霏》、《生与死》、《芳茗园之夜》、《深谷英魂》、《湘江之战》、《碧血黄沙》、《故园暮色》、《漠野风尘》、《故园夜雨》等15部长篇，共约700余万字。《皖南事变》是影响较大的长篇，也引起过文坛上的争议。
新时期以来，黎汝清的笔触指向，主要是革命战争的历史，特别是革命战争史上的重要事件，这些事件，又主要以悲剧事件为主，如“皖南事变”、“湘江之战”、“西路军征战”等等，这些事件，长期以来曾被视为创作的禁地，因为这些事件往往都是以我党我军遭受重大损失而成为事件主题的。因此，这些事件也像谜一样，长期以来令人感到扑朔迷离。黎汝清1987年问世的《皖南事变》，就有了在悲剧题材方面开拓和创新的意义。《皖南事变》是一次题材的突破，人物形象创新的突破，同时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结合上也是一次突破。发生在本世纪40年代初的皖南事变，是震惊中外的一次历史悲剧，是由蒋介石精心策划的“千古奇冤”，这次事变，使新四军9000将士成为冤魂。“皖南事变”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是一首悲壮的史诗，造成悲剧的深刻原因既有反动势力的围剿和阴谋，同时也有革命者自身的重大失误。历史的灾难往往造成文学的不朽，因为以历史灾难为题材的悲剧文学，所提供给人们的内涵更为深刻。所以，《皖南事变》所提供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就往往超出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及其战略战术得失的一般意义，它具有自身更为独特的审美效果，因为悲剧往往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它能激起人的更深邃的思索，给人以崇高与美的精神陶冶。《皖南事变》一书，有评者认为具备了“史诗的品格”，之所以如此，是作者大胆地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求真辨伪，发隐抉微，做出了独树一帜的雄辩结论，避免了对人物做出简单的道德评判。正如作者本人在《皖南事变》后记中所言：“如果要问这部作品的凝聚点，它是九千人的大悲剧。通过这场大悲剧，展示人类的优点和缺点，展示历史悲剧与性格悲剧的密不可分，展示人类性格中的善良与丑恶并存，伟大与渺小并存……”作为一部文学著作，作品强烈的思辨色彩，为人们提供了一部九千人命运急剧变化的人生启示录。皖南事变是一个大悲剧，更是展示各类人物复杂内心的历史大舞台。在这里，伟大与渺小，善良与丑恶，崇高与卑鄙，忠诚与背叛，光明与黑暗，真理与谬误，幸福与灾难，构成了不同人物命运的发展史，是一部形态各异的人物心态图。许多人物在死亡面前的各种表演，给人们以深刻的思索和启示。许多人物在种种条件下悲剧式的牺牲，不仅包含着人格美和心灵美的张扬，而且有思想和道德的撞击，从而加深了人们对生活内涵的理解。作为一部悲剧作品，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史上的重要一笔，它对读者的影响也是广泛的和深远的。
石言（1924—）是与黎汝清同时活跃在军旅文坛的南京军区作家。石言，是浙江平湖人，出自书香门第，1941年就读于上海政法学院，有较深的文学修养。1942年参加新四军即开始发表作品。他一直在文艺单位工作，曾担任南京军区文艺处副处长、话剧团和歌舞团团长、创作室主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石言崇尚战争文学的史诗品格，他的个人创作却追求抒情性与故事性的统一，在短篇小说中逐渐形成了婉约、缜密而秀美的艺术风格。1950年发表《柳堡的故事》一举成名，后也因其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新时期开始创作后，他以《漆黑的羽毛》和《秋雪湖之恋》分别获第五届和第六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4年他创作的《魂归何处》因对战争的反思和人性的探索而为文坛关注。《秋雪湖之恋》是作家新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短篇佳作，作品对十年动乱生活的表现，之所以给人别开生面之感，正在于作家采取了一种新的或更高一些的生活观察点。小说并不讳饰那些动乱岁月中发生的生活悲剧，然而却在邪恶势力压顶的环境中，充满诗情地礼赞着与之抗衡的善与美的力量，礼赞着人民战士为保护群众而进行的曲折坚忍的斗争，就像是乌云缝中的一块蓝天。秋雪湖畔部队农场饲养班的6名新老战士，在奸佞当道、蛇蝎横行的岁月里，所展开的抗击邪恶、英勇机智的斗争，是特殊的又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它展现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势力笼罩大地的阴影，也揭示了这帮邪恶势力的虚弱本质。小说对班长严樟明形象的塑造，给人以散发着军人气息的质朴美感。
彭荆风也是新时期创作颇丰的部队老作家，他原名彭芝生。江西萍乡人。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军进驻云南边疆，从事民族工作，业余开始文学创作。1956年加入中国作协。1957年错划为“右派”。1962年深入滇南地区体验生活。1968年受“四人帮”迫害，被监禁达7年之久。1979年春获平反。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昆明军区编辑、创作员、宣传部副部长、成都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云南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1952年起开始发表作品，出版短篇小说集《边寨关人》和《卡瓦部落的火把》、电影文学剧本《芦笙恋歌》（与人合作）。1977年以后发表《驿路犁花》。出版长篇小说《鹿衔草》、《断肠草》及一系列中短篇小说《错位》、《宦海》、《杏花如雪》、《师长向士兵敬礼》、《赛虎》等。他的短篇小说《今夜月色好》荣获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作为一位部队老作家，他多年来勤于笔耕，且执著地讴歌边疆军民的斗争生活。
莫应丰（1938—1989），湖南桃江人。自幼家境贫寒，读书4年半被迫辍学。建国后才又继续读书。1956年考入武汉师范学院附中。1959年入湖北艺术学院音乐系。1961年参加广州军区空军文工团。1970年起在长沙群众文化室工作。1972年在《湘江文艺》上发表处女作《中伙铺》。1976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兵闯大山》。1978年调至湖南电影制片厂从事专职创作。1980年加入中国作协，后当选湖南作协副主席。代表作为优秀长篇小说《将军吟》，该作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他的作品还有：短篇小说《竹叶子》（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小说集《难与人言的故事》、《鹿山之谜》，长篇小说《走出黑山林》、《风》、《美神》、《桃园梦》等。
《将军吟》是莫应丰的代表作，1980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较早的、也是较有影响的一部正面反映“文革”浩劫的长篇小说创作。小说初稿完成于“文革”末期，显示了作者当时的勇气。粉碎“四人帮”后重新整理定稿。小说以三个军队老干部在“文革”中所遭受的迫害以及他们对林彪、“四人帮”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为结构，真实地再现了那个特定时期令人心悸的纷乱的政治风云和社会生活。从“揪斗”干部到抢材料、夺权、绑架和审查处理干部等事件在小说中都有正面的描写。但作者并不单纯地局限于这些劫难，而是以更多的、更加饱满的笔墨刻画了一批虽经历磨难，但不甘屈服、勇敢斗争且意志弥坚的老一辈革命者的形象。兵团司令员彭其是小说着力表现的英雄形象，显然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他刚正不阿、临危不惧、光明磊落、博大深沉，是一代革命家道德情操和精神品质的集中体现。作者把他当做一个综合的形象，力图写出他身上那种磨灭不了的希望光芒，以使那些在黑暗中丧失信心的人从中汲取力量，重新振作起来。尤其是第十四章“老人心”，最受人称道——彭其用一个“小小的阴谋”教训那些狂妄的造反派，玩弄他们于股掌之上，表现出成熟的政治经验。他用了几个小时，不休息，不吃饭，滔滔不绝地劝导大家，又像孩子一样天真，敞开了一个老人的慈祥心，其大将风度和赤子情怀，在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与彭其相对照的是政委陈镜泉的形象。他的性格比较复杂，既对党忠心耿耿，但又有点懦弱和迟疑，在当时文坛对正面人物的塑造中，这样的形象并不多见。小说出版后反响较大。1982年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除了以上老作家之外，在新时期以来汇入创作潮流的老作家们可以说举不胜举。如中篇小说就有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几乎在同时，他的短篇小说《我们的军长》因得力于他当年在新四军生活的体验，小说写得曲折动人，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荣获了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还有老作家孟伟哉的《一座雕像的诞生》、叶楠的《淹没不了的往事》。长篇小说有冯德英的《大地与鲜花》第一部《染血的土地》、苏策的《远山在落雪》、刘知侠的《决斗》、寒风的《淮海大战》等。短篇小说就更是数不胜数，其中较有影响的，如叶文玲的《寂静的山谷》，陆柱国的《岔路口》，黎汝清的《战地情思》、《子弹洞穿的水壶》，孟伟哉的《一个参谋和三个将军》、《一匹马》，王群生的《彩色的夜》（获第一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邓友梅的《战友朱彤心》，叶楠的《一帆风顺，燕鸥》、《祝你运气好》、《画眉鸟婉丽的鸣声》、《红军轶事》等等。
这里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老将军肖克的《浴血罗霄》，将军虽不是专业作家，但却因为深刻的生活体验，小说写得有声有色。该书1988年8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初稿完成于1950年，并于“文革”中被打成“大毒草”，几经波折才得以出版。小说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为历史背景，着力描写了赣西苏区罗霄纵队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受上级指示，在战略目的、行动路线和意图都不十分清楚的情况下，向北转战的经历。小说构思错综复杂而脉络清晰，由罗霄纵队上层领导郭楚松、杜崇惠、黎苏等写到了宣传员、侦察员、理发员、炊事班长等20余人，并且涉及到了后方的军人家属和老百姓，同时生动塑造了国民党军队的上层将领。小说中战斗生活细节丰富，特别是行军打仗等场面，笔墨简约，自然流畅。作品既展现了历史真实，又表现了作者的爱憎情感。肖克将军历50年漫长时间而完成的这部长篇小说，可以认为是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军对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一大贡献。所以说，《浴血罗霄》的出版，对中国军事文学来说，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情。所以，作品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荣誉奖，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后来，这部小说又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播出。
五 崛起的新一代小说家
新时期军事文学的蓬勃发展，表现在各种文学体裁的创作不断涌现一批具有崭新艺术风格的作品。而小说是走在最前面的文学门类，在拨乱反正、革故鼎新的变革中，小说充当了“主攻手”的作用，做出了成绩卓著的贡献。军旅小说的活跃发展，可以看做是整个军事文学在变革中前进的一个重要标志。无论是对“左”的思想禁锢的勇猛冲击，还是对传统陋习的大胆破除，抑或是向新领域、新境界的探索与开拓，小说都以其特有的体裁和表现方式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人们习惯将文学称做社会的一面镜子，其实就文学生存的基础和发展契机来说，它像社会的影子，它的兴衰荣枯无不牵系于社会历史潮流的浮降升沉。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给军事文学的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如果说，新时期军事文学有一大批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作品问世是军事文学实绩的话，那么，比之更重要的是，新时期的军事文学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造就和产生了一大批在创作上卓有建树的中青年作家，对我们军事文学的长远发展来说，这是最可宝贵的财富。他们的创作，不仅给中国军事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注入了青春活力，同时，也给新世纪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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